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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上（第2页）

真的，老宛当年有多少次深情地凝视过他管界里的那几双皮鞋呢？有多少次他趁主人不在时轻轻地爱抚过那几双皮鞋呢？老宛从来没穿过皮鞋。小时候赤脚惯了，他脚肥得穿不进去任何一双皮鞋，皮鞋是他心里永远的痛，是他这一生可望不可及的渴求。老宛曾经的辉煌也缘于皮鞋，皮鞋在他的记忆中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画面。老宛的皮鞋，是派出所里流行的词组，它代表了一种黯淡而无望的情绪。

如果你去过我们派出所，就一定知道我们派出所的所在地充分表现了我们所说的沧桑感。这是一处北方常见的四合院子，房子很老旧了，过去曾经磨砖对缝的墙壁已经破烂，过去曾经油漆彩画的栋梁已经斑驳。每一扇门窗都东倒西歪的，推动起来吱呀作响，仿佛一个人关节疼痛时发出的呻吟。每一块地砖都凹凸不平，人走上去会摇摇摆摆地晃动。我们所长和政委一上任，就设法筹款把院子修整了一下。他们的主观动机当然是好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从办公环境烧起来是最容易让领导和群众叫好的事儿。可谁都没想到的是，这次装修的过程和结果都成了一场噩梦。

首先是正房挖出了一窝白蚁。那是一群气势汹汹的家伙，数量多得令人瞠目结舌。当木匠一斧子砍破厂外表完好的木柱时，它们便浩浩****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非常奇怪而令人钦佩的是，它们居然是很有纪律很有秩序的动物，和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与想象大相径庭。当阳光照进蚁巢时，白蚁们仅仅慌乱了一小阵，立刻便镇静下来，不动声色地排成了雄壮的队伍，不动声色地涌出那棵早已蛀空了的木柱，不动声色地爬过地面，爬过瓦砾，爬过人们惊恐而僵硬的脚面。大家没法不惊恐，一种你从来没有重视过的家伙突然让你不得不重视了，你的感觉只能是惊恐，白蚁们涌出房门，内勤民警小徐正好抱着文件走到院子里，白蚁们立刻瞄准了这个漂亮的目标，径直地向她发起冲锋。小徐惊叫一声，一堆文件便撒了手。也多亏了这堆文件，它们毫不留情地把一批白蚁砸成肉酱，有效地提醒它们人类的不可战胜。这群家伙是懂得审时度势的，它们立即明白自己占不到便宜，及时调整了战略并互通了信息，浩浩****的队伍便绕过小徐向大门冲去了。一张刚刚发下来的通缉令被它们扛着去了，通缉犯那张迷惑的面孔有规律地耸动着消失在大门口。

从白蚁的出现到它们的逃之夭夭，时间大概是十五分钟。十五分钟，我们本来可以干点儿什么的，起码我们可以蹦跳着去踩死一批白蚁，去消灭一批隐藏在我们身边多年的侵略者。可是我们被成千上万白蚁构成的气势魇住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头尾相接地无声无息地铺天盖地地走了。我们从它们的队列上感受到了一种自信，一种众志成城的勇气，一种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的傲慢。它们太多了，它们变得巳经不是白蚁了，它们已经由于数量众多而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事后，小徐心有余悸地说想不到数量形成的恐惧感竟然如此强烈。”

接着是伙房里逮住了两只大耗子。这两只耗子的身材大到已如同小猫的地步，尤其当它们被人逼到墙角里鳅开一嘴细牙瞪圆两只红眼的时候，真的让我们不寒而栗。我们在耗子面前停下脚步，我们在耗子面前放下家什，我们在耗子面前再一次表现出人类的某种渺小和懦弱。耗子不以数量取胜，耗子依仗的是它们绝望的凶残和畸形的强壮。它们居然有表情，它们的表情可以让人一目了然进时感到惊恐。当这两只耗子刚从它们栖身的洞穴里被捅出来的时候，正帮助拆灶台的小王还欢呼了一声。然而，面对耗子背水一战的悲壮，愣头青小王也犹豫了。人和鼠就那么对峙了一阵，小王讪讪地扔下铁锹，回头对大家说：“一公一母，那母的还揣着崽呢。我看算了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耗子一命起码也算三级。”大家纷纷点头，也都就着这个台阶下了对对，别太残忍了，放它们去吧。”那两只耗子是极聪明的，它们看出了人的退却，趁人不备，噌地从人们腿边窜出去，远远地逃了。粗大的尾巴在胖厨子脚面上掠过，又痒又凉地让胖子激灵了一下：“哎，不对啊，怎么对四害也这么发善心呢？怀孕，那就更不能放过它了，明天生一窝小耗子，更是害人呐。”小王尴尬一笑，搓搓手走了。

