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在闹得沸返盈天的南京上层,宋美龄跳了出来。她以委员长夫人的名义,一面竭力阻止何应钦准备发动的居心险恶的“戡乱”;一面带上她的顾问端纳飞到了西安。临下飞机前,她将一支小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他们敢于来逮捕我,你就用我给你的这支手枪把我打死。蒋介石一见夫人,感激零涕。说是,我前日去信,决不让内子(妻子)前来,而内子却来,让人感念铭心。
西安事变在周恩来的主导下,经过同蒋介石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圆满解决。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关在上海的抗日领袖,改组政府,集中贤良,清除亲日分子,共赴国难。他让赶到了西安的宋美龄、宋子文姐弟代表他在条约上签字。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夫妇要回南京了。张学良为了表明他的光明磊落,坚持要送委员长回京。在去飞机场的路上,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汉卿,你就不要送我回南京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不理解你,你去,怕有麻烦。”可张学良不听,他掷地有声地说:“委员长,学良主意已定。为了抗日,我张汉卿万死不辞。”就在张学良坚持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并上了汽车去机场时,心急如火的孙铭九好不容易才在西安一个名叫余作潮的中共地下党员家中找到周恩来,告诉他少帅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到飞机场去了。周恩来大惊失色:“走多久了?”“十多分钟了。”
“快,快,马上去机场!”周恩来同孙铭九一起出门上了汽车,直奔机场。可是,当周恩来赶到时,蒋介石的专机已经起飞,在阴霾低垂的天际间渐渐远去。
“汉卿啦!”周恩来目视着在天际间渐渐消逝的飞机,跌脚长叹。富于政治斗争经验的周恩来感觉到了,张学良这一去,很可能就是赵巧儿送灯台――一去不回来了。
周恩来这个预感没有错。张学良这一去,就被蒋介石软禁了近半个世纪。
事安事变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内接受美联社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对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是很危险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举……则和平就不可能。兵祸连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人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1937年1月1日,张学良在南京最高法庭被提起公诉的第二天,刘少奇在延安发表文章严正指出:“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周恩来更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宣传张学良对国家,对民族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他称张学良是“千古功臣”!
当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助蒋,让战争的天平倒向了蒋介石一方。事后,蒋介石赞扬张学良是千古功臣。张学良去南京,蒋介石亲率所有中央大员,去下关机场迎接。年仅三十多岁的张学良成了仅仅亚于蒋介石的全国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有次,蒋介石陪同张学良去看汪精卫,恰好汪精卫不在家。蒋介石专门下车,去对陈璧君说,一会汪先生回来了,请你一定告诉他,张(学良)副总司令来看过他。西安事变后,中共领袖人物赞扬张学良是千古功臣,而这个时候,在蒋介石的眼中,张学良已成了千古罪人。
1975年9月,周恩来身患绝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仍然时时刻刻关注着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关注着张学良将军的命运。当他获知张学良患了眼疾,并有随时失明的可能时,用颤抖的手提起笔来,给有关部门作了设法给张学良将军以帮助的批示。批示完毕还不放心,在批示后面加了三个“托、托、托!”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在中南海西花厅作的最后一份批示。
在成都的贺国光,接到了蒋介石回来的专电后,他以为李明灏会自动去职,去太湖就任警备司令。行前,至低限度会就近来向他报告,辞行。然而一边几天不见李明灏的动静,这就急了,打电话到成都军校询问,教务主任齐鸣天报告说,李明灏并没有去太湖警备区就任,而是军校的城墙上巡视。
贺国光好生惊讶,问李明灏在巡视什么?
“巡视战斗准备!”
