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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1927年8月（第2页）

几乎所有的证据都不指向他们。他们是极为温和的人，性格里没有丝毫暴力倾向。没人见过他们说话动怒或抬高嗓音。没有任何证据——比如被盗车辆上的指纹——表明他们在案发现场。

有3名目击证人看过照片后认定枪手之一是安东尼·帕米萨诺（AnthonyPalmisano），结果帕米萨诺早在案发前的1月份就进了水牛城监狱。至少有两名目击者说，为首的枪手留着一抹铅笔粗细的小胡子，而萨科没留胡子，万泽蒂的胡子又是出了名的茂盛粗乱，垂下来时盖住了整个下巴，只露出了嘴。萨科和万泽蒂被带着从目击证人面前走过，警方并未按程序要求的那样将他们混入人群，而是单独让证人看，并明确告知目击者这两人就是主要的嫌疑犯。即便如此，主要证人中的一位妇女在随后的审讯中站在萨科和万泽蒂面前也未能指认出两人。

一开始，没有人把他们二人被捕看成一件大事。一位从纽约被派到马萨诸塞州做采访的记者向编辑报告说：“没什么可报道的——只逮到了两个可怜的南欧人。”在波士顿，1920年春天的头条报道是红袜队会怎样打完第一个没有贝比·鲁斯的赛季。

让万泽蒂震惊的是，他不光被指控参与布伦特里一案，还被控参与了1919年圣诞前夕发生在布里奇沃特的L。Q。白鞋工厂的抢劫案。萨科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拿出了一张时间卡，证明事发当天自己在值班。万泽蒂并非没有不在场证明，有3名证人都做证说，事发当天曾跟他在普利茅斯的贩鱼车前说过话，做过买卖。对许多意大利人而言，鳗鱼是一种传统圣诞美食，所以圣诞节的前一天，很多人都记得从万泽蒂那儿买过鳗鱼。而不利于万泽蒂的证据却显得说服力不强。记者问一个年仅14岁的日击证人，他是怎么知道劫匪之一是外国人的，小证人回答：“我可以从他逃跑的样子看出来。”

但陪审团显然相信“所有南欧佬都是一伙的”（万泽蒂事后苦涩地说），无视所有有利于万泽蒂的证词，将他定了罪。若能有个新教牧师或是小学校长为万泽蒂做证，或许他就能脱罪了，只可惜，圣诞前夕没有这样的人来买过鳗鱼。

据说审理万泽蒂一案的法官韦伯斯特·塞耶（WebsterThayer）讲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尽管实际上可能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但无论如何他在道德上都是有罪的，因为他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原罪。”这句话多次被人引用，但审判记录里其实并没有类似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塞耶真的这么说了。不过，法官明显对无政府主义者没好感。法官判处万泽蒂入狱12-15年，这对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人来说过分严厉了。很多观察家认为，初审太过滑稽，可惜二审又让情况变得夏糟。

对20世纪初的意大利移民来说，美国常常让他们震惊。历史学家伦纳德·迪纳斯坦（Leoein）和大卫·赖默（DavidM．Reimer）评论说，大多数移民“对美国人待自己的冷漠态度感到措手不及”。很多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会因国籍问题在就业和教育机会上受到排挤。政府还出台了不让他们搬到特定街区的限制性契约。住在美国最南部诸州的意大利人有时只能去黑人学校，而在最初，他们被允许使用白人的饮水机和厕所都很成问题。

其他移民群体，包括希腊人、土耳其人、波兰人、斯拉夫人，或各国的犹太人都碰到过类似的偏见。对亚洲人和美国黑人来说，偏见和限制性举措更残忍、更离谱，但意大利人差不多被划成了特殊的一类：比其他种族更难缠、更喜怒无常、更爱惹麻烦。每当出现什么问题，意大利人似乎总是置身旋涡中央。美国社会对意大利人的普遍看法是，他们不是法西斯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真的两者都不是，那一定是黑帮分子[1]。

就连《纽约时报》也在一篇社论中称：“要想教化这些意大利人，让他们守规矩，除了动用法律之手，恐怕毫无希望。”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家E。A。罗斯（E。A。Ross）坚信，意大利本土的犯罪率下降完全是因为“坏人都来这儿了”。所以，露丝·斯奈德和贾德·格雷才虚构出是两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杀害了斯奈德先生这套说辞，指望利用社会的这一成见进行误导。

对工人阶层的意大利人而言，他们很难融入社会。数百万意大利移民基本上跟美国其他族裔是完全隔绝的，萨科和万泽蒂来到美国已经12年了仍然说不好英语，就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上述观点。审讯记录表明，对于法庭提出的问题和别人说的话他们经常无法完全理解。哪怕他们理解了问题的实质，也难于自我表达。有人说，与其说他们讲的是带意大利口音的英语，倒不如说他们是用英语单词拼意大利话。以下节选了萨科站在证人席上，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既可以持无政府主义立场，又仍然热爱美国：

