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这样!”
我看着伊佐特,心里想:
“大概卡罗宁[139]和兹拉托夫拉茨基[140]的短篇小说就是以这些农民为原型的……”
难道我真的够干一番大事,今后要和真正干事业的人一块儿工作了吗?
伊佐特吃过午饭后,说:
“你呀,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不用着急,好事多磨嘛。要耐着性子,慢慢来!”
他走后,米·罗马斯若有所思地说:
“伊佐特人很聪明,也很正直。可惜没有多少文化,勉强识几个字。不过他学习很努力。这不,在这方面可要帮助帮助他!”
一直到晚上,他都在向我介绍店里各种商品的价格。他说:
“我卖的东西比村里另外两家店主卖的都要便宜,不用说,他们对这一点很不高兴。他们故意跟我找碴儿,想揍我一顿。我之所以待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我在生意上很顺心,或者是有钱可赚,而是另有原因,这一点,跟你们面包店的情况差不多……”
我说,这一点我已经猜到了。
“是啊……应该教人们学会明辨是非,通情达理。你说是不是?”
店铺已经关门,我们手里拿着灯,在店里随便走了走;街上也有人在不时地走动,他们小心翼翼地踩着泥巴,脚下发出啪唧啪唧的响声,有时候,又听见他们脚步沉重地走到店铺的台阶上来。
“喏,听见了吗?有人在走动!这是米贡,一个无业游民,一头凶恶的畜生,净喜欢干坏事,就像漂亮的娘儿们喜欢卖弄**一样。跟他说话你可要当心点儿,跟其他人也一样……”
然后,他在屋里抽起了烟斗,将宽大的后背靠在炉壁上,眯缝着两眼,从嘴里喷出一团团的烟雾,同时慢慢掂量着词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他说他早已发现我是在虚度自己的青春年华。
“您是个很能干的人,生性执着,很有主见,而且看得出,您有良好的抱负。您应该学习,是的,只是不要让书蒙住了人们的眼睛。有一个教派的信徒——一位老人——说得非常好:‘任何教育都来自人。’人们的训教是很痛苦的——他们的教育方式很粗暴——但是他们所教的科学知识会记得更牢固。”
他给我讲了些我早已知道的道理,说首先应该唤起村民的思想觉悟。不过,从这些老生常谈中,我还是感受到了对我来说更深一层的新的含义。
“你们那里的大学生们总爱侈谈对人民的爱,而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人民是不能够爱的。对人民的爱,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他嘿嘿一笑,用探寻的目光瞧着我,开始在房间踱着步子,继续铿锵有力、意味深长地说:
“爱,就意味着要赞同,要宽容,要视而不见,要大度包容,略迹原情。对女人就必须这样。可是,对人民的愚昧无知,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吗?对他们思想上的误入歧途,难道可以默许赞同吗?对他们的种种劣迹和野蛮行为,难道可以原谅与宽容吗?不可以吧?”
“不可以。”
“这不就结了!在你们那儿,大家都在朗读涅克拉索夫[141]的诗,喏,要知道,光靠读涅克拉索夫的诗,可是远远不够的呀!应该对农民们说:‘老兄,你这个人虽然本身不坏,但日子过得却很糟糕,想过得轻松一些、美好一些吧,可又想不出办法,一筹莫展。连野兽都比你更会照料自己,保护自己。而你们农民当中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人物——贵族、神父、学者、沙皇,他们原来也都是农民。瞧见了吗?懂吗?喏,要学会生活,不能让别人老欺侮你……”
他走进厨房,吩咐厨娘把茶炊生起来,然后开始让我看他的书籍——几乎都是些学术性著作,有巴克尔[142]、莱伊尔[143]、哈特波尔·勒启[144]、拉布克[145]、泰罗[146]、穆勒[147]、斯宾塞[148]、达尔文[149]的著作,而俄国学者中则有皮萨烈夫[150]、杜勃罗留波夫[151]、车尔尼雪夫斯基[152]、普希金[153]、涅克拉索夫等人的作品和冈察洛夫[154]的旅行随笔《战舰巴拉达号》等。
他用宽大的手掌,抚摸着这些书,爱护备至,像抚摸一群小猫似的,嘴里嘟嘟哝哝,充满了感情:
“多好的书啊!这一本,可是稀世珍品:书报检察机关把它给烧了。想知道国家是什么吗?那就读读这一本吧!”
他递给我一本霍布斯[155]的《列维坦》。
“这本书也是谈论国家的,但读起来更轻松、更有趣一些!”
马基雅弗利[156]的《君主论》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喝茶的时候,他简短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本是切尔尼戈夫市[157]一个铁匠的儿子,在基辅火车站干过给火车加油的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革命者,组织工人成立一个自学小组,后来被捕,坐了两年牢,之后被流放到雅库特地区,一待就是十年。
“起初,我在那儿跟雅库特人待在一起,住在乌卢斯,我想,这下我算完了。那儿,冬天那个冷呀,真他妈的见鬼,简直没法说,人的脑子都冻僵了。哪有可能去想事情。后来我发现,时不时地有俄罗斯人常来这里,人虽不多,可毕竟是有哇!这不,为了不使他们感到寂寞,不断有新的人补充到这里来。他们都是些好人。有一个大学生,叫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58]——他现在也已经回去了。我和他相处得很好,后来就分手了。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很相像,但是相像并不一定能成为好朋友。他这个人严肃认真,性格执着,能胜任各种各样的工作,甚至会画圣像,这一点我不大喜欢。现在,据说他常在杂志上写东西,写得挺好。”
他讲了很长时间,一直讲到半夜,好像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变成和他一样的人。我头一次这样跟别人相处得如此之好。自从打算自杀那件事后,我就非常瞧不起我自己,感到自己非常渺小,觉得对不起别人,无颜再活在世上。罗马斯想必了解我的这种心情,于是,他坦诚地、与人为善地在我面前打开通向自己生活的大门,让我振作了起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星期天,做完午祷,我们的小店一开门,农民们便立刻拥到我们门前的台阶上。站在最前面的就是马特维·巴里诺夫,他邋里邋遢,蓬头垢面,两条胳膊长得像猴子的双臂一样长,两只女人般的漂亮眼睛流露出漫不经心的目光。
“从城里听到什么了吗?”他打过招呼后,问道,不等对方回答,他便又朝迎面走过来的库库什金喊道:
“斯捷潘!你的那些猫又把一只公鸡给吃了!”
随后便马上接着说,省长从喀山到彼得堡去觐见沙皇,请求把所有的鞑靼人都迁到高加索和突厥斯坦去。沙皇夸奖省长说:
“你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的事情该怎么处理……”
“这都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吧。”罗马斯不慌不忙地说。
“不知道……”
“瞧,你怎么这样不相信人呀,安东内奇,”巴里诺夫遗憾地摇摇头,有点责怪地说,“而我,只是同情那些鞑靼人。高加索这个地方是需要慢慢习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