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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第1页）

楔子

1927年复活节前夕，一个温暖的春夜，纽约城里住在高楼大厦上的人们惊呆了：全新的雪莉荷兰酒店公寓（Sherry-herland）塔楼外的木质脚手架着火了，而消防员又无法把水送到那么高的地方去。

第五大道聚满了来围观的人群，这是近几年来纽约城最大的一场火灾。总高38层的雪莉荷兰酒店公寓是当时最高的住宅建筑，尚未拆卸的脚手架覆盖了最高处的15层塔楼，足够让楼顶燃起壮观的火焰。从远处看，大楼上颇有点像在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32千米之外仍能清晰地看到浓烟。快结束时场面更为戏剧化，脚手架燃烧的部分，大约有15米那么高，从150米高的地方落了下来，带着阵阵的火花噼啪作响地落在大街上，引得围观者发出惊叹的叫声，也为正在街上劳累的消防员们带来不少危险。燃烧的余烬落到邻近建筑物的屋顶，点燃了另外4座大厦。消防员将水管对准雪莉荷兰酒店公寓的楼顶喷射，但这多多少少是种象征性的姿态，因为水流最多能射三四层高。好在大楼尚未竣工，无人居住。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人特别喜欢看大场面，到上午10点人群已经聚集到大约10万人，对一场自燃事件来说这真是场盛大的聚会。为了维持秩序，现场来了700名警察。按《纽约时报》的说法，一些有钱的围观者刚从晚上的狂欢活动里抽身，就到街对面的广场酒店订了房间，举办“即兴火灾舞会”。市长吉米·沃克（JimmyWalker）也抽空来看了一眼，途经耷拉着消防软管的街面时给弄了一身泡沫。片刻后，一块3米长的木板落在他身边的路面上，他立刻接受了撤回的提议。火灾让雪莉荷兰酒店公寓的上半截遭受了大面积损失，但好在并未往下蔓延，大火在午夜时分熄灭了。

火焰和烟雾为克拉伦斯·钱伯林（ce）、伯特·阿科斯塔（BertAcosta）带去了有趣的消遣。那天上午9点30分，两人从长岛罗斯福机场驾着一架小飞机起飞，在空中兜起了圈子。他们试图打破两年前两名法国飞行员创造的世界耐力飞行纪录。这一方面是国家荣誉问题——美国本是航空业的发源地，而今却无可救药地落在了欧洲小国后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证明飞机能在半空中待足够长的时间，完成真正的长途飞行。

钱伯林事后解释，这次演习的技巧是通过调节节流阀和燃料混合物，让飞机刚好能够飞起来，从而实现长途飞行。钱伯林说，这就叫靠着“饿不死也吃不饱的口粮”维持它。起飞之后第三天中午快到1点时，他和阿科斯塔终于降回地面，那时候燃油彻底消耗一空，他俩真正是靠着“空气”在飞。他们连续飞行了51小时11分25秒，比此前的纪录长了将近6小时。

他们面带笑容地从飞机里钻出来，向地面欢呼的大批群众致意。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于任何事情都很喜欢凑热闹。两名凯旋的飞行员又累又僵，还非常口渴。原来在出发前地勤因太兴奋而分了心，给他们的水壶里装满了肥皂水，所以两人整整两天滴水未进。撇开这点不说，这次飞行大获成功——登上了4月15日耶稣受难节《纽约时报》上的长篇报道，标题横跨整页：

飞行员创造了51小时的飞行纪录

没有食物和水的日与夜

在疲惫中成功着陆，渴望飞往巴黎

这两位飞行员飞了6600千米，比从纽约到巴黎的直飞距离多800千米。同样惊人的是，他们设法携带了1420升的燃料（在当时看来，这对飞机而言是庞大的负荷）飞上了天，而且只借助了365米长的跑道就顺利升空。所有这一切都鼓舞了那些渴望飞越大西洋的人，而在1927年春天像钱伯林和阿科斯塔这样的人很多。

有点讽刺的是，有一件事让美国的航空业远远落后于欧洲诸强，但在其他诸多领域却让它遥遥领先了，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之前几乎从没人想过飞机可用于战争。法国空军仅有30多架飞机，这比全世界其他各国的空中力量加起来还要强。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和奥地利空军的飞机都不超过4架，美国只有2架。但随着战争的爆发，军事指挥官们迅速看到了飞机的价值——侦察敌军动向、指挥炮火，以及种种作战的新方向和新方式。

