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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自来石的提示，发掘人员穿过20米长的前殿，又看到一座紧闭的石门。纵横9排共81枚乳状门钉，在朦胧的光亮里闪闪烁烁，如同暗夜里无尽苍穹中密布的群星，令人遐思，使人陶醉。九是自然数字中最高的一位，石门上纵横九排乳状门钉，意在象征吉利与权威，这是帝国皇帝“九五之尊”的具体体现。

他们拿出“拐钉钥匙”，用开第一道石门的方法，将第二道门打开。

一盏汽灯照亮了三个汉白玉神座（供案）。中央一个神座较大，显然是皇帝的灵座，两边较小，是为皇后之灵位准备的。中央神座的靠背雕四个龙头，伸向两端。靠背后又雕一条纹龙，做戏珠状，四周为浮雕云纹，大有腾云驾雾之势。两侧的神座踏板前放置“五供”[10]，中央为黄色琉璃香炉。五供前有一口巨大的青花龙缸，缸内贮有蜡质，蜡面有铜制圆瓢子一个，瓢子中有一根灯芯，芯端有烧过的痕迹，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长明灯”——万年灯。

根据痕迹判断，长明灯在安葬时是点燃的，当玄宫封闭后，因氧气缺乏，才渐渐熄灭。蜡质表面一层已经凝固，后经鉴定，为芝麻香油制成。这口青花龙缸，不但是定陵出土文物中的珍品，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中的罕见之作。缸的高度和口径均为0。7米，外部刻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题款，颈和底部有莲瓣纹饰，中部绘有云龙纹，云似飘移流动，龙如初入苍穹，二龙一前一后，腾云驾雾，直冲天宇，一种栩栩如生的动感使整个器物充满神韵。

发掘人员在发现宝座和长明灯的同时，又在北壁和南壁上，分别发现两道券门。券门不出檐，无任何装饰，里边各有一座石门，用青石建成，没有铺首和门钉。券门上横以铜管扇，穿以门轴，形式虽同前殿中殿之门，但尺寸却小得多，仅高2。2米、宽0。9米，门内侧同样用自来石顶住。发掘人员用“拐钉钥匙”打开左边石门，沿券道而进，迷茫的雾气中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除中间有一孔穴，里边填满黄土外，四周空空****，一无所有。

从定陵玄宫左配殿的棺床和布设的金井看，这里应放皇后或妃子的棺椁。那么为何没有放置？是否都放在右配殿？发掘人员分析着，提起汽灯，走出小券门，顺利地将右配殿的石门打开，满怀希望地走进去。就在灯光照亮配殿的刹那间，大家的希望彻底变成失望以至绝望了。和左配殿同样大小的棺**，空空****，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金井在棺床中央孑然独处。发掘人员在殿中察看，没有一丝被盗掘的痕迹。在西端，同样发现一座石门，将自来石移开，外面也是一堵方砖垒成的大墙，大墙依然如故。

图11-7定陵地下玄宫透视

所幸的是，按照自来石书写的“玄宫七座门”提示，还应该有一座门尚未打开，这是大家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定陵发掘的成败在此一举。

发掘人员走出右配殿狭窄的券洞，沿宽敞的中殿继续向里探寻。显然，大家的脚步比先前加快了，地面上散落的腐朽木板被踩得嘎嘎响动，微弱的汽灯光犹如暗夜的灯塔，导引着夜航者在迷蒙辽阔的雾海中颠簸前行。

