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教堂日历我保存了很多年,上面有外公亲笔写下的很多注释。比如有这样一句:“恩人救我于灾难。”我记得这个“灾难”指什么。那阵子,外公为了帮助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开始放债,偷偷接受人家的典当。有人告发了他。一天晚上,警察冲进来搜查。慌乱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平安无事。那晚,外公一直祷告到早晨太阳升起,然后当着我的面,在日历上写下了这句话。
晚饭前,外公和我一起念圣诗、念祷告词,或者念那本厚厚的叶夫列姆·西林的著作。
晚饭以后,他又开始做祷告,在寂静的夜晚,他单调的忏悔久久回**在屋子里:
“我该如何供奉您,该如何报答您,最仁慈、不朽的上帝啊……保佑我们不再受**吧……保佑我们不再受人欺负吧……让泪水洗刷我的罪恶吧……”
外婆却常常会说:
“哦,我累坏了!看来今晚我做不了祷告了,我要睡觉了。”
外公会带我去教堂:周六是去做晚祷,周日则是去做晚弥撒。甚至在教堂里,我也能分辨出人们在向哪个上帝祈祷:神甫和助祭是在对外公的上帝祈祷,而唱诗班颂扬的则是外婆的上帝。
当然,我只是在粗略地描述一个孩子眼中的两个上帝的区别。我记得,正是这种区别曾在我的内心产生过激烈的冲突。
我不喜欢外公的上帝,他让我惧怕,因为他没有爱,永远严厉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他关注的只有人性丑恶、堕落的一面。他不相信人类,时刻等待着人们向他忏悔,他以惩罚人类为乐。
在那些日子里,上帝成了我最主要的精神食粮,他是我生活中唯一美好的东西。其他所有的记忆都只留给我残酷、污秽的印象,令我感到悲哀和厌恶。
上帝——外婆的上帝,是一切生灵的朋友,是我身边最美好、最光辉的事物。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公就看不见这个仁慈的上帝。
大人不准我到街上去玩,他们说街上太乱了。我每次出去就和喝醉了酒一样,打架、胡闹。
我没有朋友,邻居的孩子们都敌视我。我不喜欢他们叫我卡希林,他们知道这一点,就叫得越发起劲:
“嘿,小气鬼卡希林的外孙来喽!快来看哦!”
“揍他!”
我就这样和他们打起来。
按照我的岁数,我算是长得壮的,打起架来力气也不小。我的对手也承认这点,所以他们从来不和我单挑。因此,每次栽在他们手上,我都被打得鼻青脸肿、衣衫破烂,狼狈地逃回家里。
我的样子每次都把外婆吓坏了,她会心疼地说:“怎么啦!小家伙,又打架啦?让我看看!这可如何是好呢?”
她给我洗脸,帮我处理伤口,一边说:
“你为什么老要去打架呢?在家倒是老老实实的,怎么到了街上就那么不像话了!真不害臊!看来我要告诉你外公,不让你再出去了!”
外公看到我又青又肿的脸,从来都不生气,只是咕哝几句:
“又挂彩啦!好你个勇敢的斗士,不许再上街了,听见没有?”
我对空无一人的大街是没有兴趣的,但只要一听到孩子们的嬉闹声,我就会把外公的警告抛到九霄云外,跑出院子去。我一点都不在乎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我无法忍受男孩子们残忍的恶作剧:他们让狗和公鸡打架、虐待猫、追打犹太人的山羊、戏弄喝醉的乞丐和虔诚的“死鬼装在兜里”的伊戈沙等等。
伊戈沙高高瘦瘦,浑身脏兮兮的,瘦削的脸上胡子拉碴。他常驼着背在街上踱步,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身上的羊皮长大衣摇来摆去的,样子很奇特。
他铁灰色的脸上一双忧伤的小眼睛,令我肃然产生敬畏的感情。我总觉得这个人正在做一件很要紧的事情,谁都不该去打扰他。
但是孩子们跟在他身后跑,朝他的驼背扔石子。他并不在意,似乎也不觉得疼,但他会突然站定,转过头来颤抖着拉拉破帽子,环顾四周,好像刚刚睡醒一样。
“伊戈沙,死鬼装在兜里!伊戈沙,你去哪儿啊?看看你兜里,有个死鬼啊!”孩子们叫喊着。
他抓住衣兜,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子或者土块,笨拙地挥动长长的手臂回击,嘴里骂骂咧咧的。他骂来骂去就那么几句,而孩子们还击他的语句则丰富多了。
有时候,他一瘸一拐地追上去,一不小心被长袍子绊倒,跪倒在地,两只干柴棒似的手臂撑着地面。
这时候,孩子们便朝他扔石头。胆大的甚至跑到他跟前,抓起泥土朝他头上撒过去,然后飞也似的闪开。
街上最让人痛心的要数看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师父了。
他全瞎了,沦落在街上以乞讨为生。他高大清秀,沉默不语,由一个矮小、不起眼的老太婆领着,挨家挨户地要饭。每到一户人家窗口,那个老太婆便尖着嗓子细声细气地说:“可怜可怜这个瞎子吧,看在耶稣的分上……”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什么也不说。黑镜片后的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别人家的墙壁、窗户,还有过往的行人,被染料浸透了的手轻轻拽着自己的大胡子,双唇则始终紧闭着。
我常见到他,可从来都没听到过他发出一点声音。这种沉默令我无比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