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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嘉州系年考证（第2页）

《感旧赋》序曰：“十五隐于嵩阳。”按河南府嵩阳县，武后时已改名登封（即今河南登封市）。此序称嵩阳（赋亦曰“有嵩阳之一邱”），则用旧名也。[13]《初至虢西官舍南池呈左右省及南宫故人》诗曰：“他日能相访，嵩南旧草堂。”“嵩南”犹嵩阳耳。又按嵩高之名，旧有二说。《史记·封禅书》：“自殽以东，名山五。……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此狭义之嵩山。《艺文类聚》七引戴延之《西征记》：“嵩高，山岩中也，东谓太室，西谓少室，相去七十里；嵩高，总名也。”此广义之嵩山。县名嵩阳，盖取狭义，专指太室。公有《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诗，既曰“二室”，是公于太室、少室，皆尝居之矣。其居少室，有《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诗可证。少室之居，既别有征，则诸言“嵩阳”“嵩南”者，非太室而何？李白《送杨山人归嵩山》诗曰：“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据《登封县志》，太室二十四峰有玉女峰。玉女为太室峰名而曰“嵩阳”，可证唐人称嵩阳皆谓太室之阳矣。

《新表》于植历官，称“仙、晋二州刺史”，是植官终于晋州刺史。植捐馆之年，载籍不详，难以确指。据杜《序》称，公“早岁孤贫”，则植之卒，即不在晋州任内，亦不出尔后数年中——总之，公移居嵩阳时，父已早卒，则可断言也。盖植殁后，妻、子仍留寓晋州；必至本年，始徙嵩阳。故公于《题汾桥边柳树》诗注云“居平阳郡八九年”耳。

《感旧赋》曰：“无负郭之数亩，有嵩阳之一邱。”而居嵩阳时年方十五，则与杜《序》所云“早岁孤贫”者正合。赋又曰：“志学集其荼蓼，弱冠干于王侯；荷仁兄之教导，方励己以增修。”杜《序》于“早岁孤贫”下亦曰：“能自砥砺，遍览经史。”盖父卒，故从兄受业，而自十五至二十，则正其勤苦向学之时也。

开元十八年庚午（730）十六岁

移居颍阳（少室别业）当在本年以后。

《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诗曰“草堂近少室，夜静闻风松”，知公又尝居少室也。集中又屡言归颍阳。（《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曰“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曰“山阴老僧解《楞伽》，颍阳归客远相过”，《郊行寄杜位》曰“秋风引归梦，昨夜到汝颍”。）颍阳即“少室居止”所在，其证有三。戴延之《西征记》称太室、少室相去七十里。颍阳县故治即今河南自由县颍阳镇，在登封县西南七十里。登封县在太室山下，其距颍阳道里，乃与太室距少室道里符合，则公颍阳所居亦即少室居止矣，其证一。《还少室居止凭眺》诗又曰：“火点伊阳村，烟深嵩角钟。”按舆图，少室距登封（嵩阳）与其距伊阳道里略相等，故自此凭眺，东望嵩角，则暮烟深处，时闻远钟；南瞻伊阳，则数星村火，隐约可辨。按之地望，此与颍阳正合，则颍阳即少室也，其证二。韦庄《颍阳县》诗曰“琴堂连少室，故事即仙踪”，此尤颍阳县治在少室山下之明验，然则颍阳亦即少室也，其证三。又按《元和郡县志》五：“颍水有三源，右水出阳乾山，颍谷，中水导源少室通阜，左水出少室南溪，东合颍水。”公又有《南溪别业》诗，曰“结宇依青嶂”，曰“溪合水重流”。“青嶂”殆即少室山，“溪合水重流”即南溪合颍水也。[14]盖以县言则曰颍阳，以山言则曰少室，以水言则曰南溪，其实一耳。

知移居颍阳在本年以后者：《会要》七〇：“咸亨四年分河南伊阙、嵩阳等县置武林县，开元十五年九月二日改颍阳县。”集中凡言家园，绝无称“武林”者，其称“颍阳”者，数见不鲜，故移家颍阳，合在改名以后。然自开元八年至十六年，为居晋州之期，而十七年居登封（嵩阳），亦有诗赋可据；则是迁居颍阳，至早不得过开元十八年矣。

又按公生平所居之地，见于诗者，又有“缑山草堂”“陆浑别业”，及“王屋别业”，疑皆天宝中迁长安以前所居之地；[15]其迁徙年次，则并不详。姑附识于此，以俟续考。

开元十九年辛未（731）十七岁

开元二十年壬申（732）十八岁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733）十九岁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734）二十岁

始至长安，献书阙下。此后十年，屡往返于京、洛间。成室当在本年以后，天宝元年八月以前。

《感旧赋》序曰“二十献书阙下”，赋曰“弱冠干于王侯”，又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按《登科记》有上书拜官，及上书及第。《封氏闻见记》云：“常举外，有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云麓漫钞》亦云：“上书者中书试，同进士及第。”《权载之集》有《元和元年吏部试上书人策问》三道，是与制举对策无异。公献书后，盖亦尝对策而落第耳。

知本年初至长安者，赋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东山”用谢安事，犹上文云“隐于嵩阳也”。献书以前，未尝涉迹帝都，故得曰“隐”，曰“东山”。

