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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特委营救文强（第2页）

文强被送到巴县大监，关押在一间紧靠山岩边的牢房里。因为特务未从文口中捞到有什么价值的情报，监狱也就没有特别地对他进行“照顾”了，监警也把文作为一个普通犯人来监理。

文强在监狱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据他1983年刊登在《宜宾县党史资料》上的《我对郑佑之先烈无限悼念中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郑佑之为了营救我出狱，曾四次为我传递纸条”——

第一次的笔迹接触。我被捕后（是遇叛徒沈天泽的出卖）押解到特委会待审前，将我关押在一间斗室中，小窗外雨声沥沥，室内灯光暗淡。忽见窗外有一人影，正注视间，从窗隙中塞进一纸片，上书“出卖叛徒沈天泽”。我将纸片嚼碎吞下，引以为慰，判断佑之联系上了，纸片上的字迹，出自他沉厚的笔迹。但又默思，不识沈天泽为何许人（后经查明，是我1926年追随朱德同志入川，于万县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大队受训的学生，当年我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

第二次的笔迹接触。我被第二次提审前，一青年壮汉来我关押室内借检查为名，在室内巡视一周，对外张望，转身递给我一纸团，未言其他就离去。展开纸团，上书“只知自边区而来，不知其他。”我知是佑之笔迹，将纸团抛入口中嚼得粉碎吞下。也就体会到叛徒并不知道我居重庆的实状，是提醒我再审时作好准备、我心泰然，对党组织及佑之营救无量的感激！

第三次的笔迹接触。我被巴县县政府监狱关押约一月中，叛徒宋毓萍忽然来狱中与我谈话，威胁利诱，花言巧语，大意是所谓奉劝我留着有用的生命，不要自寻死路。宋讲刘愿庵、穆青、李鸣珂、牛大鸣、邹进贤等一批共党头目都一网打尽死了，省委已瓦解了，要我放明白些……还说到军法处长李根固要见我。一切不咎既往，对你有所借重之处……他啰啰唆唆还谈了许多。

我一心想到党对我的营救，我必郑重其事，多找脱逃的机会，我用不着对来者批驳，凡事一笑置之。我听了他单方面的说辞之后，我更了解叛徒们并不知我在渝的活动情况，证实佑之传递来的纸团所告属实，也就有了对付他的把握。

好在宋毓萍片面之词谈完后，即要看管的头头开门将我带出，趾高气扬地说是李根固处长有请。在一群叛徒特务的包围之下，步行到了他们的巢穴。

来到一间大厅中坐下，我稍加打量，即看出以宋毓萍、贺竹君为首的叛徒们，早已奉命安排好了企图软化引我上钓的布置，大厅中摆好了八仙桌，桌上摆好了茶点，一群不识的叛徒特务，团团围绕我转，问东问西，特别是宋毓萍笑面虎的神气十足。贺竹君则自称为黄埔学生来与我拉关系，我假装连夜失眠，精神不佳，避免了对他们的冷淡。

宋毓萍离开我外出少许又回来对我说，李根固处长因事不来相见了，要我与贺竹君出面代他设宴招待，还要陪你搓搓麻将牌……我只好笑笑，点头表示感谢之意。他们见我如此冷淡，也就插不进话来，渐渐离座外出，我则靠在沙发上作休息之状。

一青年壮汉，为我送茶递烟十分殷勤，看来是在监视我，又是在找机会来接近我，经过我仔细打量，认出是两次塞过纸团者。他趁大家离座无人时，便低声地向我说，“这群杂种还能活得几天，您放心会有人打救的。”说完，转来转去仍作对我监视状，并在为我斟茶时，放下一个小纸团在茶杯旁边就走开了。我拣起纸团展开，上书“跑”字，浓墨沉厚，我知道是谁人所书，心更是泰然了，但又不知营救计划怎样？不免有些筹思以待了。

第四次的笔迹接触。是当日晚宴后，宋毓萍、贺竹君两叛徒引我到南面的一间书房的房间里搓麻将牌，在座的有我和宋、贺等共四人，与我对座的为一中年人，不曾为我介绍姓名，目光瞵瞵，对我察言观色，看来是军方所派的特务。宋、贺对此人颇为恭敬。我则慎言以对。

我们搓了八圈麻将之后，已是深夜了，又是那位青年壮汉，为我送茶送烟，以足来碰我的腿，显然是示意于我。我乃借故离桌大便，并告知宋说，待大便后再奉陪搓下去。宋即分嘱那位青年壮汉陪我到厕所。

走出房外，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我们来到厕所，那位青年壮汉他先入厕所里张望，见无一人才叫我入内。我正小便时，他塞进手拿出一个纸团，我展开“丝网已破”四个字。

