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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明朝那些事儿（第4页）

万历七年（1580年），不满18岁的万历皇帝第一次到天寿山谒陵时，就开始考虑建造自己的陵寝了，只是当时担心张居正（1525—1582）等人劝阻谏争，所以此次谒陵并未公开提出预建自己寿宫的想法。从1582年冬天到1583年春天的几个月，一直纠缠于清算张居正等人相关事宜的万历皇帝，情绪陷入了混乱。继张居正之后出任首辅的张四维，洞察皇帝心理后，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得到了一条计策。他建议万历修建寿宫，万历皇帝欣然同意。

对于刚刚步入21岁青春年华的万历皇帝来说，这一看似奇特的抉择并非因为他认为自己死期临近。有研究者认为张居正的去世，使他越来越感到群臣阁僚们并没有把皇帝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机构来看待。万历虽然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如果仔细地回忆万历的人生，就不会遗漏这件事以及万历在这件事中所表现的思想脉络及人生感悟。那是1583年春，恰值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次策文的题目出人意料地竟多达500字。他询问那些参加会试的举人，为什么越想励精图治，后果则是大臣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弛？

答案显然是无法靠几个参试的举人能准确地找到的。此时的万历皇帝陷入了更加沉重的精神重压中，他唯一的希望和寄托就是接受这精神上的活埋。

出乎万历意料的是，这次预筑寿宫不但没有遭到廷臣的劝谏和阻止，反而得到了极力迎合。事实上，直到他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廷臣在他所干的其他事上横加干涉，屡屡进谏，而对此事却如此宽容和谅解？也许群臣们认为，此时的皇帝已经足以让后代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正值青春年少，但是已御宇十年，具有足够的资格当此殊荣了。

根据张四维的建议，此项工程参照明世宗在嘉靖十五年选择山陵的惯例，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人员及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先行去天寿山选择“吉壤”二三处，以便于皇上在谒陵过程中钦定。

万历十年（1583年）二月四日，礼部首次派遣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一行去陵区勘察，择得谭峪岭、祥子岭、勒草洼三处吉壤。又经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张四维、司礼太监张宏及通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一起校勘，确认三处均为吉壤。

三处俱吉，自然不能都用，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而这个选择只能由皇帝自己决定。于是，万历假借恭谒山陵行春祭礼之名，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第二次“谒陵”。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30名、大汉将军300名、其他武装军校4000余人，浩浩****，向天寿山行进。

御驾尚未出动，京城便开始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戒严事宜。他的任务是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声势浩**的队伍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室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在几十里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万历出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侍卫们赶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灾。这次事故，群臣再度大惊失色，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即劝万历停止前行，但未得同意。

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万历此行的目的很明显，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既然以谒陵为名，那么谒祭在所难免，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此，在出发之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十四、十五两日，万历在拜谒完长、献、景、裕、茂、泰、康、永诸陵之后，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后经张四维谏阻，才勉强作罢，只命驸马等人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三处详细查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万历：“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导致官员之间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事件。

四月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访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被列为“吉壤”，内心十分欣喜，仿佛高官厚禄就在眼前了。

令梁子琦遗憾和痛恨的是，首辅申时行的出任使他失去了这次加官晋爵的机会，最终落得贬职闲居的下场。

张四维继任首辅不到一年，父亲不幸病逝。张四维只能离职守制，在此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在居丧将要期满之时又突然患病不起。恰在这时，比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先后病故，命运之神自然地把这位资历最浅的大学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

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逢迎见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其过失作为自己上台的资本。他和张四维的差异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在给万历的奏文中有这样的陈述：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申时行与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褊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万历十一年（1583年）九月十三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十六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一年半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经过万历皇帝的四处搜刮和群臣的东拼西凑，定陵总算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全部建成。整个工程总耗银800万两，相当于国库两年的全部收入。

当万历在寿宫中大摆酒宴为忠实于他的臣僚加官晋爵之时，他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帝国的末日也将来临。

泥水中拖曳前行的皇帝棺椁

万历十一年，就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并到天寿山寻找自己死后乐园的这一年，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人、25岁的努尔哈赤开始显示他过人的军事才华。

