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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上拉维尔斯坦的思维节奏，你得具备一些专业本领。人家教你该怎么做，跟你自己特别想怎么做，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你该弄明白。有些思想家认为，每个人都是敌人，彼此充满了恐惧和仇恨，人与人相互仇视，引发战争。这就是人性，天性使然。萨特曾在他的一部喜剧中告诉我们，地狱是“他人”——顺便说一句，阿贝很讨厌萨特，对他的思想也是厌恶至极。哲学不是我的擅长。不错，在学校里我是学过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自我感觉还能参加电视上的智力测试节目骗骗人。总之，我学得很快，我从拉维尔斯坦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在一心一意地跟着他学习。我很“珍惜”他，我的一位熟人教我这么说。

很显然，我提起克利翁大酒店里的洗烫服务，目的是安慰阿贝，安抚他不要为身上溅了花神咖啡馆里最浓的咖啡到崭新的外套上而发愁。可阿贝并不想要我为这件事安慰他。他倒是希望我最好嘲笑他一番，取笑他乱吐乱溅，做事莽撞，粗心大意，耻笑他笨手笨脚，喜欢激动。他爱看搞笑剧、传统歌舞、杂耍，爱读有伤感情的评论，爱听原汁原味的笑话，行为举止莽撞无礼。所以，对我的软弱无力、慷慨相助、妥善处理的动机——我那愚蠢的善意，他并不抱什么好感。

阿贝不相信什么善意。学生要是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就会说：“我错看你了，这里不适合你。你别再跟着我了。”这种拒绝很伤学生的自尊心，可他才不管那么多呢。“他们最好是恨我，这样会磨炼他们的思想。要采用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啦，这种话我们他妈的扯得太多了。”

拉维尔斯坦说，各色各样的学生都跑来烦我，浪费我的时间。“去读一读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那些好书吧，”他劝我说，“看看人们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是如何缠扰林肯的，不停地同他商谈工作，讨论有关战争的合同、商量特许经销权、磋商领事任命、交流疯狂的军事思想，等等。作为美国人民的总统，林肯认为，同这些寄生虫、哈巴狗、推销商打交道，是他的义务。他一直身处血河之中。战争需要采取各种措施，这迫使他独断专行——知道吗，他不得不取消人身保护令，因为他有一个这个……啊、这个……啊更高的目标，就是要阻止马里兰州投靠南方联邦。”

当然，我的需求与拉维尔斯坦的不同。干我这个工作的，得要深思熟虑，必须把各种模棱两可的情况都考虑清楚——作判断时要不露锋芒。这种谨慎与克制，也许比较幼稚，但也不完全如此。从技术角度讲，尽管你对正当的法律程序了如指掌，但也不能随意就把一个人给注销掉，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将他打入地狱。

另外，正如拉维尔斯坦所发现的，我这个人又喜欢冒险——异常喜欢。用他的话说，喜欢冒“天大的风险”。“总之，很难再找到像你这么不小心的人了，奇克。一想起你的生活，我便情不自禁地相信起命运来，你的命运已定。你这个家伙真是什么风险都敢冒。也许你压根儿还没冒过这个……啊风险。不过，我想要说的是，你的这个指挥系统漏洞百出。”

然而，拉维尔斯坦偏偏就喜欢这种荒诞。“只要有危险，你就不会去选择安全。你就是人们过去说的那种无所畏惧的人，人们还在用以前的这种词。当然，我们都是好人，都讨厌鲜明的个性，也不喜欢有缺陷的人格。现在，暴力之所以泛滥，恐怕是因为我们都发现自己精神有毛病，进而失去耐心。看见人们被自动武器打死、被汽车爆炸炸死、被拖上绞架绞死、被抽筋剥皮制成标本，心里就会有种满足感。我们非常讨厌必须考虑每个人遇到的问题——恐怖剧中模拟的毁灭场景，这帮杂种觉得根本不够刺激。”

拉维尔斯坦喜欢将长长的双臂举到光秃秃、亮闪闪的头顶上，大喊大叫，很是滑稽。

我突然想起来，拉维尔斯坦这样评价我，有一种愤世嫉俗之嫌。他自己却不是一个愤世嫉俗之人，也不喜欢玩世不恭。他像他们来时一样，慷慨大方——犹如一个水库，是他教授的学生们获取力量的源泉。许多学生都是怀揣众人的美好设想投奔到他的门下，认为他应该帮助他们，让他们分享他的伟大思想。他当然是不肯让自己成为别人利用和享有的对象——被一帮不稼不穑之徒任意享用。“我可不是萨拉托加温泉里的水管子，任由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犹太佬们在夏天用杯子，免费从中享用生命之水——医治大便不畅，治疗动脉硬化。我不是一件免费商品，也不是大众的免费赠品，绝对不是！实话告诉你，这奇效之水实际上是致癌物，伤肝，特别伤害胰腺。”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可这不是开心一笑。

