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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城市开展武装斗争遭到排挤（第1页）

反对城市开展武装斗争遭到排挤

江巴中心县委成立之后，为重庆地下党开展革命斗争，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当时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让党的工作举步维艰，多次遭到敌特的沉重打击。特别是磁器口联络站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让郑佑之开始更加深刻地反思。

1931年10月底，叛徒带领21军“特委会”便衣，日夜出没大街小巷，监视公众场所，先后逮捕了“省行委”、江巴县县委、“兵委”机关和“军支的地下共产党员若干。

郑佑之面临重庆当局黑暗阴险的态势，逐渐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在重庆的党组织有被敌人完全吞掉的危险。他开始思索保存实力，到广阔的农村开创革命根据地，等机会成熟时再进行武装斗争。

就在这时，李坤杰从成都到重庆执行任务后，她与郑佑之相见。郑向她讲：“这段时间我一直很困惑，我党力量与国民党的力量相差悬殊太大，而上级却不顾我们自身的实际情况，为何硬要坚持在城市搞武装斗争？拿江巴中心县委的工作来说吧，如今已到了岌岌可危、危在旦夕的境地。可有的领导人还不清醒，一意孤行，还想在重庆市组织发动革命武装，这种以卵击石的做法我真的想不明白，更不赞同。”

郑佑之一口气向李坤杰倒出了心中的苦楚。李听后说：“我也有同感，在成都的局势也很艰难，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只能执行党组织的指示。

“坤杰，特别是我们中心县委设在磁器口的联络站，上月被特务破坏了，当场就被抓捕了4人，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你知道吗，哪个站的负责人是你带来重庆的，她叫闵一涵？”

“这个不清楚，只是从省委有关文件中看到，重庆的党组织和党员遭到非常大的打击。你知道她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吗？”

“磁器口联络站被彻底捣毁了，之后我就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只打听到他们4人被特务抓捕了，之后就音讯杳无。我们中心县委的工作艰难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个别领导不顾特殊环境、客观条件的实际，一味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他们又不接受。因此，我真不想在重庆工作了，请你回省委后把我的想法向组织汇报，调我回宜宾工作。”

“你的这个想法我支持，回成都后设法把你的请求给领导汇报。”李坤杰同郑佑之在一起工作这些年来，她还没有见到过他心情如此地低沉，面对困难就想离开的时候。

“我离开宜宾已经两年了，一直关注宜宾方面的情况，但知之甚少。坤杰你知道宜宾方面的情况吗？”郑佑之突然话题一转，用渴望的眼神看着她。

“到成都后我去过一次宜宾，知道一些情况，正要向你讲的。”

“请讲来听听，我太想知道宜宾的消息了。”于是，李坤杰就向郑佑之讲述了她了解的情况——

大塔暴动失败之后，宜宾县委机关作了转移，革命武装随即转入地下，重新秘密建立党组织，继续发动农民武装斗争，还处决了在大塔暴动关键时刻叛变沦为土匪的江六山。

那次我去宜宾时，听说宜宾已经恢复和建立了不少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大塔党支部已经建立起来了，樊振声任支部书记，秘密发行、传阅革命刊物，已在大塔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继续组织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坚持斗争。

宜宾的党组织正在观音、隆兴、泥溪、古罗等地，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和武装力量，开展新的游击战争。听说在金家村、全意村、祥湾村的赤卫军，集结于三村交界处，与征收“中秋过节费”的唐进思连发生激战，把唐的部队打跑了。讲到这里时，李坤杰停了下来，郑佑之用急切的眼光望着她问还有没有其他消息？

李坤杰用手打理一下长发说，一次，四川省致中央报告《关于军事工作》中所说，宜宾在农民群众中的组织，过去亦有广大基础，农民在斗争历史上得到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宜宾的土豪劣绅不带上三五士兵在农村不敢行走，农村到处都贴满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标语。一些土豪劣绅恨农民协会恨入骨髓。因为宜宾农民革命情绪特别高涨，斗争日形尖锐化，所以白色恐怖比较严厉残酷。

郑佑之听了李坤杰的介绍，心中满是欣慰。他又问：“坤杰，你在成都见到的人多，有没有听说幺妹的消息？”

“坤泰去武汉读军校，一走就三年多了，她也没有给我们来过一封信，真不知她的情况，令我也很担心。”

“是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新右派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屠杀。听说武汉黄埔军校受到冲击，很多共产党员被迫离开学校，还听说有一部分被党组织送到苏联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