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一尊外部包裹着夹金织锦的铁函显露了出来。众人欢呼,相互传看,而后一同将铁函抱出了地宫。此时是1987年4月28日。
秘龛铁函内盛放了什么圣物?为何放置得如此神秘?
开元密宗三大士
唐长安四年(公元705年)正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病重不起,早已按捺不住的宰相张柬之等抓住时机率兵进宫,杀死武则天正在宠幸的“嬖臣”张昌宗、张易之,拥唐中宗李显复位,并取消武周国号。是年冬天,武则天在忧郁中死去。
唐玄宗即位不久,便对佛教采取了一定的限制。由于受武则天崇佛的影响,到中宗时期,普天之下已出现了“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的奇特现象。而此时的朝廷竟听任贵戚造寺度人,那些富户强丁多削发避役。到了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同样懦弱无能的李旦,又准许贵妃、王公大臣之家建造功德院,浪费钱财无以计数,大唐王朝的国计民生受到威胁。
开元二年(公元741年),根据朝臣姚崇的上书,年轻气盛的唐玄宗下诏,敕命淘汰伪滥僧尼1。2万余人,责令还俗,并传谕百官,嗣后不得私造寺庙。并同时规定,僧尼必须致敬君上,恭敬父母。自此之后,关于佛门僧尼是否恭敬君王的不休争论基本结束了。
尽管唐玄宗对佛教做了具体的限制,但并没有禁佛。相反的是在他执掌朝政期间,佛教弟子迎来了造像的黄金时代。至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就出现在唐玄宗一朝和稍后的时期,这尊花费了90年时光雕凿而成的巨大佛像,在显示了“开元盛世”浩大气魄的同时,也展现了唐玄宗对佛的心态。与这个心态对应的还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事件。正是在朝廷的许可和支持下,鉴真和尚才得以多次组团东渡,并最终到达了日本,为大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唐玄宗以自己的智谋才情将大唐王朝推入了“开元盛世”,开始要“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尽情地享受一下人生——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三个不同凡响的印度和尚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分别是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史称“开元三大士”。
这“开元三大士”将一种叫作密宗教派的佛家理论带到中国,并在朝廷的支持下很快发展传播起来。
所谓密教,本是相对显教而言的。佛学中的显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种种经典,因有文字语言,让人一目了然,故称显教。而密教则是毗卢遮那佛(法身佛)直接所说的奥秘大法,其教理组织不易说明,但以咒术、仪礼形式作为特征。比如文字的意义,本从声音而来,有“阿”之声音,而后有“阿”字,其声音又是依因缘而生,一对触耳,再闻不得,故声音亦毕竟不可得。这样,由文字音声上,可观诸法空不可得之理。也正因如此,密教以真言密咒为最根本修习方法。
由于密教的佛法教义无法以一般文字语言说明,只可在身、语、意三密相应之间进行体会,于是就显得分外神秘,并且在这种神秘之中,也蕴藏着更为深邃、玄奥、广大、不可思议的意境。正因如此,它才深深吸引了一批信徒,并在中国很快扎下了根。
善无畏**恬淡简朴,静虑怡神,来中国后,传法有道,声誉大起,被唐玄宗礼拜为国师。当时中国本土有一名叫一行的高僧,奉玄宗之命去见善无畏,请教佛法。谁知二人一见,相互倾心。从此,一行便投在善无畏门下,学习密教传承以及基本密法。以后,一行在主持大唐繁重的修订历法工作的同时,协助善无畏翻译出密典多部,其中就有《大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七卷,即密教经典之一的著名的《大日经》。这部经卷,抒发佛门义理,精致严谨,深得密法真髓,千百年来备受推崇。
另一位“开元三大士”天竺高僧金刚智,于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来到长安,开始传授密法。他在唐玄宗的崇信下,于皇宫内外设坛灌顶,广度四众,朝野士庶争相归依。从师于善无畏的一行,也拜在他的门下亲受其灌顶,秉承其所传密法,深得其要。后来金刚智收受一位来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弟子,这便是位列“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
金刚智在弟子不空及一行的协助下,也译出密教经典多部,其中有《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四卷,以及《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教王经》三卷,后人习惯上将两者并称《金刚顶经》,这部经卷,亦是密教根本经典之一。
