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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在记忆中生长（第2页）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鄂西，同行的有位老画家。当年他曾作为土改工作队队员到此协助土改。老画家对我说，他所驻扎的村里找不出一个可以当村长的人，因为政策规定，凡是当过土匪的人都不能当村干部。可是村子里的成年人，人人都当过土匪。结果他们只能挑选一个因为只有十四岁而没来得及当土匪的男孩当村长。

那一次，我们要去一个被叫做大水井的地方。走了许多的山路，有几处路段竟然只许汽车用三只半轮子着地，到了目的地后，所见到的却有些出人意料：水井一点也不够大，将那身材普遍秀美纤细的土家族女子所能负重的水桶放入其中，再舀起来，井中之水便所剩无几。大水井之大所指并非水井，而是绕着水井垒起来的高大得有些荒诞的堡垒。历经数百年山中风霜雨，当年的青石早已变成墨炭模样，远远望去宛如一只趴在溪边饮水的巨大黑熊。堡垒石墙厚达一米，相向壁立，所保护的仅仅是那座小小的水井和一道用来汲水的狭窄石级。从最底端的水井里或取一桶清水，或饮一掬甘泉，向上攀缘数十米，黑黑的石壁随时都有可能碰撞到左肩或者右肩，才能来到那道坚实的木门前。事实上，从大水井建起来后，所有人就不得不如此行走。也可以说，修建大水井，也就是为了让人必须这样行走。即便是当下，只要有人持一杆单发土枪，那些想从山谷下面爬上来，翻越十几米高的青石围墙，从外部抵达水井，也是不太可能的。在历史的日常生活中，汲水者无一不是从这道用五寸厚青檀木制成的侧门后面走出去，向下一步步地到达水井，再一步步地沿着原路返回。

在这道专门用来汲取大水井之水的侧门后面，是当地人的宗祠和与宗祠紧紧相连的一家大户。战乱之年，盗匪丛生，一旦有事，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便纷纷躲进宗祠，拜托大户人家的家丁施行保护。人一多，就不能断水，于是就出现了这座专门用作保护水源的大型堡垒。

鄂西山地多为喀斯特地貌，谷底绿水长流，山上泉踪难觅。

作为堡垒，山巅之上自然可靠，可一旦被对手围困住，单单一个水字就难抵御。光考虑水也不行，与流水离得近了，失去险要，别人居高临下，一口唾沫就能当成雷霆往下倾泻。能将一股细细的暗泉从半山腰的悬崖峭壁中抠出来，将每一滴水都当成对上天的感恩，再修建可以用来避难的大房子，也就平添了巨大威严。一旦逢上危难，每一滴水都会变成甘露。

大水井的存在，加深了我对“地主”作为一个阶层的存在与消失对乡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何在的疑惑。这些年来，因为阅读正史太多，而变得对闲书和野史有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当然，这也得益于“阶级”的强力作用褪色后，社会生活有了真正的田野风情。

从我至亲爷爷的雇主人家，到偶然得见的完全陌生的山乡特殊建筑，恰如一部活力展现的民间史，一边是口口相传，一边是一物一证，极大地丰富了乡村生活在人文传承过程中的种种可能与不可能。

过眼惊心的事，总会有其发人深省之处。

站在峰顶，能将万里长江悠然揽进早上清雾傍晚的浓霞，这样的回龙山仍然不高不大，只因生就在黄州城外而名噪。在太多崇山峻岭堆起来的鄂西，信手掰下一块岩石，就能与其媲美。相比大水井旁的那户人家，回龙山下最是显赫的林家，全部家业也比不上人家的一座绣楼。荟萃了当地顶级民间艺术的绣楼，后来做过农民夜校和大队队部，一道道方便女子行走，又不给外面男子开方便之门的精美楼梯，俨然是银子铸成的。一扇扇可以让楼上女子一边做着手红，一边随心所欲尽观山水风情，又不使各方闲杂人等暗窥闺房生活的窗户，怎么看也是金箔包裹而成的。女子再好也要嫁人，红颜再美也会衰颓。雕梁画栋的绣楼还不是居家住宅主体。绣楼只是一双美目、一对红唇和一段短短的青春。只有那些处理家政、料理家务、供各色人等日常起居的院落与楼群，才是这个家族安身立命之所在。那大大一片经整体设计，统一建造起来的房屋，面积大得将整座林家大垸里的房屋全部相加也还比不上。大水井旁的那所大宅，单独占据着一座山坳。而被称为林家大垸的那处山坳里至今还散居住着不少林氏宗亲人家。