小徐听说了这件事，没吭声，心里却把耗子和白蚁联系起来考虑了，不免生出许多关于生态关于人类关于命运等等的哲学性感想，不便对人言说，趁值夜班在网上与网友热烈讨论了一回。

第三件事是在挑房顶时抓住一条蛇。但这条蛇让老宛坚持放掉了。老宛说：“这种老房子里的蛇都有灵气，抓不得。你们看北京故宫，蛇，黄鼠狼，耗子，都是殿神，冲撞了就要倒霉”

所长那天正赶上什么事不高兴，张嘴就冲过去：“你丫还是党员吗？”话说完了也觉得不合适，重了，便扭头走了。老宛呢，装没听见。

派出所就在这样一种神秘而略带几分恐怖色彩的气氛中完成了简单的装修。可是，更让大家气愤的事情还在后面。

先是会议室的天花板在一次全所会时轰然落下。幸亏这天花板是高粱杆架子糊高丽纸的，只把大家吓了一跳，并没伤人。当初装修队的包工头儿说这是老房子，老房子就得用老办法装修，纸顶棚才是老传统呢。大概是那狡猾的包工头儿早预料到了偷工减料的必然结果，才蓄意炮制了这么一个老传统。接着，是粉刷得雪白的墙壁一块一块地出现了灰黄色的霉变斑痕，像疥疮似的在每一个房间里接二连三地出现，扩大着恶化着，先形成鼓包，再开裂剥落，露出老墙那疏松糟烂的墙面。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劣质了。那包工头儿曾热情洋溢地对我们所长说：“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警察人民爱，装修完了您看，保证是优质工程，否则您抓我蹲看守所。”这小子当然不会等我们去抓，早不知跑到什么地方享福去了，肯定还在欺骗着其他的什么人。所长越想越恼火，血压高了又低，低了再高，住了医院也平稳不了。更让他窝火的是，分局纪委还派人来査账，问他是不是拿了装修队的回扣。所长简直是七窍生烟，喊着辞职不干了之类的气话，在小饭馆里把自己灌得烂醉。幸亏关键时刻政委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坚定地站在了所长一边。事态平息后，两位所领导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回，联想到白蚁、耗子和蛇，一致认为最可恨的还是这所老房子，它的衰败它的破烂给派出所天生带来了一种厄运和一种灰暗的心情。

据胡同里的老人考证，这所老房子最初是一个军阀建了养姨太太的。有位牙都掉光了的老爷子含混不清地告诉我们，那位姨太太曾是窑子里最红的姑娘，绰号叫做绿牡丹。牡丹艳丽，偏偏冠以绿字，平添几分清爽宜人的雅致，显然是哪位文人骚客的灵感。没牙老爷子的眼睛也是混浊的，只有在回忆起绿牡丹的美貌时才会放射出一点锐利而明亮的目光。这点亮光配合着含混的叙述，更显出落花流水的凋零和冷寂。

在人们的回忆与想象中，绿牡丹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子，长身，细腰，瘦长的小瓜子脸，总是略施粉黛，从不浓妆艳抹。款款地走在大街上，跟在虎背熊腰的军阀身边更显痩小。她的眼睛是细长的，总是低垂着眼皮从不看人。端庄，稳重，矜持，根本不像个青楼女子。那个军阀没什么好描述的，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军阀而已，人们记住他的只有一点，就是他对绿牡丹的宠爱。那种爱是溢于言表的，是毫不掩饰的，是发自内心的。他走在大街上，魁伟的身体总是半侧着，两只暴睛环眼总是盯在绿牡丹身上，温柔的目光时时爱抚着情人的小脸儿。这样一个糙人表现出来的爱意相当感人，军阀和他的小妾是胡同里的一段佳话。

