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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德雷福斯上尉真的是德国间谍吗（第3页）

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谁都不能阻拦真相靠近的步伐。我觉得今天才是“事件”真正开始的日子，因为直到今天各方的立场才变得明确了。一方是不想看见阳光的犯罪者，一方是直到阳光照射为止豁出命来捍卫正义的卫士。前面已经说过，可现在再说一遍，如果真相被埋在地下，它早晚会爆炸，而当它一旦在地下爆炸就会毁掉整个世界的。[62]

图30我控诉：看似是一句简单的谎言，可谎言永远不能掩盖真相。再大的国家暴力也不能阻止左拉向着真相迈进的英勇的步伐。

以优雅和富有感染力的文笔，左拉一一列举德雷福斯的清白和埃斯特拉齐是真凶的原因、具体事实，揭露了事件的真相。他实名举报将德雷福斯打成罪人以掩盖军方错误的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将军和军官，也斥责了笔迹鉴定专家的乱作为和审判法官的误判。当天的《震旦报》印刷了比平时发行量多10倍的30万份，可还是被抢购一空。《震旦报》轰动了整个巴黎。高中生、师范学校学生、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等有识之士给予大量的支持，阿纳托尔·法朗士、埃米尔·杜尔凯姆、马塞尔·普鲁斯特、克劳德·莫奈等3000名知识分子在请愿书上签名，重新点燃了德雷福斯复审运动的火种。可在注重社会和谐、注重社会团结的人们的眼里，“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群质疑军事法院的判决、无视军方的权威、看重个人、损害国家的人。

反对复审一方提出的“法国归法国人，死亡归犹太人”的煽动性口号使大批群众一哄而起，在法国全境洗劫犹太人商店，向犹太人施以暴力，焚烧刊登左拉文章的报纸，将左拉的肖像吊了起来。一个多月来，法国人分成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些凭理性和真相主张德雷福斯无罪的人遭受了暴民的污辱和诅咒，有些人甚至遭受了人身攻击。军方和内阁在极力掩盖“德雷福斯事件”真相的同时考虑到政府的面子，他们对左拉的公开信断章取义地选择他对军事法院根据上级的命令作出无罪判决部分的描写说成是以虚伪事实编出的谣言，最终以诽谤罪控告了左拉。

对左拉的刑事审判在凡尔赛宫重罪法庭开庭了，出席法庭的众多证人和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舌战。左拉说站在法庭的既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德雷福斯，而是法国的命运，法庭判的是法国的命运。他最后陈述道：

我以我的生命和名誉保证德雷福斯是清白的。在这严肃的时刻，我面对在这个法庭上代表国家的你们和各位陪审员，面对我的祖国法兰西重申德雷福斯是清白的。我以四十年的作家生活和用毕生的努力获得的所有荣誉宣告德雷福斯的清白。我以我所获得的一切、我所获得的名誉、我对法国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功绩发誓德雷福斯是清白的。上帝啊！如果德雷福斯真的不清白，你就让这一切毁灭，让我所有的作品被人遗忘吧！德雷福斯是清白的。[63]

追随军方、深陷反犹太主义思潮的群众天天冲进法院大楼示威，要求杀死犹太人和左拉，左拉遭受了无尽的折磨和威胁。7月18日审理结束，陪审团以8∶4的表决结果作出了有罪评议，法院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的罚金，宣判当日，左拉前往伦敦，走上了不情愿的流亡之路。

对德雷福斯的复审和无罪判决

左拉的《我控诉》发表以后，众多学生和知识分子撰文主张德雷福斯无罪，要求对德雷福斯进行复审。新当选的国防部部长卡维纳克指示重新审查被提到军事法院的证据，结果发现了亨利为把德雷福斯打成罪犯而制造假证据的事实。1889年8月30日，亨利在拘禁中神秘自杀，被左拉控告的一位将军反省自己的过错，由此，德雷福斯案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备忘录”的真凶埃斯特拉齐深夜携女友逃往英国，后来又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描述自己作为双重间谍根据上级的命令为刺探德国机密而有意接近德国军官的事实。杜帕蒂因伪造文件被捕，左拉结束十一个月的亡命生活回到祖国，首次披露造假事实的皮卡尔被无罪释放。

内阁会议于1898年9月按照德雷福斯夫人的复审请求，将有关材料送到最高法院——上诉法院，上诉法院于1898年10月向巴黎高级法院发送了对德雷福斯案复审的文件。巴黎高级法院刑事部向德雷福斯发出复审通知，并开始听取了以皮卡尔为主的诸多证人的证词。对刑事部的积极态度感到惊讶的反复审派恶意猜测诽谤了刑事部法官们的倾向，议会以全国已陷入重度危机为由通过了由巴黎高级法院全权负责复审案件的特别法。经过长时期的审理，巴黎高级法院全员合议部于1899年6月3日判定“无赖汉D”并非德雷福斯，“备忘录”也非德雷福斯所写，据此判决对德雷福斯的军事审判无效，并择日将在雷恩（Rennes）重新进行军事审判。

