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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德雷福斯上尉真的是德国间谍吗（第2页）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形成了以国民和民族为主结成民主国家的氛围。被分裂为几个邦国的德国也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开展了以普鲁士为中心的武力统一全国的活动。1870年普鲁士在与自己相连的国家法国（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的战争中获胜以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在凡尔赛宫登基称帝，而法国则经过“巴黎公社”成立了第三共和国。

法国与普鲁士签订屈辱的和约，法国割让整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支付巨额的赔偿金，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在关乎民族命运和自尊心的战争中失败，且在国家的心脏地带由他国皇帝举行加冕仪式，法国人民愤怒之极，对德国产生了极大的敌意。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时席卷法国的民族主义在充满对德国的敌意和复仇心以及对捍卫祖国荣誉愿望的法国国民中像狂风一样传播开了。这种敌意和复仇心引发了法德之间激烈的谍报战，有不少情报人员被捕甚至被处以重刑。

1882年欧洲爆发金融危机，随着投资银行纷纷破产，以投资商为主的法国人对建立金融帝国的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犹太金融资本家乃至整个犹太民族产生了反感和憎恨。在犹太人中出现了很多通过从事长期的高利贷业成长为金融资本家的人，于是在以资本家和工人阶层为主的法国民众当中开始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负面舆论。1882年随着巴拿马运河公司的破产发生了数千名投资商遭受巨大损失的事件。与此同时，在政府选择开发企业的时候，犹太人向政府官员和官僚阶层肆无忌惮地行贿。随着这些丑闻的败露，反犹太主义（Aism）便在法国全境蔓延开来。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赋予犹太人与法国人同等的公民权，可现实却事与愿违，没有按照法律所期盼的方向发展。

在普法战争中失利的法国军方对普鲁士怀有极端的敌意和愤怒。当时在法国军队中军校出身的年轻军官和贵族或军人出身的高级将领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不少年轻军官倾向于共和主义，批判那些高级将领执迷于传统军事战术，主张公民参与政治，而高级将领中大部分倾向于保守主义，批评年轻的晚辈冒险推进改革，极力主张王政或贵族垄断政治。由于法国军队内部很多军官是基督教徒，因此军部对犹太人的偏见比社会各界更严重一些。

1894—1906年，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席卷法国。在这十二年间，法国国民陷入“德雷福斯派（Dreyfusard）”与“反德雷福斯派（Anti-Dreyfusard）”对立的旋涡和“精神上的内乱”状态，而导致这一局势的事件便是“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Dreyfus）”。回顾这场事件的发生过程不禁令人生疑：“难道这就是口口声声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的真面目？”每当真实和虚伪为揭示真相、伸张正义而展开攻防战时，人们便渴望知识分子的勇气和作用，反思“德雷福斯事件”。

对“德国间谍”德雷福斯的军事审判

1894年9月，巴黎驻德国大使馆以女保姆身份从事间谍活动的法国情报员在德国武官施瓦茨·科芬的垃圾桶里发现了已经被撕毁的“备忘录（Bordereau）”，交给了法国军方总参谋部亨利少校。没有日期、没有签名的备忘录上记录着法国军方的一级秘密——法军火炮研发现状、炮兵部队整编及炮击目标一览表等内容，最下面的发信人栏目上写有“无赖汉D”的代号。法国情报部侦查人员推测这是暗藏在法军总参谋部的德国间谍发送的情报，于是在总参谋部军官人事档案中查寻了“D”字母打头的军官。结果人们的视线集中到了“Dreyfus”的名字上，而这个人就是实习参谋、炮兵上尉德雷福斯。

1859年德雷福斯出生于阿尔萨斯地区经营纺织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德雷福斯在普法战争期间德语公用区阿尔萨斯划归普鲁士的时候移居到巴黎，后来从军事专科学校毕业后被任命为炮兵军官。生性固执又诚实的德雷福斯以优异的成绩走进只收精英军官的总参谋部，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名有出息的军人。

具有反犹太主义倾向的情报局局长桑德斯上校断定间谍就是在总参谋部服役、会说德语的德雷福斯。从阿尔萨斯移居且是总参谋部里唯一的犹太裔军官，这一点也就成了有力的线索。虽然围绕德雷福斯平时起草的文件和备忘录中的笔迹鉴定，人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情报局侦查人员的眼里只映入了他们想要得到的文件。有一份备忘录上记录着间谍即将出征的字迹，而当年德雷福斯没有参加作战，根本不可能成为那份备忘录的起草人，可侦查人员不顾这些事实，还是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做出了结论。

10月15日，情报局杜帕蒂少校为了试探德雷福斯，把他叫过来让他按照自己的口述写一份上交总参谋部的信。杜帕蒂以德雷福斯在写字时手指发抖为由以反叛罪嫌疑逮捕了德雷福斯，并递给他一把手枪劝道：“一旦转入审判程序就会给军方带来耻辱，不如自杀了事。”德雷福斯强硬地反驳道：“我没有任何罪，我不会自杀的。我要活下去，我要活着证明我是无辜的。我一定会洗清罪名的。”侦查人员搜遍了德雷福斯的办公室和住所，可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其间谍嫌疑的证据。侦破工作进展不顺，当侦查人员还在秘密进行搜查的时候，有一家报社暗中收集情报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了：“不久前有一个间谍被捕，军方对此还在保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军方立即说明。”对德雷福斯捏造的各种嫌疑和毫无根据的猜测，还有人们编造出来的他的“间谍行为”连日登在报纸上。如果不能证明德雷福斯有罪，总参谋部的威信便一落千丈。最终法国政府还是接受了国防部部长梅尔西应该起诉德雷福斯的意见。

