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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第三十五 论语十七 泰伯篇（第1页）

朱子语类卷第三十五论语十七泰伯篇

泰伯其可谓至德章

泰伯得称“至德”，为人所不能为。可学。

问“泰伯可谓至德”。曰：“这是于‘民无得而称焉’处见，人都不去看这一句。如此，则夫子只说‘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个字？公更仔细去看这一句，煞有意思。”义刚言：“夫子称泰伯以至德，称文王亦以至德，称武王则曰未尽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则文王为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则泰伯为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这一心了。”曰：“是如此。”义刚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时，牧野之师也自不容已。盖天命人心，到这里无转侧处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圣人之制行不同：‘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虽是说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处。”范益之问：“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纵使文王做时，也须做得较详缓。武王做得大故粗暴。当时纣既投火了，武王又却亲自去斫他头来枭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这也难说。武王当时做得也有未尽处，所以东坡说他不是圣人，虽说得太过，然毕竟是有未尽处。”义刚曰：“武王既杀了纣，有微子贤，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蹙眉，再言：“这事也难说！”义刚。

陈仲亨说“至德”，引义刚前所论者为疑。曰：“也不是不做这事，但他做得较雍容和缓，不似武王样暴。泰伯则是不做底，若是泰伯当纣时，他也只是为诸侯。太王翦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说。若无此事，他岂肯自诬其祖！左氏分明说‘泰伯不从’，不知不从甚么事。东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说也好。但文王不是无思量，观他戡黎、伐崇之类时，也显然是在经营。”又曰：“公刘时得一上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时，又衰了。太王又旋来那岐山下做起家计。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经理不到处，亦是空地。当时邠也只是一片荒凉之地，所以他去那里辑理起来。”义刚。

问：“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圣子，故让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问：“太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诗》里分明说‘实始翦商’。”又问：“恐《诗》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说，不应下‘实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从，是以不嗣’，这甚分明。这事也难说。他无所据，只是将孔子称‘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是与称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齐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底道理。太王、汤、武是吊民伐罪，为天下除残贼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变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实只是一般。”又问：“尧之让舜，禹之传子，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诛管、蔡，何故圣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后世将圣人做模范，却都如此差异，信如公问。然所遇之变如此，到圣人处之皆恁地，所以为圣人，故曰‘遭变事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公且就平平正正处看。”贺孙。

吴伯英问：“泰伯知太王欲传位季历，故断发文身，逃之荆蛮，示不复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顾恤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见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于泰伯，则惟知君臣之义，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从。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圣人未常说一边不是，亦可见矣。或曰：‘断发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则端委以治吴。’然吴之子孙，皆仲雍之后，泰伯盖无后也。”壮祖。

问泰伯事。曰：“这事便是难。若论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则天命已去，人心已离，便当有革命之事。毕竟人之大伦，圣人且要守得这个。看圣人反覆叹咏泰伯及文王事，而于武又曰‘未尽善’，皆是微意。”夔孙。

因说泰伯让，曰：“今人才有些子让，便惟恐人之不知。”

“泰伯”章所引“其心即夷、齐之心，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不是说逊国事。自是说夷、齐谏武王，不信便休，无甚利害。若泰伯不从翦商之志，却是一家内事，与谏武王不同，所以谓之难处，非说逊国事也。《集注》说亦未分晓耳。明作。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然圣人称泰伯为至德，谓武为未尽善，亦自有抑扬。盖泰伯、夷、齐之事，天地之常经，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义，但其间不无些子高下。若如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圣人，则非矣。于此二者中，须见得‘道并行而不悖’处，乃善。”因问：“泰伯与夷、齐心同，而谓‘事之难处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齐处君臣间，道不合则去。泰伯处父子之际，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书谓太王有疾，泰伯采药不返，疑此时去也。”铢。

问：“泰伯让天下，与伯夷、叔齐让国，其事相类。何故夫子一许其得仁，一许其至德，二者岂有优劣耶？”曰：“亦不必如此。泰伯初未尝无仁，夷、齐初未尝无德。”壮祖。

恭而无礼章

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若不合恭后，却必要去恭，则必劳。若合当谨后，谨则不葸；若合当勇后，勇则不乱。若不当直后，却须要直，如证羊之类，便是绞。义刚。

问：“‘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盖人皆有此仁义之心。笃于亲，是仁之所发，故我笃于亲，则民兴仁；笃故旧，是义之发，故不遗故旧，则民兴义。是如此否？”曰：“看‘不偷’字，则又似仁，大概皆是厚底意思。不遗故旧固是厚，这不偷也是厚，却难把做义说。”义刚。