即便人们不乘公交汽车和火车去萨拉托加享用泉水，他们在布鲁克林区弗拉特布什或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市吃的、喝的，同样也是致命的。香烟、食品保鲜剂、石棉、庄稼喷洒的农药——还有厨房里厨师在打理生鸡时手上携带的大肠杆菌——这些东西都很危险，而且数不胜数，你怎么罗列得过来呢。“没有什么比对死的恐惧更能刺激人们追究物质享受了。”拉维尔斯坦常这样说。他用一种怪异的方式，对人们进行这番简短的非布道式说教。这让我想起了布娃娃似的舞蹈演员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小丑们，他们衣衫褴褛，挥舞着软弱无力的长臂，浓墨重彩的脸上画着满面笑容。由此可见，拉维尔斯坦这个人，是全神贯注的严肃神情与插科打诨的戏谑态度“共存”——借用二十世纪政治学这句术语来说。不是他的朋友，是看不到他这一面的。遇到严肃场合，他的举止能够做到完美无缺的地步。他这么做，不是迫于学界那帮吹毛求疵者的压力，而是因为他有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那些关乎我们生存目的的问题，比如怎样合理安排人类灵魂——在这一点上他与任何思想最深刻、学识最渊博的教师一样，态度也是毫不动摇、真心真意的。拉维尔斯坦精力充沛，严厉苛刻。尽管如此，讲授柏拉图对话时，他时常也会手舞足蹈地开起玩笑来。

他有时会说：“不错，我扮演的是小丑。”

“给滑稽演员演配角。”

“演滑稽小丑。”

我们俩都在法国住过。法国人是真正有教养、有素质的人——或者说曾经如此。他们在二十世纪遭受了重创。尽管如此，他们依旧酷爱美、安逸、阅读和交流。他们并不鄙夷动物需求——人的本能。我一直在这样替法国人说好话。

不管走在哪条街上，你都能买到法式长棍面包、大尺寸**、啤酒、白兰地、咖啡或熟食。拉维尔斯坦是个无神论者，但这并不能说无神论者就不该受到圣教堂的影响，也不能阅读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作品。对一个文明的人来说，世上再也找不出如巴黎这般的背景和气氛。就拿我来说，我时常感到自己遭到巴黎人的欺诈和鄙视。我认为，不能把维希政权[25]完全归结为纳粹占领的结果。对于维希政府与纳粹合作，以及法西斯主义，我自有一套想法。

“我不知道你这是犹太人的使性谤气呢，还是对别人的友好欢迎如饥似渴，”拉维尔斯坦说，“也可能是你觉得法国人忘恩负义。实际上，巴黎比底特律、纽瓦克或哈特福德要好多了，要证明这一点，我相信易如反掌。”

这不是什么大的原则问题，只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小分歧而已。阿贝在巴黎结交了一帮非常好的挚友。学校和研究所对他都是热情欢迎。他用自己的法语，以法国为题去那里发表演讲。多年前，他来到巴黎求学，师从著名的黑格尔学派哲学家、高级官员、培养了整整一代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的亚历山大·科耶夫。他们中有许多都是阿贝的好友、崇拜者和读者。在美国，在自己的故乡，他却是一个富有争议之人，树敌众多，在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中间尤为突出，超出了任何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的范围。

然而，我不是专家，对这些事我知之甚少。阿贝·拉维尔斯坦和我是密友，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几乎天天见面。我经常应邀参加他的专题研讨会，和他的研究生们探讨文学。过去，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很大的文学社团，医生和律师依然是“有学问人的职业”，可现在你再到美国城市，再想和那些医生、律师、商人、记者、政客、电视名人、建筑师、贸易商等，一起讨论司汤达的小说或是托马斯·哈代的诗歌，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当然，你偶然也会遇到一个人读过普鲁斯特，或是碰到一个怪人，能够整页整页地背出《芬尼根的守灵夜》。但我想说，他问我《芬尼根的守灵夜》时，我却想替他在疗养院里预留好一间病房。宁愿跟着安娜·利维娅·普鲁拉贝尔[26]一起走进永恒，也不要看辛普森一家人在电视上蹿来蹿去。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才能准确描绘出拉维尔斯坦家那套宽敞、漂亮的公寓——他的中西部大本营。描绘成避难所，这不大恰当，因为阿贝可不是一个逃亡者，也不是什么隐居者。实际上，他在美国的生活环境很好：站在窗前，这个城市尽收眼底。到了晚年，他虽然很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但对周围的道路依然一清二楚，说起当地话来仍然流利地道。走在大街上，时常有黑人青年拦住他，询问他穿的西装或轻便外套，戴的男式软呢帽。这些青年人对高级时装了如指掌，同他畅谈费雷、浪凡、杰明街[27]上的衬衫裁缝店。“这帮花花公子，”他解释说，“都酷爱高级时装。阻特装[28]以及诸如此类的粗制滥造的衣服，都已过时了。他们对汽车也是如数家珍。”

“说不准他们还了解两万美元的手表呢，他们也知道手枪吗？”