就在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等创建汉地密教的同时,印度密教又有一条支流,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西藏。以后这条支流教网日张,流行远播于西藏、青海、蒙古等地,形成了区别汉地密教的“藏密”,并成为西藏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相反的是,随着唐末五代的连年战乱,由善无畏、金刚智等首创的中土密教,渐渐法脉断绝,不为人知了。幸得当年来华求法的日本僧人最澄、空海、圆仁、圆珍等将汉密带回了日本,并逐渐使这一佛教宗派发展、繁荣起来。
许多年之后,人们在法门寺地宫发现了早已断绝的“唐密曼荼罗道场”,因而也就从中窥看到中土密教的神秘和本质。这一切,当然是后话了,暂且不提。
图10-9北京雍和宫密宗双身造像(汪尧民摹绘)
唐玄宗对密宗教派的理论越来越崇信,最后到了一刻也难以分离的程度。他在长安宫中住得久了,要去东都洛阳散心,僧人善无畏也得令必须随驾前往,并不间断地向这位**逸皇帝传授“佛显五智”说,即大日如来、阿閦、宝生、无量寿、不空成就的五种智慧,按照密宗理论,如果众生有了这五种智慧,虽食肉、饮酒、做男女之事也能达到“菩提”(觉或者智),这五种智慧必须由师父秘密传授才能得到。
正是在这样一种崇佛理论的具体指导下,唐玄宗才越来越迷恋女色,不问国事,最后导致了使大唐由兴转衰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马嵬坡事变”的出现连同唐玄宗的仓皇南逃,给了太子李亨以篡夺皇位的可乘之机。他自奉天北上,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马抵平凉。西北军人立即拥立李亨在关中灵武县境即位,从此完成了玄宗朝向肃宗朝的更替。
就在马嵬坡事变刚过,唐玄宗要逃亡之时,关于去向问题,君臣分别选择了蜀中、太原、朔方、西凉等几个地方。随驾的高力士最后做了总结性的发言:“太原虽近,地与贼连,先属禄山,人心难测。朔方近塞,全是蕃戎,教之甚难,不达人意。西凉地远,沙塞萧条,大驾巡幸,人马不少,既无备拟,立见凄惶。剑南虽小,土富人强,表里山河,内外险固。以臣所视,幸蜀为宜。”高力士力主去巴蜀,恰合玄宗的心意,这就促成了玄宗幸蜀。
唐玄宗走了,太子李亨篡权成功,是为唐肃宗。面对刀光剑影的乱世,这位新即位的皇帝却无法回避高力士所担心的“朔方近塞,全是蕃戎,教之甚难,不达人意”的矛盾。虽然朔方军队将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部拥立肃宗并愿为之拼杀疆场,从而构成了大唐军队的主要支柱,但该部多为突厥,极难顺从。后来肃宗又调集的西北各镇军人,也是一支成分复杂、信仰不同的少数民族军队,只凭传统的儒家忠君保国思想是不能稳定它的。而军心不稳,战斗力就无从谈起,并且蕴藏着随时倒戈的危险。为了求得各个民族间在思想上的共识,让军队为大唐效力,唐肃宗不得不再次借用已在西北少数民族中有极大影响的佛教,而法门寺已是极负盛名的佛门圣地,唐肃宗立即诏令平叛指挥部移驻当时被称为凤翔郡的扶风。
不空接到诏令,立即指导肃宗收复京都长安的策略,并指导在扶风设曼荼罗“降魔”。他召僧侣数百,每日念《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以招兵引将,消灾降魔。当时数百名僧众在曼荼罗内道场昼夜念佛,声闻禁外……不久,陇右、河西、安西、西域诸路大军奔赴扶风,聚集在肃宗的大旗下,开始了向叛军的战略反攻。
至德二年,唐军收复长安,唐肃宗将这次胜利归于佛的神灵保佑,功劳首推僧人不空,并诏不空入皇宫为皇帝行“转轮王七宝”灌顶大法,俨然一位忠诚的佛门弟子。
既然佛的神灵可以稳定军心,可以保佑唐军取得一次次胜利,那么就一定能保佑李家王朝政权的稳定与巩固。出于这种考虑,唐肃宗不顾当时战乱未平、国困民穷的尴尬处境,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诏令臣僚僧众到法门寺打开地宫,迎奉佛骨。
与此同时,李光弼正率领唐军与叛军史思明部在洛阳血战,唐将康楚元在襄州叛变,并切断唐王朝的漕运粮道,大唐王朝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由于财政的极度困难和战局的吃紧,迎奉佛骨的活动只持续了两个月便匆匆结束了。
唐肃宗在改元宝应后不久便病死,生前借助佛事活动平息“安史之乱”的目的虽未达到,但客观上为巩固李家王朝的政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经过一场兵祸战乱之后的李家王朝,以胜过以前的热情展开迎奉佛骨的活动。
韩愈的谏佛骨案
唐宪宗是在“永贞内讧”[4]的政治斗争中登上皇帝宝座的,他用优抚的办法招降诸州叛将,使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的内乱局面稍有好转。他当时被誉为是个治国有方、睿智明断的皇帝。
登上历史舞台的唐宪宗对先辈们特别是处于乱世中的肃宗、德宗两朝,借助佛教的力量来稳定、巩固李家王朝的做法坚信不移。就在他登基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即诏令天下大德高僧全部赴京师长安阐扬佛法,并特地把名声正兴的知玄和尚召入内殿寻求佛道,同时赐予这位高僧“悟达国师”的名号。第二年,唐宪宗又诏令宦官吐突承璀等人任左右街功德使职务,掌天下僧尼道士,沙门僧端甫、灵邃分别为左右街僧事。由皇帝本人身边的宦官和高僧共同来管理沙门,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了朝廷与佛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