早些年里，机载炸弹往往就是装满了汽油或煤油的红酒瓶子，附带简单的雷管，也有少数的飞行员投掷手榴弹。还有一段时间，一些人投掷名为“箭弹”的特制飞镖，它能刺穿士兵的头盔，或者以其他方式给地面壕沟里的可怜人带去痛苦和惊恐。一如从前，只要涉及杀戮技术就迅速进步。到1918年，欧洲各国已经投掷了总计1吨重的航空炸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过程中，德国如雨点般抛下了100万枚炸弹，总重量约达27000吨。那时候的炸弹爆炸位置很不精确——炸弹从3000米的高空落下，很难击中目标，甚至会相差800米。但不管炸弹落在什么地方，造成的心理影响都相当大。

超重的炸弹负荷要求飞机的机型更大，功率更大。反过来，这又刺激发展出更敏捷、更灵巧的战斗机，以便于为轰炸机提供护卫或进行攻击。这进一步带来了著名的空中混战，为新一代的航空进步奠定了基调。空战产生了对飞机近乎无止境的需求。4年里，4个主要作战国在空中舰队上花了10亿美元——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几乎全是从美国借来的。一穷二白的法国用4年时间建立了完整的航空产业，雇用了近20万人，生产出近7万架飞机。英国制造了55000架，德国制造了48000架，意大利制造了20000架——而就在几年前，俄亥俄州两兄弟开的一家自行车店就是整个世界的航空业。比较起来，这实在是长足的发展。

截至1914年全世界死于空难的人大概有100个，如今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在飞机上。到1917年春天，英国飞行员的预期职业寿命为8天。短短4年里，总共有30000~40000名飞行员战死或受了重伤而丧失工作能力。就连战前的空中培训也并不比实际作战更安全，至少有15000人是在飞行学校里发生事故丧命或受伤的。美国飞行员处在特别不利的地位。美国1917年4月才参战，此前没有任何一名美国军方官员见过战斗机，根本不知道如何进行指挥。探险家海勒姆·宾厄姆（HiramBingham）是马丘比丘的发现者，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向军方毛遂自荐当培训师，军队给他授了中校军衔，让他负责整个培训计划，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掌握着什么有用的经验，仅仅是因为他知道如何驾驶飞机。许多新飞行员的指导员也才刚刚学会开飞机。

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想在航空业里迎头赶上，但最终徒劳无功。国会拨款6亿美元想把空军建立起来，宾厄姆在回忆录里写道：“进入战争时空军只有两座小小的机场，48名军官，1330名士兵，225架飞机，但没有一架飞机适合飞越战线。经过1年半的努力，空军拥有了50座机场，20500名军官，175000名士兵和17000架飞机。”遗憾的是，这17000架飞机里几乎没有一架能飞到欧洲去，因为所有可用的飞机都需要用来运输部队。所以，美国飞行员抵达前线后大多驾驶的是从友军借来的、拼凑起来的飞机。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在没怎么接受过训练的条件下，开着二手飞机跟经验丰富得多的敌人展开了当时最为危险的战斗。但志愿飞行员从没缺过人手，以209千米的时速升至4千米的高空，翻滚着猛冲进搏命的空战，让许多飞行员感觉刺激得几近上瘾了。在此之前，人们几乎无法想象这种挑战是多么浪漫，多么富有魅力。飞行员是那个时代最英勇的人。

很快，战争就结束了，飞机和飞行员突然之间又毫无价值了。美国立刻取消了1亿美元的飞机订单，政府对飞行几乎丧失了兴趣。其他国家也同样下了狠手裁减空军规模。对还希望飞上天空的飞行员来说，可选的出路很少，形势严峻。许多人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只得参加商业化的活动。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商店宣称，凡是有人能把飞机降落在自家大厦楼顶，就奖励25000法郎——却完全没想过这事儿有多么愚蠢。这样的挑战再鲁莽不过了：楼顶只有27米长，四周还围着1米高的栏杆，着陆的难度和危险度都提升了好几级。但前空战王牌飞行员朱尔·韦德里纳（JulesV·drine）还是决定冒险一试。韦德里纳在屋顶安排了人手，等他飞到以后就让那人抓着机翼往下拉。小伙子们成功地阻止了飞机跃出楼顶跌入楼下歌剧院广场上成群结队看热闹的人群里，但代价是他们把飞机引到了百货商店电梯间的砖墙上。飞机摔成了碎片，韦德里纳从残骸里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仿佛一位变出了惊人戏法的魔术师。可惜没有谁能长久维持这样的好运气，3个月后他尝试从巴黎飞往罗马，相比而言，这次还是保守的尝试，但他却在事故中丧命。

