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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三 论语五 为政篇上（第1页）

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三论语五为政篇上

为政以德章

问：“‘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为政否？”曰：“不必泥这‘以’字。‘为政以德’，只如为政有德相似。”节。

亚夫问“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发之于政，如水便是个湿底物事，火便是个热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植。

德与政非两事。只是以德为本，则能使民归。若是“所令反其所好”，则民不从。义刚。

文振问：“‘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强去率它。须知道未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语便粗了。”时举。郑录云：“德是得之于我者。更思此意。”

或问“为政以德”。曰：“‘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为政，亦不是块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盖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岂无所作为。但人所以归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为，而天下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也。”铢。

“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罚号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则政皆是德。上蔡说：“辰非是北辰，乃天之北极。天如水车，北辰乃轴处。水车动，而轴未尝动。”上蔡所云乃北斗。北斗同众星一日一周天，安得谓之居其所！可学。

众问“为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如为孝，是心中得这个孝；为仁，是心中得这个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经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进德也’。忠信者，谓实得于心，方为德也。‘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为政，是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如众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枢纽。乃是天中央安枢处。天动而枢不动，不动者，正枢星位。枢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后一个分外开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极星也，惟此一处不动。众星于北辰，亦是自然环向，非有意于共之也。”子蒙。

问：“‘北辰，北极也’。不言‘极’，而言‘辰’，何义？”曰：“辰是大星。”又云：“星之界分，亦谓之辰，如十二辰是十二个界分。极星亦微转，只是不离其所，不是星全不动，是个伞脑上一位子不离其所。”因举晋志云：“北极五星。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铢。论北辰。

安卿问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间无星处，这些子不动，是天之枢纽。北辰无星，缘是人要取此为极，不可无个记认，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谓之极星。这是天之枢纽，如那门笋子样。又似个轮藏心，藏在外面动，这里面心都不动。”义刚问：“极星动不动？”曰：“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如那射糖盘子样，那北辰便是中心桩子。极星便是近桩底点子，虽也随那盘子转，却近那桩子，转得不觉。今人以管去窥那极星，见其动来动去，只在管里面，不动出去。向来人说北极便是北辰，皆只说北极不动。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极只是北辰头边，而极星依旧动。又一说，那空无星处皆谓之辰。康节说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为十二段，即十二辰。辰，天壤也。此说是每一辰各有几度，谓如日月宿于角几度，即所宿处是辰也，故曰日月所会之处为辰。”又曰：“天转，也非东而西，也非循环磨转，却是侧转。”义刚言：“楼上浑仪可见。”曰：“是。”直卿举郑司农五表日景之说。曰：“其说不是，不如郑康成之说。”又曰：“南极在地下中处，南北极相对。天虽转，极却在中不动。”义刚问：“如说‘南极见，老人寿’，则是南极也解见。”曰：“南极不见。是南边自有一老人星，南极高时，解浮得起来。”义刚。

问：“谢氏云：‘以其居中，故谓之北极。’先生云非是，何也？”曰：“所谓以其所建周于十二辰者，自是北斗。《史记》载北极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极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间界分。其极星亦微动，惟辰不动，乃天之中，犹磨之心也。沈存中谓始以管窥，其极星不入管，后旋大其管，方见极星在管弦上转。”一之。

子上问北极。曰：“北极自是北极，居中不动者，《史记?天官书》可见。谢显道所说者乃北斗。北斗固运转也。”璘。

问：“《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于身也。’后改‘身’作‘心’，如何？”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两件，亦只是勉强，非是有得。所谓‘得’者，谓其行之熟，而心安于此也。如此去为政，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个好人在说话，听者自是信服。所谓无为，非是尽废了许多簿书之类。但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来服耳。”义刚。《集注》。

“行道而有得于身”，“身”当改作“心”。诸经注皆如此。又曰：“古人制字皆不苟。如德字中间从心，便是晓此理。”僩。

旧说：“德者，行道而有得于身。”今作“得于心而不失”。诸书未及改，此是通例。安卿曰：“‘得于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于身’。”曰：“如此较牢固，真个是得而不失了。”义刚。

问“无为而天下归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劳力。礼乐刑政，固不能废。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术笼络天下，所以无为。”明作。

问：“‘为政以德’，如何无为？”曰：“圣人合做处，也只得做，如何不做得。只是不生事扰民，但为德而民自归之。非是说行此德，便要民归我。如齐桓、晋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大搜以示礼，伐原以示信之类。但圣人行德于上，而民自归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僩。

子善问：“‘“为政以德”，然后无为’。圣人岂是全无所为邪？”曰：“圣人不是全无一事。如舜做许多事，岂是无事。但民心归向处，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许多事都从德上出。若无德而徒去事上理会，劳其心志，只是不服。‘为政以德’，一似灯相似，油多，便灯自明。”恪。贺孙录云：“子善问‘“为政以德”然后无为’。曰：‘此不是全然不为。但以德则自然感化，不见其有为之迹耳。’”