最后一道石门出现了。

发掘人员犹如发现新大陆一样，在绝望中迎来灿烂曙光，一种生命的**和灵魂的**喷涌开来，在这地下27米的玄宫深处升腾迸裂。30年后，发掘队长赵其昌回忆那个短暂的瞬间，曾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几乎是扑到门前的，可到了门前谁也不愿意去打开它。这座石门和最先开启的两座相同，只要移开自来石就可以打开大门，看到里面的景物。我的心怦怦地跳动着，格外紧张。以前的紧张是惧怕黑暗的气氛和不良气体之类的侵蚀，这次的紧张则是担心，担心这最后一线希望变成泡影。我拿起拐钉钥匙向门缝插去，可因为手抖得厉害，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白老接过去将自来石移开。大门轰鸣着向两边移动，金石之声在乌黑的地宫深处回**，像是在寂静的夜晚，突然刮起飓风、掀起海浪，令人毛骨悚然。这时没有人再去注意暗箭和有害气体，一双双眼睛瞪得溜圆，屏住呼吸，注视着前方。事实上，这座门内涌出的雾气最大最浓，像是有人在前方扬起一把黄尘，使我们无法睁开眼睛，泪水顺腮流淌。灯光在茫茫雾气里越发暗淡昏黄，而且不住地跳动。强大的气流和嗡嗡的回声提示我们，里面的空间一定很大。

“希望产生于失望之中。当我们顶着烟雾霉气进入大门之后，一个令我们目瞪口呆的奇迹出现了，三个硕大无比的朱红色棺椁静静地排列在棺床之上。

图11-8玄宫后殿中三具棺椁发掘时原状

“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没有人说话，幽深的地宫一片寂静，迷蒙昏暗的灯光里，只有一行行泪水在各自的脸上流淌、流淌……那是一次世间罕见的辉煌而独特的拥抱。”

万历和他的“野蛮”妃子

万历六年（1578年），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并择得黄道吉日，由张居正等人主持，于二月十九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

对于16岁的万历皇帝来说，这次大婚并不是一件撼动人心的大事。他和这位13岁少女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太后年高，望孙心切，在她心中对孙子的企盼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按照祖制，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理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万历皇帝不只是对这位王皇后没有兴趣，对其他的妃嫔也同样毫无兴趣可言。朱红色的宫廷固然壮丽辉煌，但是欠缺大自然的灵光风采，因而显得平淡无奇。即使雕梁画栋之上刻满了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也因缺少鲜活的血液而显得干枯单调。按照节令，宦官宫女们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再换成轻纱，直至打扫落叶，疏通御沟……这一切越来越显得重复无聊，在遵循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没有令人羡慕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只好无可奈何地仰天长叹。

明代的宫女大都来自北京和周围省份的平民家庭，像选后妃一样，容貌的美丽与否并不是唯一标准。凡年在十三四岁或者再小一点的女子都可列在被选范围之内，但是她们的父母必须是素有家教、善良有德的人。应选后妃的条件包括：相貌端正，眉目清秀，耳鼻周正，牙齿整齐，鬓发明润，身无疤痕，性资纯美，言行有礼。宫女的标准有别于后妃，各方面标准比后妃略低。她们在经过多次的挑选后，入选者便被女轿夫抬进宫中，从此再难跨出皇宫一步。这些可怜的宫女，只有在骚人墨客笔下，她们的容貌、生活才显得美丽而极富浪漫色彩。实际上，皇宫里的几千名宫女都归皇帝私有，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奴婢生活中度过一生，个别幸运者也是在无限期待中消磨时光。

宫女们的最后结局也不尽相同。有的可能到中年时被皇帝恩赐给某个宦官，与之结为“夫妻”，即所谓“菜户”或“对食”；有的则被送到罪臣之妇干活儿的洗衣局去洗衣打杂；倘皇帝一时兴之所至，也会把一些人放出宫去，这些大多是皇帝不能“临幸”的前朝老年宫女。留在宫中的，倘若在繁重的劳动、森严的礼节、不时的凌辱中支持不住而得病，也不能得到医治。宫女死后的待遇更是悲惨至极，她们和内监的死葬一样，被送到北京阜成门外进行火葬，骨灰则被放在枯井中，连一块平民入葬的棺材板都得不到，更无须说家人在灵前凭棺一恸了。

