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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1927年9月（第2页）

然而，跟自己年轻的弟子哈里·劳克林（HarryM。Laughlin）比起来，达文波特可谓开明人士了。劳克林有可能是20世纪对科学的尊严践踏程度最大的美国人。他于1880年出生于艾奥瓦州奥斯卡卢萨，在北密苏里州立师范学校受训，大学毕业后担任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到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生物学期间对生殖学产生了兴趣。1910年，遇到了达文波特后，劳克林对优生净化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打动了前者，于是他被任命为优生学档案室的负责人。

劳克林的信条很简单：“不惜一切代价净化种族。”埃德温·布莱克在《反弱者之战》（WarAgainsttheWeak）一书中指出，劳克林的攻击计划从三方面展开：“绝育、大规模监禁、全面限制入境。”为推进这些目标，劳克林创办了名字威风凛凛、充满复仇气息的“切断美国人口缺陷遗传最佳实践手段研究及报告委员会”，并为自己设定了任务：一劳永逸地根除美国低劣人口的繁殖。

劳克林的委员会由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乔丹（DavidStarrJordan）主持，包括了来自哈佛、普林斯顿、耶鲁、芝加哥等诸多一流大学的科学家和学者。

委员会里还有一个来自纽约洛克菲勒研究院的法国外科医生亚历克西·卡雷尔（AlexisCarrel），此人极有才华但性情古怪。卡雷尔在优生学上的极端观点（在某些方面几近疯狂）对林德伯格产生了显著甚至危险的影响。不过谢天谢地，那悲惨的一幕还要再等些时候才会发生。

与此同时，劳克林还不懈地努力根除、限制各地的低劣人种。美国众议院移民归化局任命他为专家顾问，指派他判定不同种族的优劣。为让议员们相信改革需求多么迫切，劳克林在会议室里挂满了流着口水的精神缺陷人士的照片，说他们都是新近的移民，并在照片上写下一行字：“他们携带了美国未来人口的遗传物质。”

美国国会抵挡不住委员会的压力，也抵挡不住劳克林的可怕宣传，于是迅速推出了1921年《限制移民法》（DillinghamImmigratioionAct），紧接着又是1924年的《民族来源法》（NatiinsAct）。这一切加在一起结束了美国的开放移民政策，到1927年，美国移民管理局从埃利斯岛上赶出去的人比放进美国的人更多。

上述举措多多少少地解决了海外输入低质人口的问题，但国内出生的低质人口仍然很多，尚有待处理。

劳克林及其支持者带着更大的热情将注意力转向了这一挑战。他们对大量人口进行测试，一次又一次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结果。他们报告说，多达80%的囚犯和一半的军人都是低等的人。据计算，光是纽约就有多达20万弱智人口。总而言之，他们相信，约有13的美国人口处于极端危险的落后状态。

在劳克林看来，解决方案是大规模绝育。他相信，不光要对疯子、智力缺陷者绝育，还要对孤儿、流浪者、乞丐、重听者和盲人绝育。“这是我们当前人口里最无价值的110。”他毫无同情心地说。

1927年，州政府拥有多大自由以行使绝育权的问题在司法领域显露出来，代表案例是巴克诉贝尔案。弗吉尼亚州有个名叫卡丽·巴克（CarrieBuck）的17岁女孩智力低下，因为生了一个私生子而被关进设在林奇堡的弗吉尼亚州癫痫及低能患者收容所。她的母亲早就被关在那里了。1924年，收容所的负责人约翰·贝尔（JohnH。Bell）医生选中卡丽·巴克做绝育手术，故此案名为巴克诉贝尔。

案件的核心是，不光卡丽·巴克智力低下，她的母亲也和女儿也一样——也就是连续三代人存在智力缺陷。有人主张，这样的家庭显然生不出智力正常的后代，为她们自己也为了社会好，应当实施绝育。对巴克一家不利的证据排山倒海。州政府的主要证人劳克林连见都没见过当事人，更不曾为之进行智力测试，就站到了反对她们的一方。他宣称，卡丽·巴克来自一个“无能、无知、无价值的南方人阶层”，就凭这一点她也应该接受绝育手术，不再生育更多同类人。

巴克的女儿叫维维安，人们说她智力低下，只因为有个社工看了她一眼认为她“有些地方不太正常”。但该社工接着又主动补充说：“我应该说，或许我对她母亲的认识使得我在这方面心存偏见。”维维安才刚6个月大，当时没有任何测试能判定这么小的孩子的心智能力。事实上，维维安后来表现出了正常甚至高于一般人的智力。她8岁时因肠道疾病死了，但她当时的学习能力完全不弱，有一次甚至还上了光荣榜。从任何意义上看，卡丽·巴克都不是弱智，她每天读报纸，还喜欢填字游戏。后来曾有一位学者探访了巴克，并形容说：“虽然她不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但也不是精神病患者或弱智。”

