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外公出人意料地将房子卖给了酒店老板,在卡纳特大街购置了另外一处住宅[119];这条街的路面未铺过石子,杂草丛生,但却清洁、安静;街道直接通往田野,两旁都是漆得五颜六色的小房子。
新住宅比原先的住宅要漂亮一些,可爱一些;房子正面油漆成温暖、安详的暗红色;上面开了三个窗子,三个窗子的护板都是浅蓝色,顶楼上窗子装的是单扇网状护栏,看上去非常招眼;左边的屋顶被榆树和椴树的浓荫遮掩,显得非常好看。院内和花园里有许多舒适幽静的去处,仿佛是专门为玩捉迷藏游戏设置的。这里的花园尤其漂亮;园子不大,但花木繁茂,纵横交错,景色宜人;花园的一角有一间浴室,小巧玲珑,看上去像是个玩具;花园的另一角有一个相当深的大坑,里面杂草丛生,草丛里伫着几根烧焦了的粗大木头,它们是以前被烧浴室的残留物。花园左边隔墙是奥夫相尼科夫上校的马厩,右边是贝特连格家的房子;园子深处紧靠着卖牛奶的女人彼得罗夫娜家的宅院。彼得罗夫娜体态肥胖,面色红润,说起话来哇啦哇啦,像一只响铃。她的房子很矮,紧贴着地面,而且又黑又旧,上面长了一层很厚的青苔,两个窗户像眼睛一样温厚地眺望着沟壑纵横的田野,远处的森林则像一块沉重的乌云。田野里整天有士兵们在跑步和操练,刺刀在秋天阳光斜晖的映照下银光闪闪,发出耀眼的光芒。
整座房子住满了我从未见过的人:前院住着一名鞑靼军人,他的妻子又矮又胖,像个圆球;她从早到晚都在大呼小叫,嘻嘻哈哈,在装饰豪华的吉他的伴奏下引吭高歌,大多是唱一些挑逗性的歌曲:
爱一个姑娘不算快活,
你必须再找一个!
大胆地去寻找吧,
只要你方法得当,
肯定能得心应手,如愿以偿!
噢,等待你的将是:
甜甜蜜蜜,逍遥舒畅!
那位军人也胖得圆鼓鼓的,像只气球;他坐在窗口,绷着他那张铁青脸,两只红棕色的眼睛,明显地往外凸着;他不停地抽着烟斗,咳嗽起来声音非常奇怪,像狗叫似的:
“呜汪,呜汪,呜……”
地窖和马厩上面有一间暖和的小屋,里面住着两个拉货的车夫——小个子、灰头发的彼得伯伯和他的哑巴侄子斯捷帕;斯捷帕长得敦敦实实,体格健壮,脸庞像一只红铜托盘;这里还住着一位个子高高、愁眉苦脸的鞑靼人,他是个勤务兵,叫瓦列伊。这几个人对于我都是新面孔,许多情况我都不了解。
但特别使我感兴趣,而且使我不能不接近的人,是一个叫“好事儿”的包伙的房客。他在住宅的后半部租了一间房子,紧邻着厨房,房子很长,有两扇窗户——一扇对着花园,另一扇对着院子。
此人面目清瘦,驼背,白白的面孔留着两绺黑胡子;他的目光和善,戴一副眼镜。他寡言少语,也不引人注意,每当我们请他吃午饭或者喝茶时,他总是回答说:
“好事儿。”
于是,无论当面还是背后,外婆就这样叫他“好事儿”了。
“廖尼卡,喊‘好事儿’来喝茶!”“您呀,‘好事儿’,怎么吃得这么少呢?”
他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箱子和许多大厚本的书,这些书上印刷的是社会上通用的字型,我都不认识[120];屋里放了许多盛着各色**的瓶子、铜片、铁片和铅条。从早到晚,他都穿一件棕红色的皮夹克,一条灰色的格子布裤,身上沾满了各种涂料,有一种很难闻的气味;他头发蓬乱,笨手笨脚地在熔化铅水,焊接什么铜件,在很小的天平上给什么东西称着重量,嘴里还不停地哼哼着;偶尔烫着了手指头,就赶紧吹一吹;有时他跌跌撞撞地走到挂在墙上的图纸前,擦了擦眼镜,他那白得出奇的尖细、端正的鼻子,仿佛在闻什么似的,几乎就挨到了图纸。有时候,他在屋内或窗前,突然驻足不动,一站就是很长时间;这时他两眼紧闭,仰着脸,一言不发,泥塑木雕一般。
我爬到草棚顶上,隔着院子,通过敞开的窗口,观察着他的动静,看见桌上冒着蓝火的酒精灯和他的黑暗的身影;看见他在一个破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的眼镜像冰一样泛出冷冷的蓝光;这个人的魔术师般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在草棚顶上一连待了几个小时,它极大地诱发了我的好奇心。
有时候,他站在窗口,仿佛,镶在镜框里似的,背抄着手,眼睛直望着棚顶,但他好像并没有看见我,这使我大为扫兴。突然,他急急忙忙跑到桌子前,使劲弯下腰,在桌子上一门心思地寻找着什么。
我想,如果他是个有钱人,穿得很阔气,兴许我会怕他,但是他这个人很穷:他的夹克领口露出来的衬衫领子又皱又脏,裤子上污迹斑斑,打着补丁,脚上是一双破便鞋,而且还没穿袜子。穷人并不可怕,也不危险,这是我从外婆对他们的同情和外公对他们的蔑视态度中不知不觉悟出的道理。
住在这里的人没有谁喜欢“好事儿”。大家都用嘲笑的口气谈论他。那个爱嘻嘻哈哈的军官太太叫他“白灰鼻子”,彼得伯伯叫他药剂师和魔术师,外公则称他为巫师,共济会会员。
“他是干什么的?”我问外婆。她很严厉地回了一句:
“不关你的事;记住,少多嘴……”
有一次,我大着胆子,走到他窗子跟前,强压着内心的激动,问道:
“你在做什么呀?”
他被吓了一跳,从眼镜片上方打量我好一阵子,然后向我伸出一只他那被烧得满是溃疡和疤痕的手,说:
“从窗口爬进来吧……”
他没让我从门口进去,而是让我从窗口爬进去,这更加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他坐在一只木箱子上,让我站在他的对面,一会儿把我推远点,一会儿又把我拉近点,反复地一再打量,最后他低声问道:
“你是从哪儿来的?”
这就怪了:一天四次在厨房里吃饭、喝茶,我都坐在他身边啊!我回答说:
“我是房东的外孙……”
“啊,没错儿。”他说。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便没有再说什么。
当时我寻思,我得向他解释清楚:
“我不姓卡希林,而姓彼什科夫……”
“彼什科夫?”他疑惑地重复说,“好事儿。”
他把我推向一边,站起身,走到桌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