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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7页）

一到节假日，客人就陆陆续续登门来了。

外婆的妹妹马特廖娜·伊万诺芙娜，就是其中常来的一个。她是个吵吵闹闹的大鼻子洗衣妇，穿一件条子花纹的绸衣，戴一块金闪闪的头巾。

随她同来的还有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叫瓦西里，是个绘图员，长头发，穿一套灰色衣服，是个很幽默、好脾气的人；另外一个叫维克托，穿得花里胡哨，长了张马脸，一脸的雀斑。他在门口脱套鞋的时候，像个小丑似的尖溜溜地唱着：

“安得烈爸爸，安得烈爸爸……”这让我摸不着头脑，想想也怪可怕的。

雅科夫舅舅带着他的吉他也常来，一起来的还有个秃头独眼龙，是个钟表匠。这人不爱说话，穿一件黑色长礼服，像个修道士。

他老是笑嘻嘻地坐在角落里，头歪向一边，用一根手指抵着刮得光溜溜的下巴。

此人脸色黝黑，那只独眼总是特别留神地盯着每一个人。他话不多，而且说来说去都是那句：

“不麻烦您，一样的……”

我第一眼见到他，就突然想起了很早（还住在新街）时候在哪儿也见过这个人。

有一天，街上响起了一阵不祥的锣鼓声，一辆高大的黑车被士兵和人群团团围着，从监狱一直向广场缓缓驶去。

车里的凳子上坐了一个人，戴了顶圆圆的帽子，手上的镣铐随着身子的晃动，不断地发出响声。脖子上挂了块写有很大白字的黑牌子。

那人低着头，像是在读牌子上的大字……

“这是我儿子。”母亲把我介绍给钟表匠，我害怕地躲开他，把手藏到了背后。

“不麻烦您。”他说，一张油嘴可怕地歪到右耳根，一把抓起我的皮带，拖到他跟前，把我轻快地转了一圈。

“很好，小伙子挺壮的。”他放开我，称赞道。

我坐到一张大得可以躺人的皮沙发上。外公吹牛说，这曾是格鲁吉亚公爵坐过的。

我从角落里看到大人们无聊乏味地应酬着，那个钟表匠的表情奇怪而可疑地变化着。

他肥胖的脸上油光满面，像是油溶化了，在不断往外流。他笑的时候，厚嘴唇咧向右边的脸颊，那小鼻子像是盘子里的饺子，也跟着滑过去。一对招风大耳居然也能动，时而向那只独眼上的眉毛靠齐，时而向颧骨聚拢。看起来，他要是想把耳朵当手掌去捂鼻子，也没什么问题。有时，他伸出黑乎乎、圆滚滚、像小棒槌似的舌头，在流着油的厚嘴唇上舔个圈。我倒不觉得这一切有多滑稽，不过，实在是怪异丛生，我好奇地盯着他想看个究竟。

客人们喝着掺有甜酒的茶，闻起来有一股烧焦的洋葱味。他们还喝着外婆自酿的各种果子酒，有金灿灿、绿莹莹的，还有像焦油一样黑黝黝的。他们喝着浓郁的酸奶，尝着裹有蜂蜜的罂粟籽甜饼。又吃又喝，热得满头大汗，不停地夸奖外婆手艺好。吃饱喝足后，坐到椅子上休息。一个个满面红光，鼓鼓囊囊，懒洋洋地请雅科夫舅舅为他们弹唱一曲。

舅舅低下头，一边调琴弄弦，一边用他五音不全的嗓子唱了起来：

哦，曾经的日子有多美，

吵吵闹闹从头到尾。

面对喀山的小姐妹，

我向你一一倒苦水

……

我觉得这首歌太忧伤了，外婆也说：“唱点别的吧，雅科夫，唱首像样点的。莫特里娅，你还记得从前唱过的那些歌吗？”

洗衣妇摆弄着她那件沙沙作响的丝绸衣服，神气地说：“我的老姐姐哟，您还不知道吧，如今，哪还兴那玩意儿啊。”

舅舅眯缝着眼睛瞟了外婆一眼，好像她离他很远似的，仍不知悔改地拨弄着令人郁闷的老调，念着好难听的歌词。

外公正在和钟表匠鬼鬼祟祟地说着什么，边说还边用手指比画。独眼龙抬起眉头，朝母亲瞥了眼，连连点头，油腻腻的脸上闪过难以捉摸的表情。

母亲还是同往常一样，跟洗衣妇的两个儿子——谢尔盖耶夫兄弟俩坐一块儿。她挺严肃地跟瓦西里小声交谈，他叹息着说：“呣，是得好好想想。”

维克托带着酒足饭饱的笑容，两脚不停地蹭着地板，尖起嗓子唱道：“安得烈爸爸，安得烈爸爸……”在场的人都不再说话，愣愣地望着他。洗衣妇振振有辞地解释说：“这是他从戏班子里学来的，人家也这么唱……”

这样沉闷无趣的晚会大概有过两三次。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刚刚做完午间祷告，那个钟表匠又来了。

当时我正坐在母亲房里，帮她把小玻璃珠穿到一件破了的刺绣上。突然，门被推开了，外婆神色慌张地探进脸来，压低了声音说：

“瓦尔瓦拉，他来了。”

母亲一动不动，一点也不慌张。很快房门又被打开了，外公站在门口，一脸严肃地说：“穿好衣服，该走了，瓦尔瓦拉！”“去哪？”母亲既没起身，也没看他，冷冷地问道。

“走吧，上帝会保佑你的。别拗了，他为人沉稳，是钟表行里的能手，会成为阿列克塞的好父亲的……”

“我早就告诉过你，门都没有！”母亲平心静气地打断了他。

外公向她跨了一大步，伸出双手，像个瞎子似的，不知道要摸什么。

“去！否则我揪住你的头发，拖也要把你拖去！”他毛发倒立，声嘶力竭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