出厕所门时，青年壮汉用手指向破铁丝网的方向，且示意我马上逃之。我冒雨急步走进两颗大梧桐树下，把身掩在桐影下，放眼见高悬的铁丝网已破一大洞，足可穿越而逃。我调头向洞口一望，见破网之处加上垒起来的石墙，足有两丈多高，又怎能下得去呢？急中生智，乃将头上的鸭舌帽脱下，丢在地上，又脱下身着的阴丹士林布长衫，撕成了条条，打成疙瘩连结为绳，绳头系于铁丝网上，迅速穿越而出，两手紧握布条绳垂直而下，感觉有人在铁丝网下帮助我……

这次安然脱险，得助于党的感召，得助于佑之四次纸片纸团及传话指导的营救，既可看出他的周密计划，也可看出他掌握情报的确实，连一分一秒的良机也不会放过，否则是难以如此运用之神的。我至今日，也不知青年壮汉同志为谁？（注：作者引用此文时，有删减和略有修改）

营救文强事件回放——

当文强被关进巴县监狱的牢房后，郑佑之已从内部传来的消息得知监狱情况，就立即安排唐大兴同打入敌营的地下党员联系，开展实施营救文强的行动。唐大兴同两个地下党员利用夜间，在关押文强监狱房外，已经打了一个洞，但还没有挖通到牢房……

那天夜里，他们从监狱传出的消息得知：“文强与特务正在搓麻将”，随即唐大兴他们抓住这个最好的营救战机，扔下挖洞的工具，立即摸到监狱的铁丝网边，把铁丝网剪开一个洞。然后通过联络手段，向监狱里发信号。

唐大兴他们把监狱的铁丝网剪破之后，就藏身在铁丝网岩边下的树丛中，潜伏等待着文强逃出来的身影。那夜正好山城下着瓢泼大雨，文强从厕所出来之后，只听见哗啦啦的大雨，监狱被大雨淋得鸦雀无声。这时陪同文强上厕所的青年，向文示意赶快逃跑出狱。

旋即，文强冲向了雨夜中的两颗大梧桐树，来到破开的铁丝网边，迅速钻了出去。他脱下身上的长袍拧成绳索，攀爬过了二三米高的围墙。与此同时，在监狱铁丝网岩下的唐大兴等人，用警惕的眼光探视着情况。

唐大兴发现有情况，他们立即跃身伸出大手，搂接从石岩上滑落下来的文强。文强被营救逃出监狱后，他们4人趁着雨夜，奔跑在山间丛林中，终于让文强挣脱了敌人的魔掌，逃出了国民党的虎口……

文强被21军“特委会”逮捕后，是四川唯一被成功营救脱险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在他之前和之后被捕的共产党人，除去叛变者外，不是被敌人杀害，就是被判刑坐牢。

文强被救出来后，因为“特委会”的侦缉队员都认识他，不能继续留在重庆工作，必须转移外地。经文强、周敦琬与郑佑之商量决定，文、周马上离开重庆，先到江津隐蔽。

当晚，周敦琬把手中的有关工作，全部交代给了郑佑之，他们化装成一对老人，由唐大兴扮成挑夫，趁着月光赶到长江边的一个隐蔽处，在那里已经有一只木船等候他们。

文强越狱成功后，在重庆地下党的护送下，逃到周敦琬的老家江津县。因为江津县当时并不是刘湘21军的防区，而是另一个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所以，文强他们抵达江津县之后，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当文强、周敦琬逃离重庆后，“特委会”仍在四处追捕他们。文强已经不适宜在重庆工作了，因为“特委会”的那些特务都认识他。于是，“川东特委”的工作，就由郑佑之接手。

“川东特委”决定让文强和周敦琬，立即到成都向省委汇报，并请示另行分配工作。于是，文强和周敦琬一同去了成都，找到当时的省委汇报。这时四川省委书记已经由程子键换成了罗世文。此时，新任省委书记罗世文，正在贯彻执行“王明路线”，坚决反对“右”倾路线。所以，罗世文听到文强的汇报之后，就认定文强被捕后有“失节”行为，要给文强以“留党察看的处分。

对于罗世文的这种决定，文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文强始终坚持认为当时自己身在狱中，完全是按照狱外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为配合营救巧妙与敌周旋，拖延时间以利于营救行动。而自己的那些“假口供”并没有涉及党内机密，没有给“川东特委”带来一点损失。

但是，文强的这种申辩，并没有得到罗世文的认可。在后来的日子里，文强与周敦琬又多次向省委申诉，仍然没有得到罗世文的理解和信任，最后还是执意要处分文强。为此，性格耿直的文强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同罗世文据理力争，两个人的关系由此闹得更僵了。

后来，在文强拒不承认“错误”的情况下，罗世文居然代表四川省委，对文强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决定。面对这样的结果，文强一气之下愤然离开了四川，历尽千辛万苦又逃回了湖南老家。没想到就在他回到长沙的当天母亲就去世了。此时的文强，就像一个在寒冬里迎风顶雪的孤儿，在他的身上心上又积压着雪霜……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文强又秘密地前往上海，他要找到党中央，找自己的老师周恩来申诉自己的冤屈。然而，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去上海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已经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文强已被四川省委开除出党，望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