然而，根据斯坦福的比奈-西蒙测试量表（Biest，最终成为了现代智商测试的标准，智商测试的发明不是为了判断人有多聪明而是有多笨，想到这一点还蛮有趣的），卡丽·巴克的心智年龄仅为9岁，而她母亲的甚至还不到8岁。从官方角度看，她们属于“低能者”。

1927年春季，此案上诉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院以8票对1票裁定巴克应当进行绝育。多数意见判词的撰写人是86岁的奥利弗·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他是南北战争时期的步兵，寿命相当长。

霍姆斯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以下情况。“卡丽·巴克是一个低能的白人妇女。”他写道，“她的母亲同样低能，并与她同在低能患者收容所；同时，她也是一个低能私生子的母亲。”他认同劳克林：“为避免我们被无能者淹没”，绝育“为社会所必需”。然后他提出了解决方案：“为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与其坐等日后处决那些犯了罪的堕落后代，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因为愚蠢而饿死，社会应当预防明显不合格者繁衍后代。维持强制免疫制度的主要措施，是包括切断输卵管在内的。”

接着，霍姆斯得出了惊心动魄、此后被人无数次引用的结论：“三代弱智足矣（别再继续生了）。”

只有一名大法官皮尔斯·巴特勒（PierceButler）不同意多数意见，但他没有为自己的异议提供书面解释。霍姆斯得到了其他所有法官的支持，包括首席大法官及美国前总统威廉·塔夫脱，以及持自由派立场的路易斯·布兰代斯。

基于这一裁决，美国各州现在有权违背健康公民的意志对其进行绝育手术了——任何先进国家的政府都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权利。然而，此案几乎无人关注。《纽约时报》在第19版上进行了很小篇幅的报道。事发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新闻领袖报》（NewsLeader）根本没有报道。

慢慢地，人们开始反对消极优生学。许多严肃的遗传学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摩尔根（ThomasHuntMan）不愿跟优生学扯上任何关系；1927年夏天，哈佛大学也悄悄拒绝了一份请学校增设消极优生学教职的赠礼。

然而，哈里·劳克林似乎势不可当。他变得越来越敌视癫痫患者，回想起来非常古怪，坚持认为要对其进行绝育，要么就以某种形式拘禁处于育龄的患者。古怪的地方在于，我们现在知道，暗地里，劳克林本人就是癫痫患者。他有时在冷泉港发病，同事们不是没察觉，就是帮他打掩护——哪怕他们正在声讨其他地方的患者。

20世纪30年代，劳克林开始与德国新崛起的纳粹势力热络地建立联系，播下了自己垮台的种子。一些纳粹还来到冷泉港学习美国人的方法和发明。1936年，德国海德堡大学因劳克林致力于种族净化而授予他荣誉学位。次年，劳克林及冷泉港为一部纳粹纪录片在美国的推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部电影名为《遗传病患者》（HereditarilyDiseased），主题是让智障人士继续活下去是愚蠢的自作多情。这超出了许多人的容忍限度。在纽约召开的美国犹太人大会上，主题发言人伯纳德·多伊奇（Bersch）用最尖锐的言辞批评了劳克林：“劳克林博士的‘种族精华’理论跟纳粹提倡的纯雅利安种族理论一样危险、虚伪，而且两者神似得令人怀疑。”优生学档案室的主要资金来源方卡内基研究院指定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受人敬重的遗传学家赫伯特·詹宁斯（HerbertSpengs）审查劳克林的工作。詹宁斯认为劳克林伪造数据、操纵结果以支持其种族主义的结论，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进行蓄意欺诈。劳克林被迫辞去了优生学档案室负责人的职位，1938年，档案室被撤销。劳克林告老还乡回了密苏里州，但大范围的伤害业已铸就。

由于劳克林的努力，总共至少有60000美国人进行了绝育。在20世纪30年代的高峰期，近30个州设有绝育法，虽然只有弗吉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大范围地实施了法案。或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时至今日仍有20个州书面上存在绝育法。

1927年9月下旬，按法律判决卡丽·巴克的绝育手术安排好了日子，一个月后正式执行。她的妹妹也被绝育，但其本人毫不知情。人们告诉她，那是在给她治疗阑尾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