来到这个国家后，我看到的跟我之前想象的非常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我在意大利工作不如在这个国家那么辛苦。我在意大利可以过得自由自在，在同等条件下工作没那么辛苦，每天只工作七八个小时，但吃得更好。我说的是真心话。当然，这里也有好食物，因为这个国家更大，但这只是对有钱可花的人来说的，对劳工阶层就不一样了。在意大利，工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吃蔬菜，也更新鲜，但我选择来了美国。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萨科一几蹩脚的英语足以证明意大利人懒散落后、不可救药。许多美国人也真心感到困惑，真心觉得受了冒犯：美国朝贫穷衰弱的欧洲打开大门，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机会，可这种慷慨大度换回的却是外国人罢工、埋炸弹、煽动暴乱。萨科和万泽蒂成了忘恩负义的鲜明象征。当时美国人的普遍观点是：哪怕他们在布伦特里一案上无辜，仍然应当受到惩罚。本案陪审团里的一名工头据说在审讯之初说过这样的话：“该死的，他们就该被绞死。”

财萨科和万泽蒂的起诉书在马萨诸塞州公开之后，一辆马车停在了位于曼哈顿百老汇和华尔街路口的J。P。摩根公司总部门口。推测起来，驾车人拴好马后迅速离去。片刻之后，车厢突然爆炸掀翻了整个街区，几条街之外一栋32层建筑的窗户都被震碎了。这是一枚烈性炸弹：弹体内塞满了弹片，目的就是要炸伤人。而且，它是在街上挤满午休的工人时被引爆的。30人当场死亡，数百人受伤。爆炸产生的热力极大，大量受害者都有严重烧伤。J。P。摩根公司的一名文员在办公桌上被一截飞来的玻璃切断了脑袋，可理论上是炸弹的主要目标的公司的高层却无人受伤。J。P。摩根本人当时在国外。摩根公司的其他合作伙伴正在会议室开会，包括林德伯格的岳父德怀特·莫罗。这个房间没有面朝着炸弹爆炸一侧的窗户，所以人们安然无恙。到这天结束时，爆炸导致38人死亡143人受重伤。室外最幸运的人里有未来总统的父亲约瑟夫·P。肯尼迪，他离炸弹的位置很近，几乎被气浪掀翻在地，好在他没受重伤。

摩根公司第二天就照常营业了，并以此感到自豪。他们悬赏10万美元来征求嫌犯线索，但前来请赏的人都说不清投弹人的样子，也提供不出有用的线索。警探和联邦调查员访问了芝加哥城东的每一名铁匠，走访了四千多个马厩，希望能找到投弹者所用的马、马车或马蹄铁。弹片是用窗帘吊锤制造的，警方联系了美国所有的窗帘吊锤经销商和制造商，希望找到金属块的来源。侦探们整整查了3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没有任何人遭到指控。

1991年，历史学家保罗·阿维里奇（PaulAvrich）在《萨科和万泽蒂：无政府主义背景》（SadVaheAnarchistBad）中宣布，他有充分但不够详尽的证据认为，投弹人就是马里奥·布达，也即逮捕当晚与萨科和万泽蒂在一起的那个人。不过，纽约的警察并不知道布达，也不曾怀疑他，更没有调查他。不管布达是否参与了投弹，在爆炸发生之后，他匆匆忙忙回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

人们后来还发现，尼古拉·萨科曾经是卡罗·维尔迪诺切的密友，而当维尔迪诺切死于帕尔默爆炸案之后他的妹妹住进了萨科家。现在看来，萨科和万泽蒂似乎并不像历史所妆饰得那么无辜。

1921年5月31日，萨科和万泽蒂的南布伦特里谋杀和抢劫案开庭审理，仍由韦伯斯特·塞耶担任主审法官。塞耶约60岁，身形憔悴，有气无力的。他长着鹰钩鼻，嘴唇很薄，留着白胡子，身高只有1。57米。但年轻时塞耶是明星运动员，差一点儿就成了职业棒球运动员。他一辈子都有点好斗，可能因为他生在一个讲究向统的州，父亲还是个屠夫。