离天下名城黄州不过咫尺之遥、与历史名镇汉口亦在极目之间的大户林家，竟然被远在深山之中，过去现在都不值得评说的土财主比较得浑身冒酸气！

多少年间，从养育地鄂东出发，鄂西、鄂北和鄂南，不算是走遍了，只能称为到过多次。这样的到过，使深刻关怀乡村的内心生出更多思忖。在那些交通不便、山高水深之地，富人反而比城郊之地更加突出。随着历史的延续，如此突出的意义越来越清晰。在广袤的乡村，富人之富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丰富。一如大水井旁的大户人家，不管承认不承认，都是其方圆十数里的乡村核心所在。在乡村，天旱水涝固然是首选的天敌，在天命的暗示下，乡村只能是逆来顺受。天不下雨时，为其供上自家仅有食物，老天爷不见得领情。洪水要泛滥，将犁铧熔化了，铸成铜牛铁兽去镇压也难济其事。这也是没法子的事，谁有本事去老天爷那里讨要公道呢？相比之下，遇有酷吏兵匪等人祸，乡村的表现就会水涨船高了。乡村不欢迎官吏，乡村更不喜欢兵匪。很多时候乡村之所以虚弱，就在于其在天地间漫不经心地散落，就像一堆黄沙，攥在一起时还能对溪流有所阻挡，一旦抛撒开来便毫无用处。所以，像大水井旁的那类大户人家的出现，实质上是人文乡村慢慢积淀起来，也是乡村对自身代言者的集体默认。城郊之地，有钱人是注定要将主要收益消费在城市里。在城市的远方，那些家产巨大的人家，并非比城市近郊的富人们拥有更多财富，而是他们将一点一滴的情感与一分一厘的金钱，全部交给了乡村。也正是如此，在这些人看来，乡村的利益即为自身利益。由他们作为中坚力量代表地方，主张对兵匪的明争暗抗，对官吏的软拖硬拗，也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爷爷的情感是古典的乡村情感。爷爷从不抱怨的“地主”

作为一个阶层，在乡村存在了千年之后，只用短短几年就被他儿子勉力参与的土地改革和接踵而来的合作化运动彻底铲除。

几年之后，他的儿子又差一点被别人所铲除。

在父亲的个人履历表上，家庭出身一直是“雇农”。身披最理直气壮的政治保护色，父亲在**中还是被狠狠地揪出来，真的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只差那么一点就要“永世不得翻身”了。父亲被批斗完全是因为他当了官。父亲被批斗时，爷爷自己不敢去看，总是要年纪尚小的孙子到现场去，看了之后，回来再与他说。一朝为官了，父亲履历中的“苦大仇深”就失去保护作用，成为乡村一直以来最为憎恨的“酷吏官僚”。实际上，与父亲一起接受彻底批判和残酷斗争的乡村官员，莫不是同一出身，最不好的也只是后来娶了地主家的女子为妻。对父亲他们的斗争是空前的，其深刻程度远远超过其时斗争地主们的那种表面上的如火如荼。作为一个阶层已经消失的地主们，生命个体还在延续。但在那些事关地主的斗争会上，听人们喊口号，除了少不省事者，成年人们的肢体语言，总让人觉得有些温情脉脉。

那个时代，让我们早早见识了人的不同品质。

同是斗争大会，被押到台前的那些官员，偶有很不服气的在那里站成一副骄横模样；还有刁横耍赖的，找个借口躺在地上要死要活；多数却是听天由命，无论如何摆布，都会机械地照着去做。相反，那些多年前就被斗争得死去活来的地主们，也被要求跪下等等，被我们看过去，总有些全然不同的气质。