关于军阀与绿牡丹的下落没人知道。也许军阀在战乱中兵败身死，绿牡丹又被卖人娼寮。也许军阀的大太太终于打上门来，生生拆散了这一对野鸳鸯。也许这第二种猜想是胡同里的老街坊最不愿意接受的，军阀移情别恋，又抛弃了可怜的绿牡丹。不管哪种结局，绿牡丹都是一个悲剧角色，正像中国女性在历史上扮演的所有角色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从此不知香冢何处。不知道从哪一天幵始，这所院子成了一位京剧刀马旦的宅子。这是位风风火火的女子，一切举止都和绿牡丹相反，尤其是两只丹凤眼英气逼人，总是瞪大着直视对方，流露着天真的无畏和纯洁的高傲。这位角儿是世家出身，从小练戏一帆风顺，该红的时候就红了，除了压腿吊嗓一点儿苦没吃过。据说她是个浪**女子，出人她这个院子的男人不计其数；可是又据说她一辈子单身，从未和谁踏上过红地毯。解放后她是政协委员，是京剧团团长，是文化界乃至政界红人。要不是“**”，她的这所宅子也不会成了派出所。

刀马旦今天安静地躺在郊外的墓地里，不会有人来和派出所谈房子的产权问题，派出所可以永远在这里驻扎下去。只是这所院子的历史仿佛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派出所，绿牡丹的脂香和刀马旦的歌声似乎永远弥漫在院子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政委虽然仅仅是警校毕业但对文史知识有一种偏好，喜欢叫上小徐东拉西扯。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一个蹲着一个站着，来言去语地谈一些文化与历史的只鳞片爪。政委经常鼓励小徐把绿牡丹和刀马日。写成电视剧本，说那一定是个挺感人的故事，小徐心里暗暗觉得政委品位太低，嘴上却委婉地说：“现在写妓女和戏子的剧已经少了。”政委说你可以写的和别人不一样嘛，我是没时间，我要有时间我早写了。”小徐趁机拍马屁：“政委这么喜欢文艺，又有才华，不如弃武从文吧。”政委就站起来活动蹲麻了的腿，笑道瞎扯淡瞎扯淡，我是嘴上谈兵而已，真要动笔，差远了。”说着，看着月亮的目光就迷离起来：“这辈子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刀马旦不敢比，连绿牡丹那窑姐儿都比咱轰轰烈烈啊。”

我们的话题好像扯远了。因为我们要说的是派出所，而不是派出所占用的那所房子。就像我们说的是乘客，而不是那辆公共汽车；就像我们说的是那台戏剧，而不是那座剧院。

说派出所的故事，主角自然是我们这群民警；而说民警的故事，又必然说到我们的派出所。派出所和民警，不单单是乘客和公共汽车的关系，而更像是演员与剧院和舞台的关系。派出所就是民警施展才华的舞台，一个民警的喜怒哀乐，一个民警的奖惩升降，一个民警的前途与命运，都与他所供职的派出所密不可分。我们前面讲过，我们所是旗帜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干部民警一个一个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而今天，当我们的现任所长和政委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派出所调来我们所时，他们不谋而合地在不同场合说过同一句话：“完喽，这回我算是被打人冷宫了。”冷宫，这样一个充满幽怨色彩的名称，竟与我们的派出所发生联系，这真是我们所的悲哀。

我们派出所的第一次辉煌是老宛为大家创造的，这故事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所以至今大家对老宛“远而敬之”。这句成语的反用是治安民警小土发明的，中文系毕业的小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么说准确地表达了我们对老宛的感情，比敬而远之亲切多了。”小王得到了女同胞的表扬，很是得意了几天。我们派出所的第二次辉煌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所里出了位烈士。其时我们所已经出现了走下坡路的迹象，而烈士的鲜血再一次把我们这面旗帜染得通红，同时掩盖了许多今天看起来是很危险的苗头。