1899年8月，复审军事法庭终于在雷恩中学讲堂开庭，在“恶魔岛”被监禁5年的39岁的德雷福斯身穿军装站在了法庭上。他没有丝毫的感情波动，用平静的口气说自己从未背叛过祖国。然而，当一位支持者述说本次审判的世界性意义时，德雷福斯便哽咽着抗辩道：

不是，不是的。我不过是一名炮兵军官，只是因为悲剧性的错误被剥夺军籍而已。你们说我德雷福斯是什么正义的象征，不，我不是正义的象征。象征正义的德雷福斯是大家创造的。[64]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复审赞成派都认定德雷福斯无罪，可复审反对派叫嚣“法庭必须在梅尔西将军和德雷福斯当中选一个”来给军事法庭的军官们施压。在指控德雷福斯时曾起过主导作用的梅尔西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对所有的事实一一作了反驳，并对德雷福斯“已经到了揭开真相的时候”的一句话作了如下的陈述：

我并不那么想。自1894年以来我的想法丝毫没变。查阅过案卷并亲眼见过那么多人为证实上尉的无罪而作出努力，我的想法更加坚定了。他们为证明德雷福斯上尉的无罪花了几百万法郎的钱，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65]

以国家安保为由非公开审理的军事法院于9月9日经过两个小时的合议后判定：“以法国国民的名义根据5∶2的表决结果宣告被告人有罪。不过多数法官认为此案有酌情考虑的余地，据此判德雷福斯十年徒刑。”德雷福斯为获得特赦放弃了上诉，总统于9月19日签发了对他的特赦令。然而认为应判德雷福斯无罪的左拉和克里孟梭等多数人决定将此次寻求真相和正义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左拉失望地说道：“河水似乎改变了流向。”克里孟梭也批判道：“军事法院的法官们不是对被告酌情处理，而是对他们自己酌情处理。这只是他们在纪律和良心之间作了妥协而已，其他的等于什么也没说。”法国政府于1900年12月颁布赦免令，赦免所有与德雷福斯案相关的人。复审赞成派谴责赦免令妄图草草地了结此事件，是对市民的一种反叛行为。然而，谴责归谴责，结果已经不能改变了。

最终，德雷福斯为恢复名誉拒绝赦免，于1900年11月26日申请复审。在舆论的压力下，国防部开展了自我侦查，经过长时间的侦查，终于查明了以亨利少校为主的多名军官伪造有关文件的事实。1904年3月，新任国防部部长向上诉法院提交了德雷福斯的复审请求书和新发现的证据。1904年3月5日，上诉法院为消除审理中遗漏的问题决定重新进行证人讯问。

在德雷福斯两次审判和埃斯特拉齐、左拉审判中提供过证词的人全部到庭对10多年前的事情做了详细的证言。经过两年的审理，上诉法院于1906年7月2日宣布雷恩军事法庭的有罪判决为误判，因而予以撤销，因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德雷福斯有罪，所以至今所有的有罪判决均为无效。德雷福斯终于被判无罪，军方也给他下达了复职命令。第二天，下议院给德雷福斯授予法国最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d'honneur）”，下议院还通过了恢复皮卡尔军籍、将于1902年9月去世的左拉的遗骸移葬到国立先贤祠公墓的法案。

1906年7月22日，曾经举行过开除德雷福斯军籍仪式的军校练兵场再次举行了德雷福斯授勋仪式。当军校将军和德雷福斯并肩站在检阅台检阅列兵式的时候，德雷福斯的儿子皮埃尔跑过来抱住了自己的爸爸，顿时德雷福斯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德雷福斯与家族成员一起乘坐敞篷车离开校园的时候，20多万名官兵挥动着帽子向德雷福斯致敬：“德雷福斯万岁！正义万岁！”

