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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伽利略是否违反了教廷关于不准拥护日心说的指示伽利略伽利雷审判案1633年罗马(第3页)

宗教法庭否认日心说

很显然,通过《对话》,伽利略的确做了日心说是正确的的主张。教皇认为伽利略不仅违背了将日心说只当作假设来使用的指示,还在《对话》里把辛普利邱的意见描写为“位于高职位的、学识渊博的有名人士”的意见,以此来嘲弄他。1632年10月,教廷特别委员会发现了一份“命令伽利略不准再提及地球运动”的《议事录》(事实上这份文件既没有起草人的签名,在审判过程中也未曾出示给伽利略看),请求教皇由宗教法庭对伽利略进行侦查。于是教皇命令将伽利略押送到罗马由宗教法庭进行审理,躺在病**的70岁的伽利略于1633年2月被带到了罗马。

4月12日宗教法庭开庭,进行了对伽利略的首次审讯。在法庭上,伽利略拿出一份很久以前的陈述报告,主张贝拉尔米诺红衣主教曾向自己说过“不可以持有或拥护那种观点,但可以用作假设”。可法官们无视那份报告,追究与红衣主教见面时有谁列席、当时从红衣主教那里都听到了什么等问题。法官们认为那份陈述报告的起草者已经死亡,其真实性不明确(报告是起草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制成的),所以追问了当时的周边情况。伽利略又主张,《对话》的内容实际上与法官们的想法恰恰相反,所展示的内容是与哥白尼观点相反的意见,表明了哥白尼的理论缺乏可靠的依据和准确性。伽利略还强调那本书是事先通过审查官的审查之后出版的,可宗教法庭还是以伽利略违反教廷“不准拥护日心说”的指示为由将他关进了监狱。

在4月30日进行的第二次审讯中,伽利略多少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承认那本书可能对读者的理解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如果重新写的话一定要理顺误导性的主张,不再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听到伽利略不支持哥白尼的观点,法官们便允许伽利略离开监狱前往美第奇家族的宅邸去居住。

5月10日,伽利略再次被传唤到宗教法庭。在法庭上伽利略表示自己已经完全理解教廷于1616年下达的命令,自己能够接受因他们没有把贝拉尔米诺红衣主教的命令即时传达给审查官而发生的误会。最后,伽利略提出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要求法庭从轻判刑。在6月21日的最后审问中,当法官向伽利略提问“你还在相信明令禁止的学说吗”时,伽利略回答说:“自从教会发布命令之后我所有的疑心已经全部消失了,我现在只认为托勒密的学说是正确的。”

1633年6月22日,决定命运的一天来到了。罗马密涅瓦修道院大厅聚集了很多人,宗教法庭对伽利略的审判将在这里举行。30年前,布鲁诺也在这里接受了判决。身穿白色忏悔服的伽利略跪坐在法官脚下静待法官的宣判,法官宣告伽利略因违背1616年不许拥护日心说的教廷的指示被判定有罪。法庭上10名红衣主教中有7名签字的宗教法庭判决书详细记录了有罪理由,判处伽利略无期徒刑。判决书最后说道:

如果你以最真诚的心情在我们面前发誓忏悔,以我们指示的方式拒绝一切过去的邪教和谬误,我们可以考虑释放你。但你要知道你所犯下的错误的严重性。为了惩罚你的错误,为了让你汲取深刻的教训,也为了警醒拥有和你同样犯罪意识的人们,我们宣布从今日起将伽利略·伽利雷的《对话》列为禁书。[38]

伽利略按照法官们的命令立下了忏悔誓言。他先是在大主教的宅邸里被软禁了几天,然后离开罗马回到了故乡,但回故乡以后也被禁止出门。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伽利略忏悔誓言的最后一部分:

我真诚地发誓,今后将永远放弃这种错误的概念和邪教理论,不再犯下与教会的说教相悖的任何的错误。我将诅咒和厌恶这种错误学说。我发誓今后再也不会通过语言或文字宣扬这些容易引起人们误会的观点。如果有人做出异端行为,我会及时告到宗教法庭,让他处于现在我所处的这样的位置上。我发誓遵守和遵从本法庭对我要求的任何赎罪行为。

我向上帝发誓,虽然绝对不会发生,可如果我一旦违背上述誓言,或者没有尽到本判决文规定的义务,我将心甘情愿地接受神圣的教会法和其他一般法或特别法判给我的所有处罚和痛苦。上帝啊,请您帮助我!

