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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失望（第3页）

“他们之间有没有传递类似这份清单的文件？”

“他们之间的确传递了一些文件，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文件。”

“形状和大小跟这些相似吗？”

“可能吧，不过我确实不清楚，虽然他们就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低声交谈。他们站在船舱台阶的顶端，好借着悬在那儿的灯光。灯光非常昏暗，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看到他们在看文件。”

“现在来说说你跟那个囚犯都说了什么吧，曼奈特小姐。”

“犯人对我很真诚，这是因为我当时非常无助，而他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对我父亲很好。”说着说着，她的眼泪涌了出来，“但愿我今天没有恩将仇报。”

绿头苍蝇又开始嗡嗡作响。

“曼奈特小姐，如果囚犯不能完全理解你有义务做证，纯属迫不得已，是必须的，是不能逃避的，那么，此刻在场的人中只有他一个人会这么认为。请继续讲下去。”

“他对我说，他这次出门是为了办一件棘手的事儿，很可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不得已只能使用假名。他还说，为了这件事儿，他前几天已经去了一趟法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可能不时往返英法两国。”

“他谈到美国了吗，曼奈特小姐？详细说说。”

“他试图向我解释那场争端是怎么引起的，他说，在他看来，英国一方不仅大错特错，还十分愚蠢。他还开玩笑地说，乔治·华盛顿可能会和乔治三世一样青史留名。但是他这样说并没有恶意，就是玩笑而已，只是为了消磨时间。”

在任何引人注目的场面中，许多人关注的对象都是主角，他若有任何明显的面部表情，观众必会下意识地模仿。姑娘做证的时候，她的眉宇间弥漫着痛苦和焦虑，显得十分专注，此外，当她停下来等待法官做记录之际，还会留心观察自己的证词对控辩双方的律师有何影响。就这样，在法庭各个部分的看客脸上都流露出了与她相同的表情，以至于绝大多数人的眉宇间都仿佛有一面镜子，映照出了那位证人的神情，后来，法官抬起头来，被关于乔治·华盛顿的异端邪说气得双眼圆睁。

此时，总检察长先生向法官大人表示，一方面为防任何意外，另一方面根据审讯程序，他认为有必要请这位小姐的父亲曼奈特医生做证。于是曼奈特医生被唤上法庭。

“曼奈特医生，看看那个囚犯。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他来过我在伦敦的住所。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他是不是和你一起乘邮船的乘客？他有没有和你女儿交谈过？你能认得出他吗？”

“先生，我认不出来。”

“你认不出来，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他低声答道：“有。”

“曼奈特医生。在你的祖国，未经审判，甚至未经指控，你就遭到了长期监禁，是这样吗？”

他用可以感染每一颗心的语气回答道：“是的，长期监禁。”

“对于刚才提及的场合，是发生在你刚刚获释的时候吗？”

“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你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吗？”

“不记得了。我的记忆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我甚至说不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我被关了起来，还做起了鞋子，后来我发现自己竟和我亲爱的女儿一起住在伦敦，但这个过程中的一切我都不记得了。等到仁慈的上帝使我恢复正常时，我们父女的关系已经非常亲近了。可是，我甚至说不出我们的感情是怎么好起来的。整个过程我都不记得了。”

总检察长先生坐了下来，那对父女也坐了下来。

就在这时，这个案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转机。法庭的目标是要证明囚犯在五年前十一月一个礼拜五的夜里和某个尚未归案的同谋一起上了去多佛的邮车，为了掩人耳目，他趁夜下车，并没有在下车地点停留，而是往回走了十几英里，来到驻军要塞和船坞所在地搜集情报。这时，一个证人被叫到法庭上，他证明囚犯确实在上述时间，在要塞和船坞所在城镇的一家旅店的餐厅里等人。犯人律师盘问了这位证人，但没有结果，只问出证人在其他场合并未见过该犯人。这个时候，一直盯着法庭天花板的那位戴假发的先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团成一团，丢给了犯人律师。律师趁着接下来的停顿时间打开纸条，看过上面的内容后，便带着极大的好奇，仔仔细细地打量起了那个囚犯。

“再说一遍，你敢肯定就是那个囚犯？”

证人表示十分肯定。

“你见过和那个囚犯很像的人吗？”

证人说，他没有见过相像到会使他弄混的人。

“好好看看那边那位先生，他是我的朋友，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指着扔纸的人说，“再好好看看囚犯。你觉得怎样？他们是不是很像？”

这位饱学之士的外表即使谈不上落魄，也可以说是相当不修边幅，不过除此之外，他的样貌竟然与犯人极为相似，不光证人，就连在场众人将二人做比较时也都大吃了一惊。律师请求法官要求饱学之士摘下假发，法官勉强同意了，假发摘掉后，他们看起来更像了。法官大人问斯特莱弗先生（犯人的辩护律师），他们下一步是否要以叛国罪审判卡顿先生（也就是饱学之士）？然而，斯特莱弗先生回答法官大人说“不会”，但他想请证人告诉他，发生过一次的事儿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倘若他早一点儿看到这个可以证明他武断的例证，他还会不会这样自信呢？现在他已经看到例证了，还会不会这样自信呢？就这样，证人的证词如同陶器一样被摔得粉碎，而证人在这个案件中也没有起到丝毫推波助澜的作用，就跟一对废木头差不多。

到这个时候，克朗彻先生一边听着庭审，一边舔着手指上的铁锈，仿佛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现在他得专心听了，因为斯特莱弗先生正振振有词，把案情像一套紧身衣服一样套在了陪审团身上。他告诉陪审团，爱国志士巴萨德不过是个受雇的探子和叛徒，厚颜无耻，坑害人命，赚黑心钱，是自可憎的犹大以来世上最恶贯满盈的无赖之一——他的样子确实很像犹大。律师还指出，那位道德高尚的仆人克莱与巴萨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他们善于伪造证件，起假誓，而囚犯成了他们坑害的目标，他有法国血统，要去法国处理家族事物，所以不得不往来于英吉利海峡，至于是什么事儿，为了不让亲近之人卷入是非，他就算丢掉性命也不会将之披露于众。那位年轻小姐的证词受到了严重的歪曲，她做证的时候痛苦万分，对此，在场众人全都看在眼里。她的证词什么都证明不了，不过可以说明一位年轻的先生和一位年轻的小姐偶然相遇，男士向女士献了一点点殷勤，却也十分遵守礼节，无丝毫逾越。不过有关乔治·华盛顿的那句话除外，只是这话顶多可以算作狂悖之言，权且当个大笑话也就罢了。利用狭隘的民族排外和恐惧心理在百姓中树威立信，只能暴露政府的弱点，而总检察长偏偏要大加利用这一点。本案的指控毫无根据，有的只是肮脏和无耻的假证据，这往往会让此类案件变得声名狼藉，而在我们国家的审判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律师说到这里，法官（他板着一张脸，仿佛觉得律师说的话都是虚妄之言）插了一嘴，表示他无法干坐在法官席上，忍受这番含沙射影的厥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