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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易对今天的人们有什么意义(第2页)

《周易》中随处可见这种忧患意识。我们通常都说谦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易》中的“谦卦”即是对此的最好描述,谦卦的卦辞曰:“谦:亨。君子有终。”孔颖达对此的疏解为:

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而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惟君子有终也。然案谦卦之象,“谦”为诸行之善,是善之最极,而不言元与利、贞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贞是干正也。于人既为谦退,何可为之首也?以谦下人,何以干正于物?故不云元与利、贞也。谦必获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况《易经》之体有吉理可知而不言吉者,即此谦卦之繇及乾之九五“利见大人”,是吉理分明,故不云“吉”也。(《周易正义》卷二)

“谦”成了人类行为的基本要求,也是君子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确保其行为善始善终的基本保证。当然,这种谦是直接源于对天命的敬,因为天命对现实生活有着根本的决定意义,人不能不敬天。由此,对个体行为的谦逊以及谨慎的强调也是自然而然的,正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既然我们所面临的未来是不可测的,也是充满着变化的,那么随时保持谦逊的态度,也是对时变的有效适应。

(五)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可以说是《周易》对中国人现实生活影响最大的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刚健向上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斗志,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极为成功的理想人物。

自强不息,出自《周易》对乾卦(?)卦象的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是以六个阳爻的特殊形式呈现的,表达的就是阳这种品质的基本特性,在《周易》中是天的象征。孔颖达在解读“天行健”时明确指出,“‘天行健’者,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乾’是众健之训。今《大象》不取余健为释,偏说‘天’者,万物壮健,皆有衰怠,唯天运动日过一度,盖运转混没,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周易正义》卷一)。也就是说,虽然能够代表健之意的物象有很多,但是这些所谓的健都是有限制性的,即都存在衰怠的可能,而只有天的健是永无止息的健,这才是对健的意义的最好表达。《周易》以天道运行永无怠息的健来强化一种刚健的精神,遵循“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基本原则,“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周易正义》卷一)。换言之,人应该效法天道,刚健向上,自强不息,这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自强不息本身至少包含两层意义。首先是自强。强是一种具有外向性的行为表达方式,往往是以战胜他者作为标准的;而这里所言的自强,不在于跟他人相比较,而是一种对自我的完善,是建立在自我反省意义上的强。实际上强的意象是君子效法天道而获得的,这种效法的目的自然是用来完善自己的。朱熹曾经说“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矣”(《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无论是孔子、文王、伏羲还是程颐的《易》,都只是他们自己的《易》,因为这是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成就出来的,而我们每个人去读《周易》的时候,获得的也是我们自己对《易》的理解,即易理是落实在自我身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周易》的学习应当是“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说道理,于自家所处地位合是如何”(《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因此,从天道刚健中所体会出来的强,也只有落实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强,所谓“盖天是个至刚至阳之物,自然如此运转不息。所以如此,必有为之主宰者。这样处要人自见得,非语言所能尽”(《朱子语类》卷六十八)。

其次,这种自强是以不息为特征的,“天之性情则是一个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时息,则地须落下去,人都坠死。缘他运转周流,无一时息,故局得这地在中间。今只于地信得他是断然不息”(《朱子语类》卷六十八)。反过来说,若天之行是有止息的,那它也就不是真正的刚健。这种不息即恒久,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品质,我们说做事情要坚持不懈,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周易》中有恒卦(?),《论语》中也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这种恒的德行,在《周易》恒卦中称“恒,久也。……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久不息之道,也就是天地之道,是值得推崇的一种品性。

在《周易》中,古人通过对天道的观察,提炼出自强不息的精神价值。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侧重在个体对自我的完善以及对德性的一贯坚持,唯其如此,人才能够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或者说人格完善的个体)。

