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三部分 1927年7月（第2页）

柯立芝私下的怪癖比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更甚。吃早餐时，他喜欢叫仆人往他头上擦凡士林。他总担心自己生了病，经常停下工作给自己测脉搏。他让白宫的医生每天给他做检查，不管自己是否感到不适。跟他紧密共事的人都知道要提防所谓的“纯粹闹别扭”时段——这一称谓来自长期受他折磨的助手威尔逊·布朗（WilsonBrown）。柯立芝相当快活地用这种“闹别扭”折腾别人。有一次，在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路上，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B。Kellogg）想请布朗打听在晚些时候的棕榈滩游行时要穿什么衣服。凯洛格太害怕柯立芝的脾气，不敢去问总统，所以布朗就到总统套房里去找他了。布朗后来写道：

我发现柯立芝夫人安心地织着毛衣，总统藏在报纸后面。我告诉他，凯洛格先生想知道代表们游行时应该戴礼帽穿燕尾服，还是戴草帽穿夏季便服，总统头也不抬地回答说：“那是他的事。”

“这样的话，卡尔文，”柯立芝夫人说，“你就没有回答国务卿的话呢。”柯立芝总统气愤地放下报纸，瞪着我说：“你认为我该穿什么？”我建议他戴草帽穿夏装。

他厉声说：“那就告诉凯洛格，让他戴礼帽。”

作为总统，柯立芝最大的特点是完全没有作为。柯立芝每天只工作大约4个小时，下午打盹2到4个小时，晚上还会再睡上11个小时。再也没有谁能如此成功地把无所作为变成了美德。凡是没有绝对必要、非做不可的事，他都坚决不做，一如记者沃尔特·李普曼（mann）的形容：他“严格、坚定、机敏地保持无为”。1927年，他甚至拒绝签名支持全美教育周，理由是总统没必要这么做。近年来出现了一种修正观点，认为柯立芝实际上比历史记载中更精明、更活泼。也许吧。但有一点绝对成立：他任总统期间带来了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且他完全没有做任何妨碍经济蓬勃发展的事。

很难说精心算计的懒惰是一套好的行政管理政策，但相对于柯立芝在任的大部分时间，这也不能算是坏政策。既然经济市场不断发展，他除了让路确实也不需要做什么别的事。在柯立芝的温和看管下，华尔街的市值增长了2。5倍。不足为奇，经济的成功为柯立芝的欢迎度带去了奇迹。1927年，记者亨利·斯托达德（HenryL。Stoddard）写道：“他激发了全美上下的坚定信心，只要有他在白宫，这个国家就会一切顺利。”这一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就好像这是他个人送给国家的礼物似的。

柯立芝在道德上也无可挑剔，诚信如一——在哈丁政府的丑闻曝光之后这样的品质变得好像更加英勇高尚了。茶壶山丑闻和哈丁任内的其他越轨行为，占据了20世纪20年代国会和法院的大量时间，直到1927年夏天仍然剑拔弩张，尘埃未定。7月6日，艾伯特·福尔和爱德华·多希尼（EdwardL。Doheny）最终以行贿受贿罪被带上了华盛顿特区的审判台，关于这个罪名，自哈丁去世之后两人都曾激烈抗辩。

多希尼现场无罪开释，其搭档哈里·辛克莱（HarrySinclair）在1927年也因行贿罪受审，本来他也能顺利逍遥法外，但他愚蠢地从威廉·伯恩斯侦探事务所雇用了12名侦探，让每人跟踪一名陪审员，看看谁能被收买、受勒索或施加其他影响。辛克莱在行贿罪上被判无罪，但因企图干预陪审团而被判刑6个半月。他还因拒绝回答参议院油田租赁丑闻委员会的问题，以蔑视罪被判刑3个月。对相信“骗子发不了大财”的人来说，辛克莱是个让人痛心的反例。短暂的监狱生涯结束之后，他将辛克莱石油公司变成了全美最大的一家石油企业，靠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军队供应化学品大发横财，成为圣路易斯布朗队的老板，《美国名人传记大辞典》（AmeriDiaryofNationalBiography）以仰慕的口吻形容他是“全美最受尊敬的一位商界领袖”。到辛克莱1956年去世时，他的公司价值7亿美元。

同样被牵连到茶壶山丑闻案中的海军部长埃德温·登比（EdwinDenby）被迫从内阁辞职，但从未受到任何指控。内政部长福尔最终贪污罪名成立，被判入狱9个月，这还是第一次内阁部长被控重罪成立。负责外国财产托管职位的上校托马斯·米勒（ThomasW。Miller）也因受贿罪入狱。司法部总检察长哈里·多尔蒂（HarryM。Daugherty）因涉嫌收取回扣被迫辞职。他本有可能进监狱，但却在审判中被宣告无罪释放。多尔蒂的亲信杰斯·史密斯中枪而亡，官方判定是自杀。但其他人公开指出，这明显是谋杀。

使退伍军人管理局亏空了2亿美元的查尔斯·福布斯（不知有多少落入了他自己的口袋），被罚款10000美元，被判入狱两年。1927年夏天，他正在利文沃斯堡监狱服刑，但11月时就出了狱，只蹲了1年零8个月的牢。

柯立芝在自传里对这一切表示出了奇妙的羞怯态度。他对茶壶山丑闻只字未提，只略微说了几句有关哈丁最后日子的话：

我不知道是什么损害了他的健康。我只知道总统的心理负担非常重。后来有人透露，他当时已经发现，一些他很信任的人背叛了他，他被迫让他们承担责任。据说，发现真相带给他沉重的打击，他很悲痛，或许这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之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6月，他启程前往阿拉斯加——我们就此永别。

