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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虚影实体（第4页）

在距离午夜还有两个钟头的时候，我的病人去世了，从我的表看，她死亡的时间与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间几乎分毫不差。这个可怜姑娘的脑袋轻轻地向一边耷拉了下去，她在人间的委屈和悲伤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时候，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在屋内。

兄弟俩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等着，迫不及待地想骑马离开。我独自坐在姑娘床边的时候，听到他们用马鞭抽打着靴子，来回闲逛。

“她终于死了？”我一进去，哥哥就说。

“她死了。”我说。

“祝贺你，我的弟弟。”他转过身来说道。

他之前给过我钱，但我一直没有接受。这会儿，他给了我一卷金币。我从他手里拿过来，放在桌子上。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决定分文不取。

“请原谅，”我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要。”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但向我鞠了一躬，而我也向他们鞠了一躬，于是我们就分道扬镳，双方都没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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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疲倦，很疲倦，很疲倦，痛苦使我疲惫不堪。我看不清用这只憔悴的手写出来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清早，那一卷金币被装在一个小盒子里放在我家门口，盒上写着我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焦急地考虑该如何应对。那天，我决定私下给宫廷大臣写封信，说明我被请去给两位病人治病的情形以及我去过的那个地方，实际上便是把所有的情况都说出来。我清楚宫廷有多大的势力，也知道贵族有怎样的豁免权，我料想绝不会有人出面管这件事儿。然而，我只求自己能够无愧于心。我对这件事儿一直守口如瓶，连我妻子也不知道。我决定在信中把这一点也说出来。我并不害怕自己会遭遇不测，但我意识到，如果别人知道了我了解的情况，便会受到连累，遭遇危险。

那天白天我很忙，晚上没能写完信。第二天早晨，我起了个大早，写完了那封信。那是一年的最后一天。那封刚写完的信放在我面前，这时候，有人告诉我有一位女士想见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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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难以完成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了。这儿是那么冷、那么黑，我的感觉是那么麻木，笼罩在我身上的绝望阴云是那么可怕。

那位女士年轻、漂亮、迷人，但看面相不像是个会长寿的。她非常激动，自称是圣埃弗尔蒙德侯爵的妻子。经她这么一说，我立马想起了那个少年说过哥哥的头衔和绣在领巾上的首字母，并毫不费力地得出结论：圣埃弗尔蒙德侯爵正是我最近才见过的那位贵族。

我的记忆仍然准确，但我不能把我们的谈话写下来。我怀疑我受到的监视比以前更严密了，只是我并不清楚自己在什么时间受到监视。她做了一些猜测，也发现了不少事实，总之，她掌握了这桩惨事大致的来龙去脉，不光知道她丈夫参与其中，还知道我被请去诊病。她不知道那女孩已经死了。她非常苦恼地表示，她希望暗中向女孩表示一个女人的同情。这个家族长久以来害了那么多人，受人痛恨，她不希望自己被牵连其中，受到上天的惩罚。

她有理由相信那家还有个妹妹活在人世，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那个妹妹。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妹妹，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在这方面帮不上她。她之所以来找我，原是希望我能告诉她那妹妹的名字和住址。然而，直到现在这悲伤的时刻，我对这两点依然毫不知情。

纸片不够用了。昨天有人从我这里拿走了一张，还为此警告了我。我今天必须把要写的都写完。

这位太太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怎么可能婚姻幸福呢？那弟弟不信任她，不喜欢她，可他有钱有势，尽可以欺负她。她怕他，也怕她的丈夫。当我扶她下楼到门口时，就见她的马车里坐着一个两三岁的漂亮男孩。

“看在他的分儿上，医生，”她流着泪指着男孩说，“我愿尽我所能，做出微末的弥补。否则他就算继承了家业，也永远不会兴旺。我有预感，如果不为这件事儿赎罪，总有一天会报应在他的身上。如果可以找到那家的小妹妹，我愿意把属于我自己的仅有的一点儿财产……其实只是几件珠宝……作为他这辈子第一次负责的赠与，连同他已故母亲的同情和哀悼，送给那个家破人亡的家庭。”