韦德里纳死在法国的一座机场，尴尬地说明了有关飞机的真实情况：尽管速度和机动性有了大幅提升，但仍然非常危险，不适合长距离飞行。他坠机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海军便在一次演习中无意间向世人证明了飞行安全的重要性。海军在一次欠缺考虑的任务中派出三架柯蒂斯水上飞机，从纽芬兰途经亚速尔群岛前往葡萄牙。他们在沿线派驻了66艘船，一旦任何一架飞机碰到麻烦，都能提供协助。这或许说明了海军本来对该演习的信心就不大足。多亏事先有准备，一架飞机还没飞到纽芬兰就迫降在海面上，急需营救。另外两架飞机很快就掉进海里，只得被拖着前往亚速尔——还有一架中途沉没了。这次演习总共派出了三架飞机，最终只有一架到了葡萄牙，还花了11天。如果说这次演习是为了展示飞机还没准备好海上远程航行，那目的算是达到了。

一次性飞越大洋似乎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宏大目标。在1919年夏天两名英国飞行员却完成了这一壮举，让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倍感惊讶。这两位勇士分别是约翰·阿尔科克（JohnAlcock）和亚瑟·布朗（ArthurWhitteBrown），他们本应更出名些才对。那次飞行是史上最大胆的一次冒险，只可惜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当时这件事其实也并不太引人瞩目。

26岁的阿尔科克负责驾驶飞机，23岁的布朗是领航员，两人都在曼彻斯特长大。布朗的父母是美国人，20世纪初西屋公司送布朗的父亲到英国建厂，他们全家也就留在了当地。虽说布朗从未在美国居住过，却说着一口美式英语，直到前不久才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国籍。他和阿尔科克几乎并不认识，此前总共才一起搭档飞了3次，却于1919年6月在纽芬兰岛上的圣约翰，一同挤进了维克斯维米型双翼飞机方方正正的迷你开放式座舱，一头扎进了大西洋那险恶的灰色天空中。[1]

也许再不会有飞行员敢驾驶不够坚固的飞机去冒险了。维克斯维米型飞机比装了发动机的箱式风筝强不到哪儿去。尽管又是雨又是冰雹又是大风雪的，但阿尔科克和布朗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中却飞行了4个小时。闪电照亮了他们四周的云，大风吹得他们在空中猛烈地摇晃。一条排气管裂开了，火舌顺着飞机表面的蒙布“舔”了起来，发出了任谁都可以理解的警报。布朗不得不前后6次爬上机翼，徒手清理进气口结的冰。此外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帮阿尔科克擦护目镜——因为阿尔科克紧握着操纵杆的手片刻也不能松开。在云雾里飞了数个小时，两人彻底失去了方向。有一刻，他们钻进一片晴空，惊讶地发现自己离海面不到18米，而且还是侧着飞的，机身跟水面保持垂直。靠着为数不多的导航方法，布朗发现不知何时他们弄错了方向，正在朝着加拿大往回飞。真的再也不会有比这更令人毛骨悚然、茫无头绪全靠感觉在坚持的飞行了。

在分不清东西南北地乱飞了16个小时以后，爱尔兰奇迹般地出现在他们视野之中，阿尔科克迫降在了一片沼泽地里。他们飞了3042千米，仅为纽约到巴黎距离的一半多一点，但仍然是一桩非凡的成就。他们毫发无损地从报废的飞机里挣扎出来，却没人为他们庆祝。因为他们从纽芬兰出发的消息延时了，爱尔兰没人等着他们到来，这就打消了一切的兴奋和期待感。最近的城镇是克利夫登，发电报的姑娘业务不怎么娴熟，只能勉勉强强地传出简短、模糊的消息，这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困扰。

阿尔科克和布朗设法回到了英国，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奖牌和国王的封爵，但他们很快就回到了从前平静的生活，世界彻底遗忘了他们。半年后，阿尔科克在法国出了飞行事故，他在迷雾中撞上一棵树丢了性命。布朗则再也不飞了。直到1927年，人们开始热切地期望飞越大西洋，可他们两人的名字已没人记得。