烈士丁其实是个很普通的人。说实在的，我们派出所民警又有哪个是不普通的？就算小徐读过大学中文系，可她也不过是个湖南乡下妹子，当年进北京上学是担着扁担去的。可是话说回来，烈士丁是太普通了点儿，他的普通和大家不一样，和老宛、老肖、小徐等等都不一样。他不笨，不像老宛，没有什么笑柄让大家流传。他不装聪明，不像老肖，没有什么故作深沉的言语。他更不像小徐等等，他死的时候生活还没有今天这么绚丽多彩，所以思想也就没那么复杂前卫。丁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活着的时候就像幽灵，瘦高，苍白，飘浮而来飘浮而去，有他不多没他不少，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也没捅过什么漏子。丁最早是个工人，街道毛刷厂洗猪鬃的，后来被派到派出所当联防队员，整天跟着民警在管界里巡逻，值夜班。关于联防队员的种种我们后边还要介绍，这里只说一点，那就是联防队员的水平其实是良莠不齐的。然而丁却是个很可靠的人物。他沉默，也就不会出去胡吹乱侃；他沉默，也就不会惹带班师傅生气。联防队员们都依循着工厂的习惯，管带班民警叫师傅。民警们是挺愿意当师傅的，首先是有一种权力感，可以指挥着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人，比所长还显得神气；其次是可以放松自己，反正联防队员都是些小工厂的工人、商店的售货员、小机关的清洁工之类，没什么组织纪律性，在他们面前自然而然地也就随便了，随意了；再次是工作轻松，通常是上夜班，四处转转，小饭馆坐坐，然后在天际泛起亮色时回所睡觉。抓住个昼伏夜出的毛贼，大家便高兴一阵，没有，也许到河边用手电筒照照那些亲热的男女，找找刺激。联防队员们普遍热爱这份工作，更喜欢时常回原单位去侃个段子，从工友们的眼神里看出点羡慕和敬佩，自己获得一种满足。但是，联防队员们工作业绩好的也不多，一是素质差，二是不安心。这种不安心和满足感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满足感减弱时想到自己毕竟是临时工，毕竟是穿不上警服，毕竟是当民警们开大会时自己只算个旁听，也就更强烈地不安心了，也就放纵了自己，用吊儿郎当来回应民警们的管理和指挥，从而成为民警们不可缺少的帮手和永远不放心的惹事精。丁则不然，丁的沉默背后是一种踏实稳重，是一种正直可靠，是一种憨外秀中。于是，当有一天公安局破格从联防队员中挑选一批民警时，厂便成了被招收的第一人，而他牺牲的日子仅仅是他正式穿上警服之后的第二十三天。

今天回过头审视丁牺牲那一天的点点滴滴，我们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前面讲过，是丁的鲜血掩盖了这些失误，而这些失误中的某些正是导致丁牺牲的原因。那时老宛的百家熟工作法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所长到民警正处于无所适从的茫然之中。我们用以填补茫然带来的空虚的，仅仅是我们强作镇静的自尊。因此，悲剧就从中孕育而成了，到丁牺牲的那天，算是正式公演。

第一个失误是出现在那天之前的，这失误便是丁未经任何培训时当了民警。也就是说，他昨大还是联防队员今大就成了民警，他昨天还没资格参加什么大的行动可今天就揣着手枪去抓人了。分局是组织了培训的，可丁没去，所长没让他去。因为丁是先进所的联防队员，也沾了先进的光而有了特殊权力。他自己对培训没在意，所领导也没在意，而分局也忽略了他们的没在意。这反映出一种情绪，一种傲慢和松懈。接下去，我们便来到那一天。那一天晚上丁动手打了人，他打了一个被从公共厕所掏出来的“兔子”。“兔子”是同性恋者的绰号，而同性恋是很让民警们蔑视的一类现象。那个同性恋者浓妆艳抹，而脂粉下隐隐约约的胡子茬儿更令人厌恶。洵问，做笔录，丁突然毫无征兆地冲上去给了他一脚，又捅了他两拳。那“兔子”捏着嗓子喊救命，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就在大家的嘻嘻哈哈中也就没人注意丁的动手动脚了，大家都宽容了丁的违纪而就没人制止丁去参加第二次行动。这种宽容其实也反映了一种情绪，一种放纵和麻痹。事后，大家都表示不理解丁那天晚上为什么那么冲动，他仍然沉默，可沉默的双眸里有一种暴烈，沉默的嘴角上挂着一丝冷笑。那天他很反常。这种反常后来使丁的烈士称号评定产生了一点异议，有人说：一个违纪的人怎么可以评为烈士呢？但是，这种议论很快就落了下风，然后平息下去。因为丁毕竟死了，死掩盖了所有缺点而只剩下一个完人。而且我们是先进派出所，我们需要一个烈士。

回忆丁牺牲的过程，所有人都在心里暗暗为他惋惜。那天晚上丁的冲动一直奇怪地延续着，当大家去抓那伙打架斗殴的小流氓时他一直怒气冲冲地冲在前面。他带着枪，可他没掏枪，甚至可能他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带着枪。他是第一次有资格带枪执行公务。这其实是那天晚上最致命的一个失误。当他抓住一个流氓的肩膀时那流氓转身就利索地给了他一刀。他当时便倒下了，便咽气了，便再也不能去值班去巡逻去幽灵般的飘浮了。他的心脏几乎被锋利的刀切成两半。从那一刻起他变成了一张凝固的照片，至今悬挂在我们派出所的会议室里。