既然现实制度无法改变，被投入宫内的女人就要竭尽全力得到皇帝的青睐和亲近。唯此，才有可能使悲惨的命运有所改变，并可能带来一生的荣耀。这一点，在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身上就曾得到鲜活的体现。慈圣太后原为一个普通宫女，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穆宗看中，私幸后生下幼子朱翊钧，才逐渐得宠，而终于登上了皇太后的宝座。

一个极为罕见的契机在1581年悄然来到。一天，年已19岁的万历皇帝本想到慈宁宫拜见母亲，却不料遇到一个婷婷袅袅走来向他请安献茶的宫女王氏。17岁的王氏端庄秀美，颇有姿色。慈圣太后恰巧不在宫中，一个体态丰腴、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和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青年皇帝在一起，其结果是不难猜想的。万历欲火顿炽，拉住王氏便私而幸之。此时的万历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时的冲动竟影响了他的一生，并导出一场爱情悲剧。

按规矩，万历在私幸之后就该赐一物件给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何况这一举动已被文书房的内宦记入《内起居注》。因为皇帝的子孙是不许有赝品的。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他的不轨，但年轻皇帝感到此事不大光彩。他不顾王氏那哀怨的眼神，穿衣束带后径自走出慈宁宫。万历觉得一切会随着那片刻欢乐的过去而永远消失，不料春风一度，王氏却暗结珠胎了。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形的变化被慈圣太后识破并盘问出来。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一日，万历陪慈圣皇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万历问及此事，他却矢口否认。对万历一向管束严厉的慈圣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万历自己看。事实面前，万历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慈圣太后望着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在慈圣太后力主之下，王氏被册封为恭妃。王恭妃果然不负众望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万历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皇帝首次得子，在这个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国度里，自然是一件喜事。由此，皇帝下诏全国减税免刑，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喜剧，而实际上却是一场悲剧，这场婚姻以喜剧开始却以悲剧结束的根源，是万历遇到的另一个女人，即在1582年3月刚被册封为淑嫔的郑氏。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尽管14岁进宫，两年之后才受到皇帝的殊宠，但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就使这位青年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和这位少女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下了本朝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大明帝国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

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历久不衰。郑妃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野蛮”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由于万历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序幕。

还在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万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常洛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被封为皇贵妃，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他们不愿因对此事让步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

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姜应麟即上疏，给正热血沸腾的万历心中泼了一瓢冷水。姜应麟在疏中用的言辞极为尖锐沉重，他无非是希望万历能收回成命，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上则是要万历封皇长子为太子。结果使得姜应麟及后来为姜说情的吏部员外郎沈、刑部主事孙如法一并获罪。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万历对此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极其恼火。近400年后，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先生在论述万历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政见时，曾有过独特的见地：万历皇帝对于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他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越来越“出格”的作为同样感到困惑：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管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欣赏之物的价值。

国本之争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万历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那位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万历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这样，万历皇帝在那些国色天香、销魂**魄的六宫佳丽与板着面孔吹毛求疵的大臣之间，选择了前者。只有置身其中，他才能感到片刻宁静与欢乐。尤其是在那位体态娇柔、情投意合的郑贵妃面前，他才感到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万历隐私，那么皇帝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万历皇帝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虎视眈眈纠偏的大臣又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万历被激怒了，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六十，然后削职为民，以致最后愤郁而死。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喙的大臣最主要的手段了。

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为此而冒险的也就大有人在。万历皇帝在这些前赴后继的劝谏者面前，到底还是精疲力竭了，他头脑中自当皇帝始就存在着的那点儿幻想也随之破灭。母亲和张居正赋予了他满腹经纶、道德伦理、为君准则、三纲五常……似乎一切都已具备，但就是没有赋予他坚强的意志和自信，而这一点恰是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祖宗们那样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表面看来，他是因为郑妃而万念俱灰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而实际上他的灰心是因为他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造成的。贪财好色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只是他消极对抗的手段，既然这个帝国机器造就了这样一个皇帝，那么，历史也只能让他沿着这个轨道走下去了。

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万历无可奈何地立常洛为“皇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