我,伽利略·伽利雷现在将一只手放在《圣经》上面立下上述誓言。我是在众多证人面前亲手书写、亲口诵读这个誓言的。

——1633年6月22日,罗马密涅瓦修道院。

这是我,伽利略·伽利雷亲手书写的忏悔誓言。[39]

据说伽利略诵读这份誓言后当即喃喃自语道:“不管怎么样地球还在转动。”后人猜测即使伽利略说出了这句话,也肯定是用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说的。如果大声说出来,他就会以嘲弄神圣的宗教审判罪名把自己送上西天的。因此,人们猜测这句话很有可能是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他对着最可靠的朋友小声说出来的。

晚年的生活

回到故乡后,伽利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也逐渐变暗。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可他还是推出了有关固体强度理论和物体下落规律的《两门新科学》一书。这本书也像《对话》那样以三人对话的形式撰写,书中人物萨尔维亚蒂向其他两个人详细说明了伽利略的理论。由于教廷向伽利略下了出版禁令,所以他只好将书稿转送到荷兰,于1638年在荷兰出版。

此后伽利略还想制作摆钟、撰写书稿,可健康状态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1642年1月8日,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与世长辞。巧合的是在伽利略去世几个月后,牛顿诞生了。

在历史的法庭上

伽利略真是在科学探索过程中发现《圣经》的谬误而敢于站出来捍卫真理的斗士吗?回答是否定的。他自己曾亲口说过,《圣经》和大自然都是上帝创造的伟大的作品,他只是认识到用《圣经》的内容来批判显而易见的自然现象是错误的做法,从而探索科学真理、实践学术自由罢了。学术自由往往始于对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和他们吹捧为神圣的东西敢于质疑、敢于反驳的人。近代欧洲文明以强大的力量换来整个世界的成果,而那个力量的源泉之一便是科学技术。朱京哲教授[2]在他的著作《欧洲人的故事2》中详细谈论了欧洲近代科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家伽利略的一生和研究成果。

如果伽利略遇上20世纪的科学家他会怎么说呢?“人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一样,只要有一个零件损坏就会停止运转。这世上没有为一台破电脑而存在的天堂或来世。如果说有,那么它只不过是为惧怕黑暗的人编造的童话而已。”如果遇见发表如此观点的斯蒂芬·霍金,伽利略会不会说“陷入科学专断之泥坑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呢?在科学发现层出不穷、思维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人们不能不怀疑伽利略是否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基督的信仰。而对于坦言“有一种东西是我们永远不能理解的,它往往以最高的智慧和最灿烂的美丽来展现自己,而我们只能以最愚蠢的头脑和最原始的思维去理解它。敢于去探索那个事实上确实存在的东西就是知识或感知,而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感知恰恰是真正的宗教核心”的无神论者爱因斯坦,伽利略却是致以微笑的。

对伽利略的审判程序和审判结果是否公正?当时宗教法庭对伽利略说过如果不真实坦白就会施以拷问,然而这只是对伽利略的一种警告,事实上伽利略并没有遭受过拷问。这可能是因为伽利略作为大学者在社会和教会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然而,从以不断的强迫和劝说来诱导伽利略违背真实招供、未给伽利略出示有可能不存在的《议事录》等疑点上看,可以猜测宗教法庭的审判不一定是公正的。既然《对话》一书在出版之前已经得到贝拉尔米诺红衣主教的允许并通过事前审阅,那么应该说伽利略是无罪的,然而当时的法庭并没有对“允许并通过事前审阅”的法律效力做进一步的讨论。参与案件审理的三名法官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这一点也足以使人怀疑当时法庭内部意见不统一。不管怎么样,《对话》的内容虽然采取“假说”的形式,可事实上是支持日心说的一本书,因此可以看成是一宗违背教廷命令的案件。对伽利略的处罚就当时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宽容和随和的。伽利略在誓言中说的“这是我,伽利略·伽利雷亲手书写的忏悔誓言”“如果有人做出异端行为,我会及时告到宗教法庭”等言辞甚至令人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否定对伽利略的审判是历史上的一次误判。从科学史观点上看,《对话》是给地心说画上句号,也是给地心说致命一击的神作。用宗教教理来审判已经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的科学理论,是极其不妥当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教廷最终承认日心说,《天体运行论》和《对话》这两本书也于1835年解禁。1992年10月3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公开承认教会的错误,表示“过去的有罪判决都是因令人痛苦的误会和天主教会与科学之间相互理解不足所导致的。这是不堪回首的,也是悲剧性的”,并向伽利略道歉。

在提倡宗教自由的同时对天主教进行改革的路德、加尔文时代到底有没有对异端者和少数派的压制和处决呢?手举宗教改革旗帜的路德表示当着上帝的面自己将负责拯救所有的灵魂,并主张万人祭司主义(消除祭司和平信徒之前的区分,受过洗礼的所有教徒都是祭司、主教和教皇),然而面对德国农民的叛乱却以破坏教会和社会的现有秩序为由要求当局进行残酷的镇压。加尔文则规定“早餐吃馅饼”和“晚九时后入睡”均为罪过,在他以神权政治统治日内瓦的时候竟有数不清的反对者或被驱逐,或被砍头,或被处以火刑。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对宗教失去信仰,宗教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力也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天主教和新教对异己分子的残酷镇压和处决也减少了许多。

天主教是否压制科学、阻碍文化发展呢?大部分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是鉴于自然科学在信奉天主教的西欧得以长足的发展,也许一些人会认为天主教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了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理论。随着世界越来越世俗化,抵制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天主教式的信仰再也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精神支柱。对此,欧洲各国将“人类是上帝造出来的万物之最”的宗教信仰理解为“人类的尊严”,以法律体系基本前提代替了宗教信仰。《大韩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

“所有国民都拥有作为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有义务保障个人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

[1] 尹镌,朝鲜王朝中期政治家和思想家。

[2] 韩国历史学家,首尔大学西洋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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