“这还得了吗?”贺国光听后非常着急,立刻带上一个警卫排,乘车一溜烟出了商业街励志社,去军校。一过北门大桥,战争的紧张气氛扑面而来。刘湘派出六个团的部队,将军校团团包围,一路上沿途层层栅栏、街头巷尾有不少用麻袋搭建起来的战壕。
贺国光一行好容易穿过层层封锁,来在军校,军用小吉普车还未停稳,贺国光跳下车,正好遇上前来的教务处齐主任。
齐主任给贺国光敬礼,请行营参谋长上楼休息。
贺国光哪里还有这分心思,马起脸,心急火燎地问:“李明灏在哪里?”
“呶,那不是。”长得又高又干又瘦,脸只有二指宽,像只虾米似的教务处齐主任,用手一指。贺国光循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差点没有气歪鼻子。全副武装的李明灏像是个就要指挥大兵团作战,八面威风的大将军。站在城墙上,煞有介事地端起手中的高倍望远镜,正在细细观察着外面的刘湘军队。
“乱弹琴!”贺国光吩咐教务齐主任:“快把他给我叫下来!”
“李主任!”脸色黄黄,肯定是抽大烟,气虚,说不定患有肺气肿的军校齐主任得令后,声音却大得惊人。他将两手圈在嘴边,喊:“李明灏李主任,快下来,贺国光将军、行营贺参谋长来了,找你!”齐主任的声音在偌大的操场与斑驳的古城墙间回响,让整个军校的师生都听到了。
让贺国光更没有想到的是,李明灏明明听到了,却不下来。怒气冲冲的贺国光只好走到城墙下,抬起头来。质问站在城墙上的李明灏:“李明灏,委员长发给你的调令看到没有?”
“看是看到了。”他的话似乎还有保留。
“既然收到了委员长的调令,你为什么还不走?”堂堂的重庆行营参谋长,简直被眼前这个桀赘不驯,目无上司,高高在上的东西气疯了。他大声喝问:“未必你在成都还没有搅肇够吗?难道你非要让刘甫澄将你和成都军校打烂才甘心吗?”贺国光这个湖北九头鸟,气愤起来,说话也够损的。
“那倒不至于。”李明灏满不在乎地说:“他刘甫澄如果敢动手,我们成都军校就是他的滑铁炉。”
“够了!”贺国光怒不可遏,气得跳脚:“我命令你,立即离开成都军校,离开成都,去太湖报道。如果你不执行命令,我立即下令逮捕你。”贺国光说时,站在他身后的副官,赶快将别在腰间的手枪一摸,似乎马上就要带人冲上墙去,将李明灏这个湖南佬逮捕归案。
“好,各位,那我李明灏就此告辞了。”李明灏站在城上,双手抱拳,向围在他身下看热闹的军校师生们作了个揖,一步一摇地走下城墙,手一招。这时,一辆推屎爬状、挂成都军校牌照的黑色奥斯汀轿车开了上来。原来,李明灏已经作好了准备,他就是要等贺国光来催他,就是要气一气行营参谋长。
李明灏上了车,车门关上,推屎爬状的黑色奥斯汀轿车驶出了戒备森严的军校,一溜烟去了。他这是去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辗转去太湖就职。这个时候的李明灏,在贺国光心中是个怪人,犟人。贺国光万万没有想到,这个192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历任国民政府军团长、师长、军长、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代主任的湖南人李明灏,其实早就暗中加入了共产党。李明灏在成都的这些所作所为,究竟是想火上浇油,让中央的在川势力同刘湘的矛盾加剧打起来,借此让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刘湘将中央军校成都分校铲除,抑或还有些什么?这些,都只能存疑了。因为当李明灏亮出真相时,已经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国共决战阶段。那时,国民党船已下滩,败局已定。李明灏先是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第三总队的总队长,在解放北平前夕,他因与守城司令傅作义有旧,去傅作义处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让傅作义举行了北平起义。这时,只有到了这时,国民党上层,包括蒋介石,这才弄清李明灏原来竟是长期潜伏国民党军队里的“共产党高级间谍”!
而这时,已经江山易手。蒋介石只能在海峡彼岸的台湾,捶胸顿脚,后悔莫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