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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法门之光（第4页）

清理者依次进入地宫隧道。手电光下，可以看到隧道两边的石墙、顶部和地面均为黑色大理石镶砌，且用白石灰勾缝。铜币仍然散落满地。在数以万计的铜币中，又发现了几枚玳瑁币，与踏步漫道上玳瑁币加起来，一共十三枚。这种玳瑁币在法门寺地宫洞开之前，中国大陆只发现过两枚！至此，法门寺地宫共出土古代货币计七万多枚、四百多公斤，几乎囊括了唐代全部货币品类。

沿着隧道向里推进，第二道石门出现了。

石门前为两块石碑所堵封。两碑字迹朝外，紧贴前室石门竖立。考古人员用了近三个小时，将两块石碑全部运出地宫。石碑刻满了以楷书书写的文字，字体看上去颇有中国传统书法飘逸大方、遒劲有力的气势。

第一块石碑，起首刻着如下文字：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

内殿首座左右街净光大师赐紫沙门臣僧澈撰内讲论赐紫沙门臣令真书

第二块碑文较前一石碑字数要多，起首两行文字如下：

监送真身使

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等如后

几位考古队员一边擦着汗渍渍、灰蒙蒙的脸，一边反复琢磨字意。最后，不禁喜形于色亢奋激动起来。

“无价宝！无价宝啊！”最先悟出门道的考古专家激动得不能自已，跳着喊了起来，众人跟着陷入不可抑制的亢奋状态。稍后，在考古发掘记录册上，把前一块命名为《志文》碑，第二块命名为《物帐》碑。

图10-3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唐代唯一最完整的物帐碑，碑文详载大唐咸通十四年迎奉佛骨后，皇室供佛器物的名称、大小尺寸、重量、施奉者姓名等

闻讯赶来的陕西省副省长、历史学家孙达人，仔细读完碑文后，喜形于色，高声对众考古人员放言道：“了不得呀，了不得！有了这两块石碑刻文，就可以按图索骥，寻找珍宝。千年迷宫，就要再现它的谜底了！”

那么，这两块石碑到底说了什么呢？

第一块石碑主要记事。《志文》碑文述说了中国历史上从元魏至唐代帝王历次到法门寺礼拜佛骨的经过，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也是法门寺最大一次劫难的“会昌灭佛”事件。从记载中，后人更加真切地了解了盛唐之时那波澜壮阔、气势恢宏又奇事百出的迎佛送骨活动。

第二块石碑主要记物，《物帐》碑上罗列着地宫里2499件文物清单。碑文详细记载了晚唐时期懿、僖二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诸头等皇室戚贵、内臣僧官供奉佛指真身舍利的金银宝器、衫袍衣裙等器物。这是中国唐代考古发现的唯一最完整的《物帐》碑。碑文物主清楚，名称罗列明晰，有标重类注，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以及衣物宝器名称、制作工艺、衡制、纺织服饰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正是有了两块石碑记载的一系列活动，才有了后来者在法门寺地宫看到的一切，并回眸历史长河中那些欢乐与悲哀、神秘与惊险的千年往事。

帝王初临

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也就是《志文》碑记载的元魏二年，发生了岐州牧拓跋育打开法门寺地宫，供养佛骨或瞻仰佛骨的事件。这是法门寺历史上第一次启奉佛骨的文字记载。

拓跋育曾为魏十二大将军之一，魏恭帝二年降爵为公，出任岐州牧一职。在被削官降级之际，他来到法门寺启奉佛骨，寻找一点精神寄托，请这位慈悲的圣者保佑。

就在拓跋育开启地宫迎奉佛骨的前后，发生了一件看似与法门寺无直接关系却关乎后来命运的一件事。

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一天深夜，一个女人在同州（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一块木板上生下了一个男娃，取名为那罗廷，意为“金刚不可坏”。这个男娃在般若寺生活了十三年，后来成为大隋王朝的开国皇帝，号为隋文帝，本姓杨，名坚。

有了般若尼寺这一段缘分，隋文帝对佛教产生了特殊感情。据王邵《舍利感应记》载，隋文帝即位前，有位印度沙门来到他的住宅，送给他一包佛舍利，请其供养。

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隋文帝敕令天下三十一个州各建舍利塔分藏他供养的那包舍利。次年再度颁诏，下令增五十个州建立舍利塔，以便分藏。

就在全国掀起建塔热潮的同时，仁寿末年（公元604年），时任右内史的李敏曾专门率人前来法门寺，修缮寺院和宝塔。

在这次修缮中，李敏等人打开了地宫，迎奉佛骨。随之在西北二十余里的风泉寺又兴建一座舍利塔。修建时，天空忽然出现祥云，法门寺僧人在观看的同时，将图景画了下来，名曰“陕州瑞相图”，后放到佛堂供养。只是这《瑞相图》不知毁于何时、何人之手，后人不曾相见，只凭流传了。

继隋文帝之后，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在即位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又大肆兴造佛寺，并于次年在东都洛阳上林苑设置译经馆，命高僧彦琼主持其事，征召达摩笈多和众多高僧学士从事佛经翻译，闹得京都内外遍布僧尼，热闹异常，甚至日本岛国也闻风而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的圣德太子派使者小野妹子和沙门（出家的佛教徒的总称）十余人来中国学法。隋炀帝在其他方面没有继承父业，唯在对待佛门一事上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其一生的荒**无道来看，他的所谓崇佛也实在具有讽刺意味。

尽管如此，由于杨家父子两代皇帝的努力，奉佛的热潮在表面上由低谷达到了一个高峰。随之而来的，是佛教在东土中国，进入了一个大红大紫的黄金时代，法门寺也由此迈向辉煌。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各地反隋义军风起云涌。太原留守李渊听信儿子李世民劝告，在太原起兵反隋，并于这年冬十一月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元义宁，自封为“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春，身为“大丞相”的李渊率部来到扶风一带视察民情，来到了法门寺。此时的法门寺，已改称成实寺。李渊受到热情接待后，按僧众的请求，下令将成实寺又改为法门寺。

李渊回长安不久，就代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年号为武德。他和法门寺之间的这一段因缘，对法门寺本身在唐代的存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秦王李世民来到了法门寺。

李世民的到来让法门寺众僧欣喜异常。在寺院老僧普贤法师组织下，全体僧众为李世民诵经焚香，大肆颂扬其攻伐征战的英明功德。佛门教义的宗旨是反对战争和杀戮，六戒中的首戒便是不杀生。但此时的僧众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李家王朝像耀眼的旭日已经在东方升起，天下眼看要归属这个家族了。

按僧众的请求，李世民亲自命人找来80名民间汉子来寺剃度，充作僧人，使法门寺僧人一下增加到110人，而当时天下僧众总和不过3000人，可见李世民对法门寺的看重和厚待。临别时，李世民又赠一批财物于寺院，以示对佛祖的尊崇和敬重。

李世民的到来，使法门寺声名鹊起，誉满京华，一时间天下寺院无一能与之匹敌。自此，法门寺具有了至尊至圣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