巧合的是，几乎跟阿尔科克和布朗完成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行同一时期，纽约一位跟航空事业毫无关系的商人（他只是喜欢飞机而已）却提出了一个改变整个飞行界的计划，创办了后世称为“飞越大西洋大赛”（GreatAtlanticAirDerby）的活动。这人名叫雷蒙德·奥泰格（Raym），来自法国，是纽约的酒店大亨。受第一次世界大战飞行员事迹的启发，奥泰格设立了25000美元的奖金，奖给未来5年第一个不间断完成纽约到巴黎（反着飞也行）飞行的人。这是一笔慷慨的邀约，但完全稳妥——因为它显然超越了当时任何飞机单次航行的最大里程。一如阿尔科克和布朗痛苦地证明，光飞上一半的距离就已经达到技术和好运的极限了。

当时没人接受奥泰格的挑战，但到1924年他旧事重提的时候，事情似乎有那么一丝有望实现的可能。风冷发动机的研发极大地提高了飞机的航行里程，也让飞机变得更加可靠。这也是美国对该时期航空技术所做的一大贡献。而且，市面上还有大把才华横溢却经常无处大展身手的航空工程师和设计师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对许多人来说，拿下奥泰格的奖金不光是最合适的挑战，也是当前唯一的挑战。

第一个出面迎战的是了不起的法国飞行员勒内·丰克（Ren·Fonck），他的搭档是俄国流亡设计师伊戈尔·西科尔斯基（IgorSikorsky）。没有谁比西科尔斯基更需要成功来证明自己了，他曾是欧洲的顶尖飞机设计师，但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他失去了一切，只身逃到了美国。1926年，时年37岁的他靠教俄国移民化学、物理课为生，有条件的时候也设计飞机。

西科尔斯基喜欢设备齐全的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曾设计过一架模型机，自带洗手间和“散步台”，叫法真是高抬了这个小台子。而现在他为飞越大西洋设计的飞机是最为豪华的，它拥有皮革配件、沙发、椅子、厨房设施，甚至还有一张床，总之它能为4名机组人员提供种种舒适和优雅的生活环境。他的设想是，不光简简单单地飞越大西洋，还要有型有款地飞越它。西科尔斯基得到了一群投资人的资金支持，这伙人自称“阿尔戈英雄”[2]。

飞行员方面，他们选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王牌飞行员勒内·丰克。丰克击落了75架德国飞机——他自己则说超过120架，考虑到他是战争最后两年才开始飞行的，这样的成绩就更了不起了。战争刚开始的两年，他在法国挖战壕，好不容易说服了法国空军给他上航空学校的机会。丰克不光擅长击落敌机，更无比擅长躲避他人的伤害。在他参加的所有战斗中，丰克的飞机只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过一次。遗憾的是，打空战所需的技能和勇气跟成功飞越茫茫海洋所需的不见得是一回事。

这时候，丰克表现出了对事前准备工作常识的欠缺。首先，他在飞机还没经过充分测试之前就要动身，这让西科尔斯基感到绝望。接下来，更糟糕的一点是，他明显给飞机加上了额外的负担。他填装了多余的燃料，多带了一套应急设备，两台收音机，备用衣服，给朋友和支持者们的礼物，外加大量的食物、饮料，包括葡萄酒和香槟。他甚至打包了抵达巴黎后准备在庆功活动上吃的淡水龟、火鸡和鸭子等，就好像法国供不起他们这些东西似的。飞机总共装了12吨东西，远远超过了设计负荷——也超过了它的能力极限。

9月20日传出消息，说两名法国少校皮埃尔?魏斯（PierreWeiss）和一位叫沙勒（Challe）的上尉一次性地从巴黎飞到了波斯（现伊朗）的阿巴斯港，两地距离5200千米，几乎跟纽约到巴黎一样远。丰克为此兴高采烈，认为这表明了法国飞行员先天具有优越性，坚持立刻出发。