庭审持续了差不多7个星期，问询了160名证人，打出了2000页的证词。按照马萨诸塞州检方提起的控诉，萨科和另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对受害者进行拦截，并开枪射击。警方并未努力追踪另一名枪手或劫案的其他参与者。把事情一股脑儿栽到萨科和万泽蒂身上，检方似乎就心满意足了。哪怕用最糟糕的情形推测，就算万泽蒂参与了劫案，他也仅仅是逃跑车辆里昀乘客。并且只有一名目击证人认为车里有他。有44人发誓说案发当天在其他地方看见过万泽蒂，大部分人都说他在普利茅斯卖鱼，或者断言他不在疑犯当中。普罗维登斯有个叫“莫雷利”的犯罪团伙，他们素来爱抢劫制鞋厂，但警方并未调查他们。警方从来没在萨科或万泽蒂处找到本案中被抢劫的钱，也未发现两人与此有任何关联。检方没有为钱的下落提供任何理论支持，也不曾尝试寻找或确认另外三名参与抢劫的男子。

很多不利于被告的证词相当可疑。一家工厂的工人刘易斯·佩尔塞（LewisPelzer）做证说，他看见了萨科枪击贝拉德里。但他最初告诉警方的是，听到枪响他就钻到了一张桌子下面，什么也没看见。而他的3名同事也做证说，佩尔塞压根儿没朝窗外看。

关键证人玛丽·斯普莱恩（MarySplaine）说，她看向窗外时嫌犯的车辆正扬长而去。她的观察时间不超过3秒钟，而且隔着18。3~24。4米的距离。但在审判中，她说出了萨科外貌上的16处细节，包括他眉毛的阴影，他头发长及脖子的部位。她甚至肯定地说出了萨科的身高，哪怕她只见过萨科坐在车里。而13个月前，萨科近距离与她相对时，她未能辨识出萨科。萨科曾短暂任职于赖斯及哈钦斯鞋厂，好几名员工都还记得他，但除了玛丽·斯普莱恩之外没人说尼古拉·萨科在案发现场。

只有一名证人认为万泽蒂在案发时就在现场——是坐在逃跑车辆里的乘客。没有任何人证实他开了枪，或者直接参与了抢劫行动。

在向陪审团做结案陈词时，法官韦伯斯特·塞耶特别强调了法律界所谓的“负罪感”：萨科和万泽蒂在问讯时有躲躲闪闪的可疑行为。塞耶提出，无辜的人没必要编造答案。所以，他们一定是有罪的。陪审团认同此看法。1921年7月14日，经过5个小时的审议，陪审团宣布萨科和万泽蒂有罪。处决方式是电刑。

不能说检方匆匆忙忙就处决了他们两人，毕竟上诉过程持续了6年，萨科和万泽蒂的辩护律师团队提交了7次复审动议，理由是塞耶存在偏见，审判不公，并向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又提出了两次上诉。但是所有上诉均遭否决。在1925年，亚速尔居民塞莱斯蒂诺·马德罗斯因另一起罪行被关在死囚牢房时做了忏悔。“我自认参与了南方布伦特里鞋厂一案，萨科和万泽蒂不是真凶。”他写道。经审讯，马德罗斯含糊地证实了布伦特里抢劫案的一些关键细节，比如案发时间，但塞耶以口供不可信（其实是可信的）为由将其驳回。塞耶还公布了一份25000字的详细声明，解释为什么他驳回了所有再审动议。

对此举愤怒不满的第一批迹象并非来自美国，而是在法国。1921年10月20日，一枚被伪装成礼物的炸弹送到了迈伦·赫里克大使手里。由于惊人的好运，有个人竟然辨认出了包裹里装的东西（这样的人在巴黎极少），并采取了恰当的处置方式。赫里克的英国助手劳伦斯·布兰查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研究过炸弹，意识到包裹里嗖嗖的响声出自米尔斯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前，他飞快地把包裹扔进大使的浴室。炸弹炸毁了浴室，一块弹片还钻进了布兰查德的腿里，但他基本上没怎么受伤。如果是赫里克本人打开包裹，那么1927年在巴黎迎接林德伯格的就是另一位驻法大使了。

几天后，在一场有关萨科—万泽蒂案的集会上，另一枚可能是意外爆炸的炸弹炸死了20人。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斯本、里约热内卢、苏黎世和马赛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轮番有炸弹爆炸事件发生。

在美国，作家等文化界人士首先发起了抗议，其中有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和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DosPasso），短篇小说作家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er），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StViMillay），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记者海伍德·布鲁恩（HeywoodBrown），以及“阿尔冈琴圆桌会议”（AlgonquinRoundTable）的若干参与者，包括多萝西·帕克和罗伯特·本奇利（RobertBenchley）。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以“游**和闲逛”罪（这似乎是波士顿的一项奇怪罪名）遭到逮捕和指控。本奇利还发誓说曾听到塞耶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高尔夫俱乐部里夸口：“要好好教训教训那些混蛋。”这进一步激怒了自由派人士。