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之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舌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那时候，我们家借住的地方就住着这样一户被称为“地主”的人家。在那种时期，那样的人家绝对没有政治地位。奇怪的是，我一直对他们一家有着深深的敬畏。这种敬畏并非来自小学课文上偷辣椒的老地主将少年刘文学活活掐死。那户人家住着两间搭建在别人家墙边的茅屋，一家四口，没有一件完好的衣服。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童年时的那种敬畏，源于那户人家的大人小孩，衣服破得再厉害，那上面的每一个补丁都是整整齐齐的。还有他们仿佛总也弄不脏的手脚与脸庞，总也洁白得没有丁点牙垢的口齿，大人小孩总将一块洗净的旧布叠得方方正正装在荷包里，作为清洁自己的手帕，如此等等，在不经意间抒发他人不可剥夺的精神力量。

多年之后，我在写作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时，书中一位主要人物深陷灭顶之灾，如何让他从小说中得到解脱，成了事关历史与艺术的启承转合的一处关键。在某个写作的日子，这种早早出现的提心吊胆，终于通过电脑的键盘与内心设定的重大问题相遇了。奇妙的是，表现这种相遇的文字竟然如此流畅，丁点的结巴也没有。明明是在书写一场革命者的悲剧，我所体会到的却是一种深刻欢乐：小说中，那位主持党内肃反运动的欧阳大姐，从不会因为私情而放过哪怕细小如蚂蚁的生命。但是，那位名叫董重里的男人，在面对最严酷的审讯时，还能从容地掏出一块洗得白的手帕，将自己轻轻地清洁了一下。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欧阳大姐悄然在心里开启了一扇小小窗口，让清风一样的濒死者得以生还。为何要这样写，我来不及细想，直到小说终篇了，空闲下来我才明白，是童年的那些小事一直深藏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并且深刻地影响着自己精神世界的拓展。我不认为，仅此这一点就可以升华一代人的精神控制，我要强调的是，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这样的角落正是人性的启蒙。如果面对的是乡村，那也就是乡村的一种启蒙。

二〇〇四年曾经有两条新闻让人怦然心动。

第一条是新华社武汉六月十三日电：《温总理给湖北农民吃定心丸，中央说话算数，农民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护》，说的是温家宝近日考察湖北时的情况。从六月八日和九日，温家宝以他一贯的方式，先后临时停车走进老河口市洪山嘴太山庙村、十堰市郧县城关镇堰河村、枝江市安福寺镇桑树河村、荆州市八岭山镇朱家岭村，具体了解到农民王转运一亩地交了六十多块的税，比去年减了四十多块。而村民王建林则直率地说：“一号文件让老百姓最高兴。农业税不交或少交，种粮还给补贴，把几千年来的事给翻过来了。”更有村民曾祥华如实相告：

这一带的地，一亩地打五六次灭虫药都不起作用，不晓得是药不好，还是不对路。温家宝深切关注的农村合作医疗，刚刚开始试点工作，国家拿十块，地方拿十块，老百姓拿十块，搞大病统筹。温家宝因此说了如下几番话：“税还会减下去。今年减三个点，明年还减，五年内要全部减完。”“看来我们要加快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让更多的农民看得起病。”“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鼓励农民种粮。国家还拿出钱来修路、修水渠、修沼气，采取措施降低农资价格，为农民找好处，谋实惠。”“我还要告诉大家，中央说话算数，农民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护。”

第二条来源于六月十五日的《长江日报》：湖北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农村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加快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步伐。要在二〇〇五年底消除农村校舍D级危房，把“普九”债务锁定并分解到县乡两级政府，保证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武汉市将于今秋进行“两免一补”（免书费、杂费，补助生活费）试点，并争取于二〇〇六年在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推行。

归纳起来，重要之处在于第二条消息最后所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电视电话会议上说，要带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搞好农业教育工作。没有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也就很难理解村民王建林为什么会说，把几千年的事给翻过来了。