第二天一早，在众目睽睽之下“西科尔斯基号”被推到了起飞位置，三台银色的强力发动机转动起来。因为太匆忙了，甚至都没来得及给飞机起个新名字。但是几乎从一开始，它就在跑道上行动迟缓，看起来不太对劲。20世纪20年代的机场基本上就是一块空地，哪怕罗斯福机场也并不比大多数机场更好。飞机需要一条特别长的跑道，它必须翻过两条泥土路，而这两条路都没事先平整过，这痛苦地提醒人们此次活动准备得有多么轻率。随着“西科尔斯基号”在第二段跑道上加速腾起，起落架脱落了一部分，弄坏了左方向舵，解体的轮子弹了出去。即便如此丰克还是要强行起飞，他打开油门不断加速，差一点儿就飞上天了。只可惜还是不够快，飞机冲到跑道末端也没能离开地面，笨手笨脚地摔下了6米高的地基，从围观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有好一会儿，围观的人群都呆若木鸡地站着——现场安静得能听见鸟叫，为即将发生的灾难带去了奇怪的凝重气氛。紧接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10800升的航空燃料发生了大爆炸，空气中腾起15米高的火球。丰克和领航员劳伦斯·柯廷（Lawrein）逃出了机舱，幸免于难。但另外两名机组人员活生生烧死在了座位上。这起事故震惊了整个飞行界，人们都吓坏了，但又病态地渴望见识更多奇迹。

西科尔斯基遭受了经济和情感上的双重打击。这架飞机的制造费已经花了10多万美元，但金主们只支付了极少部分费用。而现在飞机没了，他们拒绝付全款。西科尔斯基未来会找到一份设计直升机的新事业，但此时，他和丰克的飞机连同梦想都完蛋了。

就时机而言，其他想尝试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也来不及了。在每一年中，飞机能够尽可能安全地从北大西洋上空掠过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人人都只能等到来年春天再说。

春天来了。美国有三支飞行队伍正在筹划，全都配有最出色的飞机、最老练的机组人员。光从飞机的名字“哥伦比亚号”、“美洲号”和“美国老兵号”，就知道民族自豪感有多重要。最初的领跑者是“哥伦比亚号”，这是一架单翼飞机，钱伯林和阿科斯塔刚在复活节前用它创造了耐力纪录。但这次里程碑式的飞行结束两天后，一架让人印象深刻的昂贵飞机就被推出了位于新泽西州哈斯布鲁克高地的厂房。它就是“美洲号”，配备有三台功率强劲的引擎，机内空间可搭乘4人。“美洲号”团队的领头人是37岁的海军中校理查德·伯德（RichardByrd），他似乎是个生来就要当英雄的男人。伯德英俊倜傥，来自美国一个最古老、最杰出的家族，伯德家族自乔治·华盛顿时代起就一直是弗吉尼亚州的名门望族，伯德的弟弟哈里是弗吉尼亚州州长。在1927年，理查德·伯德作为冒险家声名远扬。前一年的春天，他和飞行员弗洛伊德·贝内特（FloydBe）一起制造了一架飞机，并首次飞越北极（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很早就有人对此事提出了质疑）。

多亏了费城、纽约两地百货商店的老板罗德曼·沃纳梅克（RodmanWanamaker），伯德这一回的远征在当时是资金最充足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也是最爱国的。沃纳梅克掏了50万美元，还从其他富商手里筹集了更多资金，但数额不明。通过沃纳梅克，伯德控制了罗斯福机场的租赁权，这是纽约唯一一处有着足够长的跑道可供飞越大西洋的特制飞机起降的机场。没有伯德的许可，其他任何人都别想去争夺奥泰格的奖金。

沃纳梅克坚持机组人员应当全是美国人。这有点儿讽刺，因为飞机的设计师是安东尼·福克（AnthonyFokker），这个意志坚定、不容易对付的家伙是荷兰人，而且飞机本身也有一部分是在荷兰制造的。虽然少有人提及，但更糟糕的地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福克在给德国人造飞机。他甚至接受了德国国籍。为了保证德国的空中优势，他发明了同步机枪，让子弹能从螺旋桨旋转着的叶片空隙飞出去。在此之前，所有的飞机制造商只能在螺旋桨上包裹装甲，指望打在叶片上的子弹不会往后弹。除此之外，唯一的办法是把机枪安在远离螺旋桨的地方，可这又意味着飞行员无法重新装弹或清除卡壳，这两种情况又都出现得很频繁。有一段时期，福克的机枪带给德国飞行员绝佳的优势，因他而死的协约国士兵恐怕比因其他任何人死得都多。可此刻，他却坚持说自己从来没真正支持过德国。“在这场争夺战中，我的国家始终保持中立，在一定意义上我也是这样。”他在自传《飞翔的荷兰人》[3]里这样写道。他从未解释过他所谓的保持中立是哪种意义上的中立，因为毫无疑问，他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中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