直至有一天，烈士丁的遗孀提出了结婚申请。

当时遗孀还在我们分局的食堂工作。和她的亡夫相反，她是个胖嘟嘟的女人。胖而红润，便使她看上去总带着几分羞涩和愚笨。她的结婚申请不亚于一个晴天霹雳，把整个分局都惊得目瞪口呆。尤其是我们派出所，尽管丁已牺牲了两年，可我们仍然认为他尸骨未寒，认为他遭遇了最可恨的背叛。老宛甚至慷慨激昂地说问问那胖娘们儿，她敢不敢到咱们所来？敢不敢站到她老公面前？敢不敢对她老公再说一遍她要改嫁？”

等到我们知道了遗孀的恋人是谁，我们就更愤怒了。他竟是分局食堂那个炸肉丸子的胖师傅。他们怎么可以结合呢？他们怎么可以恋爱呢？他们除了胖以外没有一点般配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人到有关部门反映了自己的愤慨，不知道有多少人对这对可怜的恋人冷眼相对。那段时间里，这两个胖子沉默了，他们沉默地上班，又沉默地离去。在工作时间，他们则沉默地切菜、揉面、卖饭、炸肉丸子。政治处和分局领导们显然也不支持他们，他们的结婚申请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领导们仿佛是用沉默回应这一对恋人的沉默。终于有一天，烈士丁的父亲老丁拄着拐杖来到分局，推开了分局长的门。

所有的喉咙都哑了。所有的嘴巴都闭不上了。所有的念头都魇住了。所有的人都在那一瞬间仿佛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烈士丁其实还是个有七情六欲的普普通通的家伙。

有人说，就在那一瞬，丁在他的照片里笑了一下，笑得挺美。

遗孀再是遗孀，她嫁给了胖师傅，调到了另一个分局的派出所。她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她似乎和派出所和烈士丁都没关系了。然而有一天，有人说在烈士丁的墓碑前看到了那一对胖而羞涩愚笨的新人，他们显得挺幸福。

丁的照片仍然在会议室里悬挂着。烈士儿子小丁的学费我们仍然筹集，然而据说被那对胖夫妇捐给了希望工程，他们说，他们养得起儿子。

烈士的故事到这里该画上句号了。俗话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那么既然遗孀和胖厨子的新生活很幸福，大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每个人都觉得兴味索然。每个人都感到一种倖悻。只有政治处的同志们仍抓着丁不放，永远把他的事迹当做新民警上岗前的教育培训内容。女民警小徐来所里报到之前就受过这样的教育，她为自己被分配到烈士生前工作过的单位而自豪。所以，一到所里，她便到会议室瞻仰了烈士的遗容，决心踏着烈士的足迹，做一个合格的民警。内勤组长吴大姐是那种热情似火的中年女人，一向把所有男民警都当做自己的亲弟弟，包括所长和政委。如今来了个戴眼镜的清秀妹妹，吴大姐的热情便表现得更充分，狂轰滥炸般地在最短时间内把派出所的一切告诉了小徐。从绿牡丹到刀马旦，从老宛的皮鞋到前任所长的报纸。关于烈士丁的风流韵事是夜里十二点在女宿舍的双层**讲的，它驱走了小徐那浓浓的睡意，引发了她长达半宿的浮想联翩。当吴大姐心满意足地发出鼾声时，年轻的女孩儿在上铺洒下了几滴不咸不淡的泪水。

小徐到我们派出所之后先当了一段外勤民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区民警。在我们这座城市，历史上有过三次女外勤民警。第一次是1958年，当年的女民警今天都已经退休回家享受奶奶或姥姥的待遇了。她们当时的出现无疑是大跃进的产物，是那个狂热时代的一种标志。解放了，干社会主义了，女人还有什么和男人不一样的？火车都敢开，何况当一个小小的户籍民警。她们的消失是60年代初，和她们的出现一样，也打着时代的残酷烙印。吃不饱饭了，营养不良了，她们比男民警更明显地表现出了饥荒的后果。于是，她们被纷纷地调冋科室。当时的领导讲：好歹那儿比下管界轻松一点吧，还省粮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