她吻了吻孩子，爱抚着他说：“这是为了你好。你会听我的话吗，小查尔斯？”那孩子勇敢地回答说：“会！”我吻了吻她的手，她把那孩子抱在怀里，爱抚着他，马车驶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之所以提到丈夫的姓氏，是因为笃信我早就知道，于是我没有在信里提及此事。我封上了信，不放心假他人之手，那天便亲自送去了。

当天晚上，也就是那年的最后一个晚上，近九点时，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找上门来，提出要见我，他轻轻地跟着我的仆人，一个叫欧内斯特·德法奇的年轻人上了楼。我的仆人走进我和我妻子所待的房间……啊，我的妻子，我的心上人！我年轻漂亮的妻子，她是英国人！……我们看见那个本该在大门口等着的人，却一声不吭地站在我的仆人身后。

他说圣奥诺雷街有个急症病人，还说他是赶着马车来的，不会耽搁我太多时间。

然而，那辆马车把我带到了这里，将我送进了坟墓。我刚一出家门，就有人用一条黑色的围巾从后面紧紧地勒住了我的嘴，我的胳膊也被捆住了。那两兄弟从一个黑暗的角落出现，穿过马路，摆了摆手，表示他们要找的人就是我。侯爵从口袋里掏出我写的那封信，给我看了看，便用手里提着的灯笼把信烧了，又用脚扑灭了灰烬。没有人说一句话。我就被带到了这里，带进了这座活死人墓。

一年又一年，时间是那么漫长，如果那两个铁石心肠的兄弟想到给我捎来我爱妻的消息，哪怕只是通知我她是死是活，我也会认为上帝没有完全抛弃他们。但是，现在我相信，那个血十字会要他们的命，他们绝得不到上帝的怜悯。我亚历山大·曼奈特，一个不幸的囚犯，在一七六七年的最后一个晚上，怀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决定要在血债血偿的日子到来之际，检举他们二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直至最后一个继承人。我向天告发他们，我向地告发他们。

这份声明宣读完后，法庭里响起了一阵可怕的声音。那个声音里充满了渴望与急切，明确表示只要犯人血溅当场。这段叙述唤起了当时最强烈的复仇情绪，在它面前，全国没有一个人能不低头。

在这样的法庭和这样的听众面前，没有必要说明德法奇夫妇为何没有将这份控诉书，连同在巴士底狱缴获的其他纪念品一同公开，反而秘密收藏起来等待时机。也没有必要说明，这个令人厌恶的姓氏早已被圣安托万区的人所诅咒，并被列入了德法奇太太的死亡名单。能凭借自己的美德和贡献在当时当地顶住如此检举的人，还没有降临到这个世上。

对那个在劫难逃的人来说，有一点可谓雪上加霜，那便是告发者是一个有名的公民，是他本人的知己好友，还是他妻子的父亲。民众最狂热的愿望之一，就是模仿古代那些令人生疑的公德，在人民的祭坛上用别人献祭，或是把自己当成祭品献上。大法官说（他要是不这么说，自己的脑袋就保不住了），共和国的好医生铲除了一个可憎的显贵家族，理应从共和国那里得到更好的待遇。他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寡妇，让女儿的孩子成为孤儿，无疑会感到一种神圣的荣光和快乐。听到大法官的话，观众陷入了狂热的兴奋中，爱国热情高涨，却没有一点儿人性的同情。

“那个医生不是在他身边的人之间很有威望吗？”德法奇太太微笑着，对复仇使者低声说，“快救他呀，医生，快救他！”

陪审员每投一次票，就引起一阵咆哮。一票，再一票。一阵咆哮，再一阵咆哮。

全票通过。囚犯从内心和血统都是贵族，是共和国的敌人，压迫人民，臭名昭著。押回裁判所附属监狱，二十四小时内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