尽管哈丁本人没有被牵连到任何腐败事件中（他唯一的罪责就是蠢得太彻底），但他的声誉毁了。到1927年的夏天，他的名声似乎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但紧接着，它竟然变得又更坏了些。

7月，一个名叫南·布里登（NanBritton）的年轻漂亮姑娘，也是总统的密友，写了一本书《总统的女儿》（ThePresident·sDaughter）。书名很扎眼，以至于在大多数书店，它都是藏在柜台下面卖的——如果还有库存的话。故事很不体面，叫人抵挡不住。还在俄亥俄州马里昂读中学的时候，布里登小姐就对父亲仪表堂堂的朋友、时任《马里恩星报》（MarionStar）老板的哈丁先生一见倾心。哈丁比布里登年长31岁，又跟妻子的好朋友有一段火辣辣的私情（他真的是个无赖），所以小姑娘的这段迷恋似乎只能到此为止了。

但后来，布里登小姐做了一件沃伦·哈丁难以抗拒的事情：她长大成人了。过了若干年后两人再次见面，哈丁被姑娘打动了，被迷得神魂颠倒的。布里登小姐也分外乐意。他们展开了一段**洋溢的不伦之恋。这时的哈丁是个成功的政客，布里登小姐常在竞选活动中陪伴在他左右，一般对外假称是他的侄女。1919年10月22日，她在新泽西州阿斯伯里帕克生下了女儿伊丽莎白·安（ElizabethAnn）。这一年，布里登23岁，哈丁54岁。哈丁做事还算体面，定期支付100美元或者150美元的抚养费。他在蒸蒸日上的政治生涯中继续维持着与布里登的关系，但哈丁从未见过两人的孩子。由于哈丁突然死亡，布里登拿不到抚养费了。哈丁的家人拒绝支付抚养费，所以布里登决心写书曝光此事。

没有任何主流出版社愿意接手这样的丑事，于是布里登专门成立了“伊丽莎白·安会馆”出版此书。即便如此，据布里登小姐说她仍受到了匿名威胁，她的电话线被切断，承运该书印版的卡车也遭到焚毁。1927年《总统的女儿》面世之际，哈丁的声誉已经跌到了看似不可能再低的谷底，但这一下，广大读者见识到了他是怎样一个毫无原则的流氓。

每家每户都最喜欢翻阅他们在白宫幽会的段落。布里登小姐不愿曝光两人的私情，但她记录了哈丁总统充满欲望地把她推进那个地方：

他说，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在那里无忧无虑地亲吻。那是前厅的一个小衣橱，显然是挂帽子和大衣的地方，但它在大部分时间都完全空着。因为在我拜访白宫的过程中，我们修理了它太多次。在这个不超过1平方米的黑暗空间中，总统和他的心上人做了爱。

他们还在哈丁从好友那里借来的公寓中幽会。

布里登的书里既充斥了种种狂野的不可思议之事，哈丁写给她的情书多达60页，又无疑从平面视角对白宫内部做了准确的描述。

这本书太叫人丢脸了，连发表书评的刊物都很少。许多书店并不上架，只卖给主动提出要求的顾客。也有很多书店连卖都不卖。即便如此，它一经面世就在最初6个月以5美元的定价卖出了50000本。当时5美元可是个大数目，举例来说，它相当于林德伯格当航空邮递员日薪的一半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刊物发表了书评，《纽约客》便是其中之一（但它发表书评的时候，书已经卖了3个月了）。该篇书评的作者多萝西·帕克（DorothyParker）说：“这本惊人的作品，找到了法子落入读者战战兢兢的手中……布里登小姐一有了曝光的机会，噢，天哪！她怎么会曝光这些内容的。”

对沃伦·哈丁的纪念活动来说，这些事情出现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哈丁的家乡本已修好一座宏大的圆形纪念堂，预计在7月4日召开献堂典礼。按照传统礼仪，同属一党的现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本应到场主持典礼，但这么多让人不快的丑闻四处流传，柯立芝怎么也不愿去。结果，献堂典礼无限期推迟了，这对哈丁一家可谓沉重的羞辱。最终，献堂典礼在1931年由胡佛主持，据说，仪式的内容改为拉开一格抽屉。

相反，7月4日，柯立芝留在了南达科他州，庆祝自己55岁的生日，这天他过得非常愉快。南达科他州意识到他到访会带来宣传效应，在他生日这天送上了牛仔套装和一匹马。这匹马名叫“基特”，往好听了形容可谓“意气风发”。事实上，它野性十足，并非驯马。总统从不善骑，谨慎地远远躲着它。不过，他的注意力都高兴地放在了其他的礼物上——牛仔套装里包括一顶阔边牛仔草帽，一件鲜红的衬衣，一条蓝色大领巾，外加皮护腿、靴子和马刺。柯立芝告退了几分钟，再次出现时将所有的东西都披挂上身，样子略显笨拙。他看起来有点滑稽但非常自豪，还开心地摆了造型。在场的摄影师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走运。“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个喜剧场面。”那个星期，幽默作家罗伯特·本奇利（RobertBenchley）在《纽约客》上如此写道。

柯立芝喜欢这套衣服，在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里，他一有机会就穿上。按工作人员所说，每当白天总统职责履行完毕，他常常换上这身装束，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不再是美国最重要的大人物，只是个快活的老牛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