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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尔斯坦005

这个巴尔干半岛困境，让我深陷其中，拉维尔斯坦和我对它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讨论。不过，在不断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开始时一定不能提及薇拉，必须把她排除在外，而且要一直如此。这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她国色天香，衣着华美，浓妆艳抹，令人过目不忘。电话里，她叽叽喳喳，像芭芭吉娜[48]似的。几乎只有拉维尔斯坦一个人描述她穿衣打扮没有品位。他认为，她极为擅长装扮自己的外表。用政治术语说，她决心要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不过，拉维尔斯坦不同意这个说法。“一旦你开始怀疑她时，她的整部制作就会分崩离析。”他说，“计划得太理性了。”不过，他又补充说：“她把你赶走是对的。”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最终可能会把她谋害致死。”他说这句话时毫无沮丧的神情。对他来说，产生这样的谋杀念头倒是件好事，会为我增光添彩。“她向你施展性的魔力，所以你不得不想出一个暴死的方法来对付她。她选择的时机可能是最糟糕的，你的两个兄弟刚刚去世，她就告诉你她在申请离婚。”

拉维尔斯坦常对我说：“你讲奇闻逸事的那个样子，让我难以忘怀，奇克。不过，你需要一个真正的主题。我走了以后，我想就请你帮我写生平吧……”

“这得看是谁走在谁的前面了，不是吗？”

“这个就不用废话了。你非常清楚，我将不久于人世……”

我当然清楚。我确实非常清楚。

“你可以写一本精彩的回忆录。这不仅是请求，”他补充说，“还是我交给你的任务。就用你那晚餐后追忆的方式去写吧。先喝几杯酒，然后闲云野鹤似的开始评论。我就喜欢听你行云流水般的侃侃而谈，谈埃德蒙·威尔逊、约翰·贝里曼或是惠特克·钱伯斯，谈你早上刚被《时代》杂志聘用，还没到中午又被炒了鱿鱼。我常想，你悠然自得时，那故事讲得，太精彩了！”

这件事我无法拒绝。很清楚，他不需要我写他的思想。他自己已有关于这些内容详尽的阐述，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写得一清二楚。因此，我要求自己担起这份责任，为他写回忆录。由于在写他时不可能不多多少少地涉及我本人，所以我要是出现在页边上，那只好请大家见谅。

死亡正在向他逼近，像通常那样在传递着预兆，首先这是在提醒我，在准备他临终事宜时，我不该忘记自己比他还大几岁。我这么大年纪了，每三个想法中有一个就该是死亡。但奇怪的是，我现在竟成了罗莎蒙德的丈夫，她可是拉维尔斯坦的学生。要知道，拉维尔斯坦是个性格非常矛盾的人，和我建立友情，作用之一就是不让我觉得我这个状况怪怪的——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居然娶了一个年轻女子为妻。“这件事单从外表看是怪怪的。”拉维尔斯坦说，“她爱上了你，所以你无法阻挡她。”

拉维尔斯坦选中我也好，安排我也罢，为他写回忆录，实则是在迫使我不仅考虑他的死亡，也要考虑我自己的死亡。不仅仅有带状疱疹、吉兰-巴雷综合征等造成他的死亡，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类型的死亡。这是整整一代人的集合时间。比如说，就在谈话的这一天，我和拉维尔斯坦一起坐在他极度奢靡、异常豪华的卧室里。拉开东边窗户的窗帘，我们的眼前随之出现无边无际的、宽阔的蔚蓝色湖面。

“我们朝这个方向看让你想到了什么？”拉维尔斯坦问我。

“我想到了老拉克米尔·科贡好的一面——或坏的一面。”我说。

“他对你比对我更具吸引力。”拉维尔斯坦说。

也许是吧。尽管如此，我无法越过科贡家的公寓楼，直接朝那个方向——朝东看，然后往上或者朝下数，努力锁定十楼的位置。但是，你无法肯定你看的窗子是不是他家的。拉克米尔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就分别与我和拉维尔斯坦相识了。他是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可能丧命的那种类型的人。你压根儿也不知道下一个死亡的人是谁。他做过好几个不同的大手术：去年他的前列腺给割掉了——拉克米尔说，反正那玩意儿留着也没多大用。我倒觉得自己不在这种饱受威胁的人群中，我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姑娘，还和她结了婚。所以，我还没有准备就绪，无法和那些即将辞世之人打交道。这是令人好奇而又富有启发性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觉得自己还不能死。拉克米尔受过很高等的教育，可为了什么呢？他公寓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书。每天早晨，他都坐下来用绿色墨水写作。