国外传来了更多呼吁重审的请愿书。有一份请愿书征集了50万人的签名，另一份也有超过15万人签名。世界各地都有街道和咖啡馆改成了这两个意大利人的名字。阿根廷出现了一种名叫“萨科&万泽蒂”的香烟，另外还出现了一首闻名热门探戈舞曲。

文化界人士和外国人的参与使某些领域的人们极为愤怒。以爱尔兰裔为主的工人在波士顿举行了反示威活动，要求迅速将两名意大利人处死。作家弗朗西斯·拉塞尔（FrancisRussell）茌这时还是波士顿的一个小男孩，他回忆说当时的公众舆论大多是反对萨科和万泽蒂的。中产阶层的一些人尤其认定他们有罪。爱达荷州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博拉（WilliamBorah）说：“对外国抗议者的些许再视就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也是无耻的、懦弱的妥协。”他还称外国抗议者“鲁莽且固执”。

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Frankfurter）审查了此案，他相信萨科和力．泽蒂的罪名属于捏造，这让事情出现了真正的转机。法兰克福特在1927年3月号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thly）上详尽阐明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尽管我深怀遗憾，却毫不畏惧别人的反驳。在当代社会，案件记录所揭示的情况和舆论所传达的内容存在差异，而我敢断言，塞耶法官的观点与此不符。”他写道，“要准确形容他25000字的文章，我只能说，这里面充满了种种错误的引用、误导性陈述、蓄意打压、断章取义……论证错误比比皆是，有违司法精神的论断充斥全文。”

法兰克福特系统性地且极具说服力地驳斥了萨科和万泽蒂一案的庭审结论，但波士顿的掌权人物却不大欢迎他的研究成果。许多哈佛校友要求开除他，同事和老朋友也冷落他。法兰克福特发现，每当自己走进房间或餐厅总有人起身离席。据说，他的文章让哈佛少了100万美元的校友赠款。

对本案给予最多关注的人要数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尔文·富勒（AlvanT。Fuller）。富勒似乎是个特别正派的人。他早年是自行车销售员，后来从巴黎带回了两辆汽车，也是最初一批出口到北美的汽车。最终，在帕卡德成为全美最优秀汽车品牌时，富勒成了新英格兰地区唯一的帕卡德分销商。这样的合作关系让他成为了千万富翁。他住在波士顿的豪宅里，收集19世纪的英国画作，尤其是托马斯·庚斯博罗和乔治·罗姆尼的画作。他当了14年的民选官员，但从不领薪水。

1927年5月10日，也就是南杰瑟和科利失踪的时候，一枚炸弹被匿名寄给了富勒，好在被及时截获拆掉了引线。同月，富勒任命3位杰出人物哈佛校长阿伯特·洛厄尔（AbbottLawrenceLowell）、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塞缪尔·斯特拉顿（SamuelStratton）、退休法官罗伯特·格兰特（Rrant），来郑重考虑萨科和万泽蒂是否获得了公正的审判，是否应被执行死刑。他们都不年轻了，洛厄尔71岁，斯特拉顿66岁，格兰特是75岁。

与此同时，富勒也对案件进行了私人研究。他阅读了庭审记录的每一个字，让人把所有的物证，包括手枪、子弹和衣物送到自己家里研究。他还亲自给活着的11名陪审员（有一人去世了），以及两次审讯出席过的所有证人打去电话询问。他曾多次专心致志地花十几个小时专心研究萨科—万泽蒂案。

富勒曾两次访问萨科、万泽蒂和倒霉的塞莱斯蒂诺·马德罗斯，他也去探望了他们三人的亲人。富勒发现自己特别喜欢万泽蒂。万泽蒂在监狱里通过函授课程学习英语，表达能力极大改善。在监狱里的最后岁月，他写了许多清晰动人的信件与文章，见者莫不为其流露出的多愁善感和才情所动。万泽蒂的律师弗雷德·穆尔（FredMoore）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杰出温婉”的人。州长富勒跟万泽蒂初次见面时就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个多么有魅力的人哪！”

1927年7月，林德伯格访问波士顿的当天，富勒先到查尔斯顿监狱会见被定了罪的萨科、万泽蒂和马德罗斯。他跟萨科、马德罗斯各谈了15分钟，但跟万泽蒂谈了整整1小时。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富勒并不希望处决这两人，尤其是万泽蒂。

就在林德伯格出访期间，洛厄尔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结果。它的结论是，萨科毫无疑问是有罪的，万泽蒂可能有罪，但改判死缓没有根据。自由派人士燃起了万丈怒火。海伍德·布鲁恩称之为“合法的谋杀”。他讽刺地写道：“不是所有犯人都能荣幸地被哈佛大学校长按下电钮处死的。”

这个消息并未像人们预料中那样引起轰动，因为在遥远的南达科他州，柯立芝总统发布了一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的公告，让全美上下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