1894年12月19日，对“德国间谍”德雷福斯的军事审判在通过窗户缝能看到监狱的巴黎近郊一座改建的宫廷建筑物中开庭了。审判委员会由以莫雷尔上校为主的7名军官组成，辩护律师由德芒日负责。法庭不顾辩护律师的反对，以国家安保为由进行了非公开审理。被告人德雷福斯用平静的口吻反驳道：“我不图富裕，不图安逸，主动选择当兵并开始走上成功之路，现在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有什么理由做出叛国行为呢？”提出那份备忘录字迹鉴定意见的字迹专家贝蒂永使用专业术语作了冗长的解释。他主张备忘录中的有些笔迹与德雷福斯起草的其他文件有所不同，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改换字体的。他的这一逻辑实在是牵强附会。对德雷福斯来说，除了笔迹以外，人品、金钱、女人等方面上根本没有与间谍挂上边的证据。负责侦破的军官亨利证实“一位可靠的人曾经向我举报说总参谋部确有间谍，现在来看那个间谍正是德雷福斯”。

德芒日律师：这太荒谬了。请证人公开一下那个举报人的身份。

亨利：每个参谋部军官的心里都有一个绝对不能泄露的秘密。

审判长：证人没有向法庭提供举报人姓名的义务。只要以证人的名义证明那个间谍就是德雷福斯就可以。

亨利：我向十字架保证，我说的全是事实。[61]

初审四天后的12月22日，当法庭宣布休庭的时候杜帕蒂递上了国防部部长的一封印有封印的信。信封里还有一个小信封，小信封外面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审理期间将小信封里的内容念给法官们听，然后重新封印交还传达此封信的军官。”信封里装有德国武官施瓦茨·科芬和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之间相互传递过的信件，信件里出现一个打头字母为“D”的法国军官，看两个长官书信的内容，“D”正是指德雷福斯。一小时后法庭宣布继续开庭。继检察官的陈述和律师的辩护之后，德雷福斯简短地说了一句：“我是无辜的。”

法官退庭，德雷福斯也被押送出去了，这是因为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一般要求被告人退席。军事法院作了如下的判决：“法庭认定被告人的反叛罪。法庭判决开除德雷福斯军籍，驱逐出境，终身流放。”在牢房里听到判决内容的德雷福斯向墙壁猛然撞头，好在身旁的狱警和妻子一再劝说，他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总参谋部诱导德雷福斯说：“我们会让你过个舒适的流放生活，你就承认因一时疏忽犯了反叛罪。”然而，却遭到了德雷福斯的断然拒绝。德雷福斯提出上诉，要求得到公正的判决，可12月31日他的上诉被驳回。反犹太主义倾向浓厚的一些报纸称“德雷福斯是毁灭法国国民、妄图占领法国领土的国际犹太人组织的间谍”，呼吁法院将他处以死刑。总参谋部也火上浇油，声称“为了国家安保，虽然不能公开涉及国家重大秘密的证据，但是大逆不道的罪人还是受到了终身流放判决”，并宣扬耸人听闻的话语：“如果公开这些秘密，将会导致与德国之间的一场战争。”

图29一位诚实的军人被开除军籍：1894年12月19日，德雷福斯在军事法庭被判处终身流放，翌年1月5日被开除了军籍。德雷福斯不得不接受被上司撕下肩章、折断佩剑的屈辱的降级仪式。《法国画报》（LePetitJournal，1895）

1895年1月5日，巴黎，法国军事学院练兵场，德雷福斯被开除军籍仪式在4000多人的围观下举行。德雷福斯身穿军装以立正姿势站在达拉将军面前，将军宣布德雷福斯已经失去拿起武器的资格，剥夺其军职军籍。德雷福斯虽然喊了一声“士兵们，无辜的人正在遭受开除军籍的污辱”，可他的喊声却被围观群众“杀死犹太人”的叫喊声淹没了。德雷福斯的上司走过来撕下他的肩章，揭下象征总参谋部军官的红色肩带，折断了德雷福斯的佩剑。2月下旬，德雷福斯被流放到了臭名昭著的法属几内亚的“恶魔岛”。其间，德雷福斯的家人呼吁其无罪，再三要求复审，可各大报纸和国民已经将他认定为犯有叛国罪的罪人，军方和政府内阁更没有开庭复审的打算。