拉克米尔既不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又不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但是身材同样十分显目——敦敦实实、专横霸道、独断专行、刚愎自用。面对成百上千的问题，他的思想一旦形成，就绝不会改变。或许，这就是他完成自己人生历程的标志。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给他写讣告，总结他的一生。我有可能会用拉克米尔来代替拉维尔斯坦，这样我就不必再去思考拉维尔斯坦的死亡。我宁愿多想一想拉克米尔的死。所以，我回顾了他的生平及其著作，为他写了一个简短的人生总结，而拉维尔斯坦这时则闭着眼睛躺在枕头上，思考自己心中的问题。

拉克米尔一头红发，或者说曾经如此。可是，他的红发已经落光，只剩下红红的头皮——用中世纪的生理学术语讲，这叫多血质[49]：脾气火暴、冷若冰霜，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儿，叫易怒。他总摆出一副警察的神情，走路飞快，经常看上去像在办案——正在去下达逮捕令或执行逮捕。他谈话的语调，我觉得都带着质问。他说话口齿清晰，句型完整，又快又急。当你和他渐渐地熟悉后，你就会明白，他的性格中有两种明显的元素——一个是德国元素，另一个是英国元素。德国元素是那种魏玛风格的铁血坚韧。我猜想，我还是通过夜总会才得知魏玛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战后的欧洲，冷酷广受认同。战争退伍老兵冷酷，政治领袖也冷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掌权后也加入了这种竞争。他很快就下令处决了指挥官勒姆以及其他一些纳粹同僚。这种事情，拉克米尔和我曾经讨论多次。

许多事实令人痛苦不堪，当代人思考起来简直恐怖不已。我们实在无法直面它们，承认它们。我们的心灵还不够强大，无法接受它们。然而，我们也不能放任自己。像拉克米尔这样的人，就感到有义务直面这个事实：这种邪恶是全球性的。他坚信，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你从任何一个成年人身上都可以发现杀人的冲动。在有些人身上，比如拉克米尔本人，你可以从自己的身体结构中看到一种暴行。这些可耻的暴行不一定是战争性的，而是在俄国、德国、法国、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和巴尔干半岛等地到处肆虐的那种。

好了，这就是他德国元素的一面。接下来是英国元素。拉克米尔，这个名字翻译过来，意思是“救救我吧，上帝”或者“保佑我吧，上帝”。拉克米尔还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授为榜样，结果自己也及时地成了牛津和剑桥的一名教授。战争期间，他在英国伦敦搜集、翻译情报，遭到了空袭。后来，他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再后来他成了牛津大学的教授，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来回奔波。他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他用绿色墨水天天写，没完没了，而且毫不犹豫。他描写的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采用的风格都是塞缪尔·约翰逊式的。有时，他会让我想起埃德蒙·伯克，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你听说过的塞缪尔·约翰逊式风格。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毛病。现代自由的挑战，或者说你一边在遭受孤独，一边又在享受自由，这一切迫使你要把自己伪装起来。其危险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露出马脚，不像是一个具有彻彻底底人性的人。

如今，伪装艺术高度发达，所以你认识的浑蛋，肯定不会全部被抖出来，即便像拉克米尔这样的天才，也没有能力掩盖住自己暴躁的脾气，或者用你喜欢的话说，邪恶的天性。他的思想很正派，可以追溯到狄更斯的小说，但是他备受异相睡眠的折磨——这个术语是我从睡眠专家那儿借来的——快速眼动睡眠。他看起来像一个怒气冲冲、极为反复无常的英国花花公子，脸红红的。在美国，人们是不大熟悉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他的这种独特个性一定会遭到误解。他穿着旧的粗花呢服装，在人们的心中，他是个又矮又胖、又有点儿大腹便便却还算结实的小个子男人。不注重穿着打扮，是老学究们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剑桥和牛津，你依然可以看到教授们的衣服上有一个个用胶带贴着的破洞。拉克米尔·科贡的衣着明显具有一种怪异性。他看上去像个暴君，满脸印刻着专横的神情；温顺也好，基督教式的容忍也罢，或者是彬彬有礼，这些都无法完全掩盖这种神情。他出门时戴着一顶男式软呢帽，拿着一根沉沉的拐杖——“用来敲打农民”，他常常这样开玩笑说。这的确是句玩笑，因为他的强项就是教化别人。通过这个方法，他开拓出了一条崭新的“矿脉”，高等学府里的每个人都在里面发掘宝藏。

