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塔农暴失败后,按照省委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的指示,余宏文又分散隐蔽农民武装,转入秘密活动。因遭军警搜捕通缉转移到乐山市五通桥,化名余济民,参加组织和领导犍为盐业工人罢工。罢工被镇压后,余宏文被捕关入犍为监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当郑佑之从余宏文的来信中,得知其妻舅、妻弟在刘湘21军的消息后,当即决定,把自己的这个学生,一手培养入党,又在宜宾共同战斗多年的战友余宏文召来重庆。随即,郑请示党组织审核余被捕后的情况。郑很快得到回复:余宏文被捕关入国民党监狱后,对党忠诚,意志坚定,没向敌人透露一点消息。于是,郑就立即向上级请求并同意,把余宏文调来重庆。
余宏文调来重庆后,化名余福生。郑佑之帮助余做了一份“档案”,通过妻舅刘绍海的引荐,顺利地打入了21军军部。
当刘湘看过余宏文的“档案”后,知悉余是从成都西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又在国民党宜宾县任过官职,就批准余进入21军“特委会”。
当时郑佑之按四川省委指示精神,一方面组织特工队,对罪大恶极的叛徒、特务实行镇压;一方面指派余宏文通过其妻的社会关系,打入21军的心脏,侦察敌情,为惩罚叛徒,营救被捕同志获取情报。
余宏文进入“特委会”后,凭借刘绍海和唐端华的关系,很快取得了有关方面的信任,先在“特委会”当秘书,负责文书信件的收发传递工作。很快当上了“特委会”的编辑主任,主办《路灯》周刊和检查邮政。
余宏文成功进入了敌人的“心脏部门”,就像党组织插入21军胸口上的一把尖刀。余在重庆时,与郑佑之单线联系。余通过在“特委会”获取的情报,让重庆党组织对21军的反共计划、清剿行动,被捕同志监禁地点、在审讯中的表现等等情况了如指掌,为有的放矢展开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四川省委为了配合全国暴动,将各级党团组织合并起来成立行动委员会,余宏文被选为“省行委”候补委员。他在“省行委”的直接领导下,本着化敌为友的反间方针,通过工作交往,在叛徒中广泛串联,在掌握叛徒表现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当时,“特委会”内有两个叛徒,反共特别积极,正准备前往邻水县清共剿共。这两个叛徒的表现,很受主子赏识,准备委以重任。
余宏文获此消息后,巧施离间计。他借“省行委”名义,给邻水“县行委”写了一封密信,称这个叛徒“均已被我争取反正,指示党派可靠人与之联系。”余当即把密信投进邮筒后,就采取突然检查邮政的办法,让另外的叛徒从邮局将那封制造的“密信”当场查获。
因此,“特委会”就对前往邻水县清共的两个特务进行突审,弄得这两个曾经很受赏识的叛徒百口难辩,后被“特委会”叛了无期徒刑。
一次,郑佑之派李坤杰到成都向省委汇报工作,当她从成都返回重庆时联络站已经破坏,同组织失去联系,她用“注音字母”写了一封寻找组织的信,被特务截取后,送到“特委会”。
那天,余宏文正准备出门,看见一个特务气吁吁地跑进屋来,递上纸条说:“余主任,你看这纸条上写的是什么?我们都不认识,请给翻一下。”余宏文接过纸条一看,令他大吃一惊,知道这张纸条上的“注音字母”,是当年郑佑之教李坤杰、李坤泰她们的。
于是,余宏文立即对来人说:“这是一封共党联络接头的密信,我马上给你翻译。”他边说边取出纸笔,随手写上“明天晚上在朝天门接头。”写毕之后,余即将纸条折好交给来者,同时将原件存入卷宗。
待特务走后,余宏文才迅速将原件取出烧掉,按译文仿制原件存档。原来,这是李坤杰用注音字母写的一封特别密信。她在信中说:“我从成都到合川老家,遇到老家遭灾,无处安身,来重庆时刚下船就长了‘尾巴’,不好回家居住,现暂住渝家旅店……”余立即设法与郑佑之取得联系,才让李坤杰脱离虎口……
那时,余宏文从21军传出来的重要情报,对于保护重庆党组织、共产党员的安全,起到了极大作用。每当党组织或党员遇到险情时,余宏文通过特殊渠道,把了解掌握的情报,迅速地传递给郑佑之,而遇到敌特搜查特别严厉时,余宏文干脆把郑佑之接到军营同住。
为了加强党在21军的力量,让党的更多人打入敌营内部,郑佑之又指示余宏文,设法把我方人员引荐到21军。为此,郑佑之又把原宜宾县委书记周荣芳,中共特工人员张朗元、杨剑寒等人,通过余的关系,顺利地打入了21军“特委会”,与郑佑之直接单线联络。
郑佑之针对21军“特委会”的猖獗行动,深谋远虑地对这个危害极大的特务机构,必须采取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战略策略。于是,他策划以“做事讲良心”为号召,在这个叛徒窝中建立起了为中共效力的秘密组织——“良心会”。把一些被捕后“走投无路”,又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愿意“回头”的叛徒联络起来,争取有悔改表现的叛徒重新为党工作。
郑佑之把成立“良心会”的任务,交给了打入“特委会”的周荣芳等人。周根据郑佑之的指示,他们在“特委会”内秘密成立了“良心会”,由余宏文直接领导,与郑佑之单线联络。
为了能在敌人心脏里站稳脚跟,郑佑之利用敌人的“反共自首”政策,还通过各种渠道途径,安排一些斗争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同志打进敌人内部,有的还成了反共侦缉队的重要“骨干”。
后来“良心会”还在“特委会”内,秘密地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余宏文任书记。这个支部由郑佑之直接领导。他们还在“特委会”中采取交朋友、谈心等手段,争取了不少的“特委会”成员为党的工作出力。
余宏文他们利用“良心会”开展工作,争取了周笃生、罗迈生、周世杰、邓平生、陈纪陵、钟世鹏等10余人加入“良心会”。经常同他们分别联络,从他们的薪饷中抽收党费、捐助经费,指导他们开展活动,允许他们将功折罪,为党重新工作,自觉为党传递情报。
由于郑佑之在敌人的心脏里安上了十分精灵的耳目,因而对21军的反共计划、秘密行动了如指掌,有力地保护了党员和党组织的安全。
郑佑之从不同途径打入“特委会”、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分别领导了一批“良心会”成员,为中共组织传送情报、输送枪支弹药、制裁死心塌地的叛徒,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当时四川共产党人,在敌特机构中建立“反间”组织的一个典范,相当成功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