由于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用计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他便凭借祖上遗下的13副铁甲和族人一起对明发难。当万历皇帝接到边廷上传来努尔哈赤要求归还祖父、父亲尸体的消息时，他绝没有料到不久的将来，就是这位努尔哈赤会和大明分庭抗礼。万历皇帝心平气和地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并加龙虎将军衔。万历的册封，使努尔哈赤如虎添翼。他不断吞并周围部落，在征战中创立和完善自己的军事组织；与此同时，他下令开采金银铜矿，置办冶炼，鼓励民间养蚕，发展手工业生产。努尔哈赤已不满足于做明朝的臣民，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人民，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君主那样，凭着不断进取赢得天下。这样的理想和由此而来的奋发精神，是在故纸堆和脂粉中长大的万历皇帝所不具有的。

努尔哈赤亲率两万铁骑，直入要地抚顺，迫使守将李永芳投降，并将救援的张承荫等将领一举击毙。然后，乘胜进兵抚顺东南的鸦鹘关，再克清河，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大军横扫北国朔漠平川，疾速向关内挺进。这时万历和他的臣僚们才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边防的军事危机飞报皇帝，但是万历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又没有整顿军备，自然他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边关了。既然他的权力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那么在这边关危难、大兵压境之际，万历皇帝只能盲目听从大学士方从哲的请命，慌忙之中任命那位在抗倭战争中讳败为胜的杨镐为将，从而使明军在关键的一仗中丧师失地。

万历见明军已无力阻挡努尔哈赤的铁骑，就通过太监找来阴阳术士王老七，施展阴阳之术，以破敌军。王老七一番占卜之后，跪请皇帝说道：“女真人之北关，与其祖坟风水有关。如将房山金人陵寝捣毁，泄其王气，明军可能转为胜矣。”万历皇帝闻听此言，大为惊喜，于是谕令兵部急速派人赶往房山，捣毁金人陵寝。

金朝原是由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建立，12世纪初，其部落联盟的首领完颜阿骨打战胜辽，夺得了东北和华北的统治权，当上了皇帝，是为太祖。阿骨打死后，原葬于东北海古勒城西的泰陵，其弟太宗之陵原来也在上京。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又把他们二陵及其同葬十陵迁到中都（今北京）。两年之后，房山寿宫建成，便把棺椁运往房山陵地安葬。由此，这里便形成金代太祖、太宗、十帝和其他后妃王公的数十处陵墓组成的皇家陵区禁地。

明军进入房山金人陵区之后，大肆焚烧盗掘，整个陵区烈焰升腾，烟尘四起。不到两个月，建筑规模和历史艺术价值比明十三陵毫不逊色的房山金陵，毁坏殆尽。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万历皇帝死后，他的孙子天启皇帝朱由校见努尔哈赤不但没能自灭，反而锐气剧增，又听阴阳术士之言，在房山金人陵区修建一座关公庙，以压其胜……而最后的结局是清军入关，多尔衮下令捣毁十三陵，以报房山金陵被毁之仇。其中定陵遭其毁坏最为严重，宝城垛口、明楼地面的花斑石、外罗城等建筑全被焚烧捣毁，辉煌的定陵园林只剩一座明楼。这个报复性的毁灭要在万历死后24年才得以应验，当然这是后话。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六日，孝端皇后王氏气绝身亡，按照她生前的地位要葬于定陵地宫。为担心雨水进入玄宫，礼部左侍郎孙如游上疏说：皇后发葬，惯例要出百日，可玄宫隧道不可久泄，眼下正处大雨季节，臣等非常担忧。万历皇帝连战事都不再顾及，哪还有心思去理睬这些事，所以王皇后的棺椁一直没有入葬。从此，群臣们不再过问，只管在沉沦中苟且偷生。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于一病不起。这位“难识君王真面目，三十余载匿深宫”的帝国君主，在将要撒手归天的弥留之际，竟然连太子常洛也不见，更不允许大臣们去问安，他只要既带给他欢乐、又带给他苦恼的郑贵妃陪伴。两人相对，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庆幸，在这郁闷苍凉的人生旅途中，能和这位美丽聪明的爱妃相遇。同时，他又感到无限的内疚和忧虑，他辜负了爱妃和爱子的期望，使她和她的儿子落到今日天各一方、茕茕孑立的可怜境地。他无法知道自己死后，太子常洛会对郑贵妃施以什么样的残酷手段。他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的珍贵与紧迫，在这阳气尚存的最后一刻，他强打精神，谕令方从哲等几位重臣前来受顾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