郑齐卿问《集注》举横渠说之意。曰：“他要合下面意，所以如此说。盖有礼与笃亲、不遗故旧在先，则不葸、不劳、不乱、不绞，与兴仁、不偷之效在后耳。要之，合分为二章。”又问：“直而无礼则绞。”曰：“绞如绳两头绞得紧，都不宽舒，则有证父攘羊之事矣。”木之。

张子之说，谓先且笃于亲，不遗故旧，此其大者，则恭、慎、勇、直不至难用力。此说固好，但不若吴氏分作两边说为是。明作。

问：“横渠‘知所先后’之说，其有所节文之谓否？”曰：“横渠意是如此：‘笃于亲’，‘不遗故旧’，是当先者；恭慎之类却是后。”必大。

曾子有疾谓门弟子章

正卿问“曾子启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遗体，无时不戒慎恐惧，直至启手足之时，方得自免。这个身己，直是顷刻不可不戒慎恐惧。如所谓孝，非止是寻常奉事而已。当念虑之微有毫发差错，便是悖理伤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间，内而思虑，外而应接事物，是多多少少！这个心略不点检，便差失了。看世间是多少事，至危者无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贺孙。

问曾子战兢。曰：“此只是戒慎恐惧，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见得人心至危。且说世间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间，内而思虑，外而应接，千变万化，札眼中便走失了！札眼中便有千里万里之远！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会这个道理分晓，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这里；‘允执厥中’，便是行将去。”恪。

曾子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则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痒，则蹶然而醒。盖心所不能已，则自不至于忘。《中庸》戒慎恐惧，皆敬之意。洽。

时举读问目。曰：“依旧有过高伤巧之病，切须放令平实。曾子启手足是如此说，固好。但就他保身上面看，自极有意思也。”时举。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

问：“‘正颜色，斯近信矣。’此其形见于颜色者如此之正，则其中之不妄可知，亦可谓信实矣，而只曰近信，何故？”曰：“圣贤说话也宽，也怕有未便恁地底。”义刚。

“出辞气，斯远鄙倍”，是“修辞立其诚”意思。贺孙。

“出辞气”，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人人皆然，工夫却在“勿”字上。泳。

毅父问“远暴慢”章。曰：“此章‘暴慢、鄙倍’等字，须要与他看。暴，是粗厉；慢，是放肆。盖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则慢。暴是刚者之过，慢是宽柔者之过。鄙是凡浅，倍是背理。今人之议论有见得虽无甚差错，只是浅近者，此是鄙。又有说得甚高，而实背于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时举。

仲蔚说“动容貌”章。曰：“暴慢底是大故粗。‘斯近信矣’，这须是里面正后，颜色自恁地正，方是近信。若是‘色取仁而行违’，则不是信了。倍，只是倍于理。出辞气时，须要看得道理如何后方出，则不倍于理。”问：“三者也似只一般样。”曰：“是各就那事上说。”又问：“要恁地，不知如何做工夫？”曰：“只是自去持守。”池录作“只是随事去持守。”义刚。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章，是成就处。升卿。以下总论。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此三句说得太快，大概是养成意思较多。赐。

陈寅伯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曰：“且只看那‘所贵’二字。莫非道也。如笾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贵。君子所贵，只在此三者。‘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斯’字来得甚紧。动容貌，便须远暴慢；正颜色，便须近信；出辞气，便须远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个暴慢，虽浅深不同，暴慢则一。如人很戾，固是暴；稍不温恭，亦是暴。如人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缓，亦是慢。正颜色而不近信，却是色庄。信，实也。正颜色，便须近实。鄙，便是说一样卑底说话。倍，是逆理。辞气只有此二病。”因曰：“不易。孟敬子当时焉得如此好！”或云：“想曾子病亟，门人多在傍者。”曰：“恐是如此。”因说：“看文字，须是熟后，到自然脱落处方是。某初看此，都安排不成。按得东头西头起，按得前面后面起。到熟后，全不费力。要紧处却在那‘斯’字、‘矣’字这般闲字上。此一段，程门只有尹和靖看得出。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若熟后，真个使人说！今之学者，只是不深好后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后不深好。”文蔚。

敬之问此章。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是题目一句。下面要得动容貌，便能远暴慢；要得正颜色，便近信；出辞气，便远鄙倍。要此，须是从前做工夫。”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