《夜过盘石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有“春物知人意，桃花笑索居”之句，似其时去新婚未久。《会要》七〇：“天宝元年八月，易州永乐县改为满城县。”此诗称“永乐”，则当作于天宝元年八月以前。永乐在京，洛道中，诗盖即“出入二郡”，途经永乐时所作也。[16]然本年以前，公未尝至长安，则是诗之作，至早不得过本年。既知诗当作于本年以后、天宝元年以前，则公授室之年，亦约略可知矣。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735）二十一岁

开元二十四年丙子（736）二十二岁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737）二十三岁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738）二十四岁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739）二十五岁

在长安。

王昌龄开元二十八年冬谪江宁丞（说详后），有《留别岑参兄弟》诗，曰：“长安故人宅，秣马经前秋。”诗作于开元二十八年而曰“前秋”，则是二十七年秋也。此本年公在长安之证。

开元二十八年庚辰（740）二十六岁

在长安。是冬，王昌龄出为江宁丞，公有诗送之。

《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曰：“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水。”诗有悯惜之意，似是昌龄初谪江宁时赠别之作。昌龄谪官之岁月，载籍不详。《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诗曰：“王兄尚谪宦，屡见秋云生。”彼诗作于天宝元年（详后），曰“尚谪宦”，则初赴江宁必在天宝元年以前；又曰“屡见秋云”，则又不只前一年，是昌龄谪官亦不得在开元二十九年也。又考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浩然因欢宴，疾发而卒。昌龄若二十七年谪官，似既谪官后，不得于二十八年忽离职守，远赴襄阳，故谪官亦不得在二十八年以前。昌龄《留别岑参兄弟》诗曰“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副职守兹邑，东南棹孤舟”，明为谪江宁、将之官时所作。诗又曰“便以风雪暮，还为纵酒留”，而公《送昌龄赴江宁》诗亦曰“北风吹微雪，抱被肯同宿”，明时在冬日。意者昌龄游襄阳在二十八年冬前，其谪江宁则二十八年冬耳。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741）二十七岁

是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贝丘。暮春自贝丘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

《送郭乂杂言》诗曰“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集中又有河南北诗数首，是公尝有河朔之游也。知此游在本年者，其证有三。（一）《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曰：“携手到冀州。”冀州天宝元年改信都郡，至德二载复为冀州。然公自至德二载归自北庭，尔后在长安，在虢州，在蜀，游踪所届，历历可考，绝不见游河朔之迹。且河北诸郡，自禄山叛命，逮于藩镇，变乱相仍，迄无宁岁，其地亦断非游衍之所；故诗与题所称“冀州”，必天宝元年未更郡名以前之冀州。（二）斯游虽不在天宝元年，要当去天宝元年不远。《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诗为此游途中所作（详后），诗曰：“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王。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此即《感旧赋》所谓“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也。献书事在开元二十二年，自彼年下推十载，为天宝二年。此游不得在天宝元年后；既如前述，则诗曰“十载”，乃举成数言之。然数字虚用，充其量，八载而冒称十载可耳，七载以下似不宜犹称十载。故此诗至早当作于开元二十九年，亦即献书后八年也。（三）且事实上，天宝元、二两年皆不得有河朔之游。天宝元年有长安诗，既在长安，则必无又在河朔之理。据《送郭乂杂言》诗，“地上青草出，经冬今始归”之句，知首年出游；次年“青草出”时，即二月间，始归长安。出游若在天宝二年，则归长安应在三载二月。然公三载登第，其年正月正就试礼部之时，安得二月始归长安哉？天宝元、二年既皆不得有此游，则《寄匡城主人》诗所云“十载”，实才八载，益无疑矣。

至斯游经行之地，按之舆图，参以各诗所纪时物，其先后次第，似亦可寻，姑以意定之如此。说详下方各诗本条中：

《邯郸客舍歌》诗曰“客从长安来”，知此游乃自长安首途。

《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居》，井陉县属恒州，即今河北井陉县。依路线当自邯郸至此，再至贝丘。

《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曰“客舍梨花繁，深花隐鸣鸠”，与《送郭乂杂言》“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之语颇合。诗又曰“忆昨始相值，值君客贝丘；相看复乘兴，携手到冀州”，则是与王绮同自贝丘来冀也。贝丘在今山东清平县西四十里。

《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匡城县在今河北长垣县南十里。诗曰“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知是南旋途中所作，时在秋日也。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大梁即滑州，隋时名东郡，唐复曰滑州，天宝元年改名灵昌郡。诗曰“仲秋至东郡”，又曰“仲秋萧条景”，又曰“平明辞铁丘，薄暮游大梁”，盖自匡城至铁丘，又至大梁，时则八月也。铁丘在滑州卫南县东南十里，今河北濮阳县北。诗又曰“故人南燕吏”，是匡城主人即前诗之周少府也。

《郊行寄杜位》诗曰“秋风引归梦，昨夜到汝颍”，又曰，“所思何由见，东北徒引领”，似亦此次自河北归颍阳道中作。杜位时在河朔，故曰“东北”“引领”。

《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诗曰“颍阳归客远相过”，疑亦同时所作。

天宝元年壬午（742）二十八岁

在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