正是那几天，有朋友送我一本他所著的关于长江三峡的散文集，信手翻开，立即就被一段文字所打动：成了移民的一位母亲，临行前三番五次挪不动脚，点一炷香插在已成废墟的故土上，长跪不起，泪流不止。当一位年轻的移民局官员在背后骂她老封建时，作为父母官的县委书记为自己的下属如此不了解中国农民，如此对中国农民没有感情而深感震惊。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部《凤凰琴》，追问的作为是乡村教师的这一类人，历史与现实如何评价他们的生命意义与生存价值？十几年后，《凤凰琴》中的人生困境反而有更加危重的趋势。二○○五年教师节的第二天，我去中南医院看生病住院的朋友。一般时候住院部总是格外安静，但在那一天，我所见到的情境有些反常：朋友所住病房外面的走廊里，聚集了许多内心有着巨大压力却不得不沉默不语的男男女女。悄然问过之后才得知：正是作为教师节的昨天，来自那座著名将军县的几位乡村代课教师，因为一些可想而知的普遍问题得不到解决，集体到省政府门外服毒自杀。被各种导线和导管缠绕的那批乡村生命，躺在病**的模样无法不让人动情。

在经历了太多的感情波澜之后，我却发现，感情只能作为一种动力，而无法成为一种诺言和保证。当社会整体出现麻木不仁时，强调感情是必要的。然而，从长久来看，真正能保护乡村整体利益的反而是理智。

如今的父亲已经年事甚高了，除了自己的养老金外，别的事情早已经高高挂起。当然，不是他自己的放弃。相反，他一直在试图对上及嫦娥探月卫星，下至陕西省镇坪县乡村猎人周正龙所拍摄的野生华南虎照片，还有鄂西野三关铁路隧洞塌方，正巧砸中一辆过路客车等各类社会事务发出声音。二○○八年大年初一，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享受冬日阳光时，基本失聪和失明的父亲甚至将他的二女婿叫到身边，突如其来地问他，陈水扁最近又在台湾闹什么事了？解放台湾的这一仗打得起来不？引得他的下辈们一齐发出这个春节最为快乐的笑声。时光让父辈们放弃的恰恰是他们一直不想放弃的社会。

社会的快速变革让父亲这一代人即使是思考自己所创造的历史，也达不到当下所需要的深度：为什么乡村当年被称为人民公社，而不直接叫农民公社？如今却要在种种行政管治机构之外允许再成立一个村民自治委员会，而不直接叫人民自治委员会？

在被称为人民公社时，所谓农民这样一类乡村中人，在法律制度上与别的人群类别还是平等的。那个阶段，起码在政治文化上是将乡村中人，当作普天之下各类人等中平等的一种，并且有着同样不可鄙视与低看的文化形象和政治权利。甚至特意冠以人民二字，来强调这种在最近距离管治乡村的政治公社的性质。那时候政府的政治倾向是均等的。乡村的水利建设、道路交通工程和教育体系，在那个阶段里，与城市的堤防、马路和学校工程一样，统统归由政府投资。后来发生的变化同样一清二楚。政府对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越来越大，城市中人也开始享受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通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优势的教育资源也快速地集中到城市。在乡村，过去有的现在没有了，过去没有的现在更加没有。命脉一样的道路须得集资修建，命脉一样的河流须得集资防护，命脉一样的教育需要集资兴办，那些掐着乡村命脉的疾病与衰老，更是成为仿佛是专门针对乡村的惩罚。

有着鲜明政治目的管治官员是最早的清醒者，所以才从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取向上，提出村民自治委员会之梦想。虽然是梦想，却也表明了一种真实，即是当今的乡镇一级政府，已经将当年人民公社的乌托邦一扫而光，还原了任何政府都是既以管治为手段，又以管治为目的的道德真相和政治真相。叫村民而不叫人民，也不再仅是称谓的差别，而是在政治上承认，身在乡村的人民，正在受到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的某种压制。应该坦率地说明，为身在乡村的人民专门法定一个委员会，是要对抗那些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种种针对乡村人民的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