(六)厚德载物

从俗语的流行程度和接纳程度来说,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应该是《周易》文字中最受世人广泛传诵和认可的,后来还成了清华大学的校训。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就曾在多个场合将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可见这两个词在中国传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如果说自强不息主要是在个体自我完善的意义上来强调一种刚健不息的特质的话,那么厚德载物则不仅是对自我的要求,也是面向他者的一种行为方式的确定。

厚德载物,见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大象》),这是对坤卦(?)所蕴含的意象的一种分析。坤象征地,地的特点是厚而能载物。“君子用此地之厚德容载万物。言君子者,亦包公卿诸侯之等,但厚德载物,随分多少,非如至圣载物之极也”(《周易正义》卷一),按照孔颖达的意思,君子效法地道,其德性越厚,载物越多,圣人则是德性的完善,亦是载物的极致,因为德不同,这是对君子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德性要求。所以明代的林希元解释说“地势坤,言地势顺也,于此就见其厚,故君子以厚德载物,盖坤之象为地,重之又得坤焉。则是地之形势,高下相因,顿伏相仍,地势之顺,亦唯其厚耳。不厚则高下相因便倾陷了,安得如此之顺。唯其厚,故能无不持载,故君子厚德以承载天下之物。夫天下之物多矣,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责。群黎百姓,倚我以为安。鸟兽昆虫草木,亦倚我以为命。使褊心凉德,其何以济,而天下之望于我者亦孤矣”(《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厚德与载物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厚德实际上就是君子对自我德性的修养和完善,孔颖达所言“随分多少”实际上指的就是修养和完善的程度的问题,那么君子的德性所指为何?诚然,我们可以宽泛地说,君子之德就是一切美好的品性,而若就坤卦来说,这种德性可能更侧重于谦、柔、顺和不争等,这是跟阴的属性和地的特点密切相关的,是对内敛、含蓄的品性的强调。载物则强调的是君子对天下道义的担当,即林希元所言的“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责”。这种责任意识和担当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中是极为重要的,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就是君子对天下的责任,“群黎百姓,倚我以为安。鸟兽昆虫草木,亦倚我以为命”。当然,君子想要更好地承担这种责任,前提就是要努力完善自己,让自己的德性日益深厚。由此,厚德载物的说法,既强调了君子自我德性的完善,也强调了君子对天下承载的责任。厚德是基础,载物是目的,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君子形象。

[1]王风在《朱熹易学散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一书中认为,朱熹的这个说法包含两层含义,在判定《周易》性质的同时也说明读《易》之法。详见该书第10—17页相关讨论。

[2]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理雅各前后用了五十余年的时间,架起了一座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的一生是由传教士走向汉学家的一生,他生平的活动,开始于向东方宣扬基督教义,然而却显赫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至今虽逾百年,理雅各的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

[3]当然,贝恩斯的英文版是从卫礼贤的德文版翻译的,其书名为TheIgorBookofges。这一英文版影响巨大,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称为“在西方,无与伦比的译本”。

[4]严灵峰编:《无求备斋易经集成》,成文出版社,1976年。

[5]关于早期文献如《左传》《国语》等出现的筮例问题,因为跟《周易》的早期演变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对此有比较多的讨论,比如李镜池先生的《周易探源》、高亨先生的《周易杂论》以及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古筮考》等,均有所涉及,可以参考。

[6]日本学者浅野裕一的《儒家对〈易〉的经典化》(《周易研究》,2009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认为《周易》的经典化开始的时间在春秋末战国初,即公元前400年左右。

[7]胡秉虔:《汉西京博士考·序》,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8]金身佳《武帝时代五经博士人物考》(《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8月,第62—66页)一文对汉武帝时代五经博士有比较详细的考证,可以参考。

[9]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黄黎星先生的《与时偕行趣时变通——〈周易〉“时”之观念析》(《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对《周易》中时的观念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考。

[11]蒙培元:《〈周易〉哲学的生命意义》,《周易研究》,2014年第4期,第7页。

[1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9页。

[13]关于殷周变革,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是这个方面研究的典范,后来此说法也成了中国早期思想研究的一个共识。

[1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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