拉维尔斯坦笑了。“就连黑人妇女在街上也会拦住我，夸赞我西装裁剪工艺好。”他说，“这是她们直觉的自然反应。”

听到行家们如此赞美，他心里热乎乎的——都是高雅的热爱者。

黑人青少年们的这番崇拜，帮助拉维尔斯坦抵消了同事、那帮教授们对他的嫉恨。他写的书很成功，很畅销，弄得那些教授一个个火冒三丈。他在书中揭露了他们接受的教育，其制度是多么的失败，历史决定论是多么的肤浅，遭受欧洲虚无主义的影响是多么的容易。他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你在美国可以获得一流的技术训练，但博雅教育却江河日下，几乎萎缩到消失殆尽的地步。高科技改变了现代世界，我们都沦为高科技的奴隶。老一代人为了子女教育，不断存钱。攻读一个学士学位，学费居然涨到了十五万美元。拉维尔斯坦相信，父母花在这方面的钱，犹如被抽水马桶抽走了一样。除了航天工程、电脑设计之类的课程，美国大学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教育。美国大学的生物学和物理学确实一流，博雅则一塌糊涂。哲学家悉尼·胡克则对拉维尔斯坦说，哲学已经完蛋了。“我们不得不跑到医院去，想方设法为我们的研究生们寻找医学伦理方面的工作。”胡克无奈地说。

拉维尔斯坦的著作没有一点儿胡言乱语的内容。他真要是个喋喋不休、夸夸其谈的人，那别人就很容易不把他放在眼里。实际上，他通情达理，知识丰富，著作观点鲜明，引经据典，论证有力。所有傻瓜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就像斯威夫特抑或蒲柏很久以前描述的那样）。这帮愚蠢的教授，他们要是握有联邦调查局那种权力，一定会把拉维尔斯坦作为“要犯”，放入通缉布告栏里，就像我们在联邦大楼里看到的那些通缉令一样。

拉维尔斯坦经常绕开那帮教授和学术界，和大众面对面地进行交流。毕竟，有数以千百万的人在等着他签名呢，其中有许多是大学毕业生。

拉维尔斯坦的同事们暴跳如雷，对他进行猛烈攻击。他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遭到纳粹分子重重包围的美国将军——是在雷玛根[29]对吧？他们命令他投降，他回敬说：“去你妈的！”当然，拉维尔斯坦很沮丧。可有谁不呢？他压根儿也没指望学术界会站出来一个巴顿将军，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他能依靠的是朋友们，当然，他培养的一届又一届研究生也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此外还有真理和原则的鼎力支持。他的作品在欧洲很受欢迎，只是英国人有些不把他放在眼里。英国的大学也是吹毛求疵，批评他书中的希腊语使用不当。可是，接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邀请，到契克斯首相别墅欢度周末时，他还是感到“异常地开心”（契克斯犹如天堂一般，阿贝更喜欢用法国人而非美国人的表达方式。他不说“追女人”“玩女人”，也不说“花花公子”——而说“讨女人喜欢的男人”）。就连那些才华横溢的左翼青年作家，也成了他坚定的支持者。

在契克斯别墅，撒切尔夫人请他欣赏提香的一幅油画：一头饲养的狮子被困在网中，一只老鼠正啃咬网上的绳子，试图放走狮子。（这是一则伊索寓言？）这个细节在阴影处，隐藏了好几个世纪，不为人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亲自用画笔重现了这个神秘老鼠的形象。

从英国回来后，阿贝在他家的会客室（不是客厅）里跟我讲述了这一切。他自己也收藏了一些法国油画，画家虽然名气不大，水平却卓尔不群，有些画可谓美轮美奂。最大的一幅异常血腥，画的是朱迪斯与荷罗孚尼的人头。朱迪斯揪着荷罗孚尼的头发，而荷罗孚尼的眼睛则半睁半闭，向上翻着；朱迪斯的表情倒是十分平静、纯洁、神圣。[30]我有时候在想，荷罗孚尼压根儿也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砸死的。还有一些死法比这个更血腥。我时常问拉维尔斯坦，为什么要挑选这幅画挂在会客室里。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描绘了出来。那么，究竟是什么变得琐碎不堪了呢？是他的语言，还是我们的观察？”

他不喜欢美国人所谓的“视觉艺术”。油画就挂在那儿，墙壁本来就是用来悬挂画作的，而创作油画也是为了挂在墙上。他的公寓里装饰奢华，必须挂上一些合适的油画才相配。当财源广进时，他会说，把“旧”的东西全部扔掉，换成新的。实际上，那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旧，只是买的时间长了一点儿，价格便宜了一些罢了。即便没有滚滚而入的钞票，只有大学发的薪水，他依然向朋友借钱，购置了高级沙发、高档意大利真皮家具等。他的作品荣登最佳畅销书榜首后，他把旧的东西全部送给了鲁比·泰森。这位黑人妇女每周两次来为他家保洁除尘。不仅如此，他还自掏腰包，亲自安排卡车把东西运到她家。他亟须腾出空间购置新家具，所以旧东西越早搬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