在历史的法庭上

法国虽然通过1789年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旧制度，可在政治、社会未完全安定的情况下反复实行帝制和共和制，到了第三共和国政局仍然动**不定，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在民众中盛行。围绕着被军方指认为德国间谍的“德雷福斯事件”，法国国民分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主张德雷福斯有罪的一方认为，为了安全保障和社会秩序可以无视所谓的真相和人权。而主张德雷福斯无罪的一方则强调，只有坚守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保障的革命和共和政权的精神，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最终还是主张真相、人权和正义的一方获得胜利，而妄图回到革命前的保皇派和极端保守派，以及把军队这一手段和国家安保这一目的混为一谈的军方、助长反犹太主义的基督教会，则失去了信誉和影响力。由此来看，“德雷福斯事件”为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消除封建残余，发展共和主义、民主主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德雷福斯案对法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自己拥有不同的思想和原则的人也可以表明自己的看法并据此生活，即在国民之间相互接受异样性和多样性的“包容（tolerance）”成了社会的共识。随着1905年国家和宗教分离的《政教分离法》出台，法国不存在国家意义上的正式宗教，国家也不资助任何一个宗教，所有宗教建筑物都归属于国家建筑物。还有，随着“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都通过媒体向公众发表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整个法国社会重新认识到针对封建传统的舆论力量和新闻媒体的重要性。此前，犹太人一直认为法国是文明国家，但面对反犹太主义狂潮他们感到恐惧，于是树立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开展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Zionism），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以色列。

通过“德雷福斯事件”，知识分子重新为自己定位，提出了“参与社会（e）”的口号。支持德雷福斯的文人和学者以及媒体人为了与虚假的煽动斗争，以语言和文字为武器形成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新的舆论阵地，组成了思想活动（思维领域）和社会活动（实践领域）相结合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团体”。知识分子虽不是社会、政治领域的专家，可他们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造就的心智活动为基础，以社会共识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自由提出各种主张、实施各种行动的人。自“德雷福斯事件”后，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有了明显提高，参与社会活动成了他们的一种社会义务。以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展了对德抵抗运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为解放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又进行了对抗祖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抨击法国和美国的侵略行径，在苏联入侵捷克时又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径。1961年当掌权者提出逮捕萨特这颗眼中钉的时候，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说了一句名言：“不要把伏尔泰关进巴士底狱。”

无辜的德雷福斯是如何被打成德国间谍并判定为罪犯的呢？在侦查初始阶段已经对犹太人抱有偏见的侦查官们对笔迹之类的证据侦查并不客观，就是对明显矛盾之处也故意视而不见；一些媒体在尚未把握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有意刺激军国主义爱国心和反犹太情绪，进行了煽动性的宣传报道；军方和政治精英们只强调军方的颜面和威信，刻意隐瞒真相，对有意误导的舆论听之任之；侦查官们不顾真相大白、真凶已现，仍然热衷于捏造证据、搜集虚假证词。首次军事审判谁都没有指出笔迹鉴定的真伪，也没有召唤意见不同的鉴定专家，不仅没有确认向亨利举报的人，反而唆使亨利拒绝回答举报人到底是谁的提问。他们没有按法定程序提示被告方的相关文件，偏信了长官那封秘密信件的内容。就这样，他们首先是以侦查机关的操纵和法庭对现实的妥协，其次是以国家安保与军方威信重于个人名义与个人正义的荒唐逻辑，给犹太人德雷福斯上尉打上了叛国者的烙印。

德雷福斯的无罪判决为什么拖了12年之久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刑事案件一旦被确定为有罪，要想以复审方式予以平反则需要艰难复杂的过程。德雷福斯案甚至使整个法国国民一分为二，在这样的情况下推翻原审则有可能导致难以想象的政治、社会矛盾，因此这是一个并非仅靠法律程序来解决的问题。在德雷福斯案的处置过程中，随着复审赞成派和复审反对派激烈对立，议会和政府不知所措、乱作一团，内阁频繁更迭，因此负责复审的高级法院和上诉法院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最终国防部在舆论的压力下查明了证据被伪造的事实，上诉法院则在重新侦查所有证人之后并没有将案件退回军事法院而直接宣判无罪，从而履行了历史的职责。在刑事案件中复审请求能否变得可能，一般取决于如何解释和判断能够推翻有罪判决的“新证据”，但是找出“新证据”也很重要。对此，朴俊永律师解释如下：

要想对一个案件进行复审，关键的因素就是侦查权限和侦查能力。历史问题委员会之所以能够进行很多有关时局案件的复审，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权限和人力进行系统性的侦查。财政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复审需要有专门辩护人，而有几个律师愿意承接挣不到几个钱的复审辩护呢？这就需要有一个救助被害人的专门机构。我认为为了司法的发展也需要设立一个专门救助机构。[66]

历时12年之久的审判，所查明的只是德雷福斯上尉并非背叛祖国的间谍的事实。叛徒埃斯特拉齐、伪造证据做出假证词的亨利以及总参谋部军官、使军方蒙受屈辱的以梅尔西为主的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将军等人，根据1900年的赦免令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如果没有赦免令，这些人也许会得到严厉的侦查和严正的审判。

[2]太永浩被朝鲜人民军扣留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