对真正间谍的荒唐审判与埃米尔·左拉划世纪的指控

审判结束15个月后的1896年3月，情报局局长乔治·皮卡尔（GeesPicquart）中校秘密截获了德国武官施瓦茨·科芬向法国炮兵少校费迪南·埃斯特拉齐要求一份秘密情报的“蓝色明信片（lepetitbleu）”。当年，皮卡尔作为国防部部长的情报员从头到尾见证了德雷福斯审判。当时他虽然也认为德雷福斯有罪，可总觉得有难以释怀之处。皮卡尔在检查埃斯特拉齐的资料时发现他的一份申请书上的笔迹与法庭认定是德雷福斯写的那份备忘录上的笔迹十分相似。这次笔迹鉴定专家贝蒂永也认同两份文件上的笔迹是相同的。接着，皮卡尔又了解到了埃斯特拉齐平时的诸多疑点，如1894年的时候，埃斯特拉齐出于业务关系经常出入总参谋部，因此他完全可以知道包括那份备忘录在内的各种文件的摆放位置；平时埃斯特拉齐总是抱怨上层没有提拔匈牙利贵族出身的自己；他又是一个因赌博和奢侈浪费而负债累累的人，因此很容易被金钱收买。

皮卡尔确认埃斯特拉齐就是真凶，于9月份向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和副总参谋长孔斯将军建议查明事件的真相，可他们并没有表示重新侦查的意向。当皮卡尔问他们如果德雷福斯无罪的真相被披露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时，将军的回答是只要他闭上嘴，真相就永远无人知晓。对此，皮卡尔表示决不会将真相带到坟墓里去。视军方威信比国家安全更为重要的军方高层给出的理由是，国家机密一旦泄露将会引发把整个欧洲夷为平地的一场战争，然而其真正的理由是由于总参谋部的高层已经介入间谍战，因此如果判德雷福斯无罪就意味着总参谋部将毁于一旦。

1896年11月，皮卡尔退出情报局到法属突尼斯任闲职。他在那里利用闲暇时间写了一封揭露间谍案真相的信。上议院副议长让·凯斯特内尔通过律师路易·莱布鲁瓦（LouisLeblois）了解事件的始末之后便向权威人士奔走呼吁，发起了对德雷福斯案件的复审运动。与此同时，德雷福斯的家属邀请作家编写有关德雷福斯案件的文章散发到市民之中。一家报社在《这就是证据》的报道中介绍了那份备忘录。有一个读者看到那篇报道以后说，备忘录的笔迹很像埃斯特拉齐的笔迹，并出示了从埃斯特拉齐那里得到的一封信。于是，德雷福斯的兄弟马蒂厄·德雷福斯在凯斯特内尔的帮助下起诉了埃斯特拉齐。

埃斯特拉齐立刻与总参谋部一起找对策，在总参谋部的压力下，笔迹鉴定专家判定备忘录里的笔迹不是埃斯特拉齐的。1898年1月11日，军事法院对亨利伪造的文件只进行了短短5分钟的研究，就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并将其释放，围观的人们还为军事法院的判决报以掌声。而皮卡尔却以“为把埃斯特拉齐逼上绝路伪造‘蓝色明信片’，从而泄露军事机密”为由被捕入狱了。上回军事法院以“非公开文件”等违法程序宣判无辜的德雷福斯为反叛罪，这次他们又根据“上头的命令”隐瞒真相给真正的间谍作出了无罪判决。

事已至此，“德雷福斯事件”已经不是某一个人或军方内部的事情了。围绕着谁是真正间谍的问题，法国国民和舆论分成了两大派别，反对共和主义和大革命理念的王政复古主义者、贵族、军方、军国主义者、陷入反犹太主义的激进基督教分子以及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多家报社组成反对复审一方，而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法律界人士、共和主义者、一些进步的政界人士以及少数支持他们的报社则组成主张复审一方。后来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也加入到了主张复审一方的行列。55家报社中有48家报社不仅不想查明真相反而强词夺理地支持了原审判决，他们声称复审要求是妄想毁灭军方乃至整个法国的犹太组织的国际阴谋，因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给军方的威信和信誉抹黑，哪怕德雷福斯的叛国罪不能成立也应该维护具有严格纪律性的军方命令体系。一些有良知的报社和知识分子曾提出过诸多质疑，然而“为了一个犹太人进行再侦查，会严重影响法军的名誉和士气，削弱军方防御能力，最终侵害法国的安全”的舆论铺天盖地地袭来。在嘲讽和蔑视下，那些有良知的报社和知识分子根本发不出正义的声音。但随着军方首脑妨碍皮卡尔的再侦查，伪造证据，最后无罪释放真凶埃斯特拉齐的真相一一曝光，出现了不少敢于站出来查明真相的知识分子。

宣判埃斯特拉齐无罪两天后的1898年1月13日，《震旦报》（L'Aurore）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大文豪埃米尔·左拉（EmileZola）用写给费利斯·福尔总统的公开信这一形式写成的文章《我控诉》（J'Accuse）：

真相，我要讲真相。因为我和正式负责审判的司法部有个约定，如果司法部不揭示真相，那就由我来揭示。我的义务就是说实话、说真话。我不想成为历史的共犯。如果我成为共犯，那么我今后的每一个夜晚都将是在他们的严刑拷打下对莫须有的罪名赎罪的那个无辜者的幽灵飘舞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