问邵汉臣：“‘为政以德，然后无为’，是如何？”汉臣对：“德者，有道于身之谓，自然人自感化。”曰：“看此语，程先生说得也未尽。只说无为，还当无为而治，无为而不治？这合着得‘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则莫敢不正’，而天下归之，却方与‘譬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相似。”邵因举《集注》中所备录者。曰：“下面有许多话，却亦自分晓。”贺孙。

问：“‘为政以德’，老子言无为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子之言无为。孔子尝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谓无为，便是全不事事。圣人所谓无为者，未尝不为，依旧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己正而物正’，‘笃恭而天下平’也。后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笃恭尽敬。若能尽其恭敬，则视必明，听必聪，而天下之事岂有不理！”卓。贺孙录云：“老子所谓无为，只是简忽。圣人所谓无为，却是付之当然之理。如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这是甚么样本领！岂可与老氏同日而语！”

诗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个“思无邪”便了，便略了那“《诗》三百”。圣人须是从《诗》三百逐一篇理会了，然后理会“思无邪”，此所谓下学而上达也。今人止务上达，自要免得下学。如说道“洒扫应对进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到得洒扫，则不安于洒扫；进退，则不安于进退；应对，则不安于应对。那里面曲折去处，都鹘突无理会了。这个须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贯通。到这里方是一贯。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习而但求察。贺孙。

居父问“思无邪”。曰：“三百篇《诗》，只是要得人‘思无邪’。‘思无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贺孙。

“思无邪”一句，便当得三百篇之义了。三百篇之义，大概只要使人“思无邪”。若只就事上无邪，未见得实如何？惟是“思无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佐。

或问“思无邪”。曰：“此《诗》之立教如此，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祖道。

问“思无邪”。曰：“若言作《诗》者‘思无邪’，则其间有邪底多。盖《诗》之功用，能使人无邪也。”植。

徐问“思无邪”。曰：“非言作《诗》之人‘思无邪’也。盖谓三百篇之《诗》，所美者皆可以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为戒，读之者‘思无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无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统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个‘思无邪’；析而言之，则一篇之中自有一个‘思无邪’。”道夫。

“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洧》之诗，果无邪耶？某《诗传》去《小序》，以为此汉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类，皆是**奔之人所作，非诗人作此以讥刺其人也。圣人存之，以见风俗如此不好。至于做出此诗来，使读者有所愧耻而以为戒耳。吕伯恭以为“放郑声”矣，则其诗必不存。某以为放是放其声，不用之郊庙宾客耳，其诗则固存也。如《周礼》有官以掌四夷之乐，盖不以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为三百篇皆正诗，皆好人所作。某以为，正声乃正《雅》也。至于《国风》，逐国风俗不同，当是周之乐师存列国之《风》耳，非皆正诗也。如《二南》固正矣，郑卫诗分明是有“郑卫”字，安得谓之正乎！郑渔仲《诗辨》：“《将仲子》只是**奔之诗，非刺仲子之诗也。”某自幼便知其说之是。然太史公谓三百篇诗，圣人删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为皆好。盖太史之评自未必是，何必泥乎！璘。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义皆‘思无邪’。”先生笑曰：“如吕伯恭之说，亦是如此。《读诗记》序说一大段主张个诗，说三百篇之诗都如此。看来只是说个‘可以怨’，言诗人之情宽缓不迫，优柔温厚而已。只用他这一说，便瞎却一部诗眼矣！”僩。

问：“如先生说，‘思无邪’一句却如何说？”曰：“《诗》之意不一，求其切于大体者，惟‘思无邪’足以当之，非是谓作者皆无邪心也。为此说者，乃主张《小序》之过。《诗》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劝，恶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恶事至多。此等诗，郑渔仲十得其七八。如《将仲子》诗只是**奔，艾轩亦见得。向与伯恭论此，如《桑中》等诗，若以为刺，则是抉人之阴私而形之于诗，贤人岂宜为此？伯恭云：‘只是直说。’答之云：‘伯恭如见人有此事，肯作诗直说否？伯恭平日作诗亦不然。’伯恭曰：‘圣人“放郑声”，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乐耳；取者，取其诗以为戒。今所谓郑卫乐，乃诗之所载。’伯恭云：‘此皆是《雅》乐。’曰：‘《雅》则《大雅》《小雅》，《风》则《国风》，不可紊乱。言语之间，亦自可见。且如《清庙》等诗，是甚力量！《郑》《卫风》如今歌曲，此等诗，岂可陈于朝廷宗庙！此皆司马迁之过，伯恭多引此为辨。尝语之云：‘司马迁何足证！’子约近亦以书问‘止乎礼义’。答之云：‘《诗》有止乎礼义者，亦有不止乎礼义者。’”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