拉克米尔绝非一个头脑简单之人。我相信，他在头脑里开辟了一小块草药园，培育善良和慷慨的情感。他希望自己能被人们看成一个正派的人，特别是在他结交新朋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你第一次来到他家时，你对他会肃然起敬。他的书架上摆满了书，有《马克斯·韦伯全集》，还有贡布罗维奇和拉岑霍费尔所有的作品。他藏有亨利·詹姆斯和狄更斯的作品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休谟的《英格兰史》，还有《宗教百科全书》，以及大量的社会学著作。我常说，要是吊窗绳断了，这些书可以用来支撑窗子。还有绿墨水，这里没有其他颜色的墨水。绿色是他特有的标志。

我们谈到这儿时，拉维尔斯坦放声大笑。他说：“我也想别人这样待我。非常想。你看见我什么，我要你就表现什么给我看，不要仁慈，也不要花言巧语。”

拉维尔斯坦看了我写的关于科贡的速写后对我说，我应该评论评论科贡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疏忽。他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你遗漏了一点——科贡对男人很有兴趣。”我问他有什么证据，他说，有个人，是个研究生，不停地发誓说，有一天晚上他们酒喝多了，拉克米尔试图亲吻他。很难想象拉克米尔亲吻别人。我说，就是给我一千年，我也想象不出拉克米尔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你已经被洗脑了。”拉维尔斯坦说。对他而言，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不论怎么想，也想不出拉克米尔亲吻别人的画面来。他对母亲大呼小叫，毫无怜悯之心，然后说：“她是个聋子……”可我压根儿也不信她——他满脸困惑的妈妈——耳朵聋。

拉维尔斯坦从医院回到家里，情况相当不错。当然，他还是无法避免感染。不过，他说：“我还不着急去死。”他又恢复了活跃的社交生活。身体完好无恙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像一只雄鹰飞来飞去。“可现在，我只能像你新罕布什尔那地方的一只野火鸡，拍拍翅膀而已。”

他已经行走自如了，只是平衡感还不行。

他还可以自己穿衣，自己吃饭，刮胡子，刷牙（他上牙床戴的是假牙），系鞋带，就连操作喷着热蒸汽、发着咝咝声的浓缩咖啡机（放在厨房搪瓷洗涤槽上也显得太大了）等，也全是他自己来。可要是做特别精细的活，比如给鞋带穿孔眼，他的手就会抖个不停。他身体还是不够强，穿不上他那件参谋长式的带毛皮衬里的麂皮外套，全都拖在地上，是我帮他穿上的。他再也无法给自己的手表调整时间，只好要我或尼基帮他调。

然而，如果遇到晚上有他喜爱的公牛队比赛的电视转播，他照旧在家举行聚会。而且，他时常带上他喜爱的学生到霍尔斯特德街上的卫城酒店参加宴会。那里的服务生们同他热情握手，大声通报：“嘿，瞧好了，教授来了！”他们敦促他喝一杯纯橄榄油：“太迟了，教授，无法帮你保住头发。不过，这依然是最好的药。”

我们还去了闹市区的一家餐饮俱乐部：王牌——王牌俱乐部。那里有一个叫库尔班斯基——重音落在“班”上——的先生，阿贝与他有着多年绅士般的交情。库尔班斯基先生是一名塞尔维亚业主经理，每年要出国好几次。他正准备退休，然后到达尔马提亚海边的别墅里去住。

库尔班斯基天庭饱满，相貌堂堂——脸方额阔，鼻子不高，脸皮雪白，与头部和腹部可谓绝配。他梳着大背头，穿着长礼服。总之，他在同一个有教养的人交往，这使拉维尔斯坦感到很愉快。

拉维尔斯坦常问我：“你怎么看库尔班斯基？”

“嗯，他是一个法国裔塞尔维亚绅士，在密歇根林荫大道东面自己的餐饮俱乐部里，接纳当地居民为会员。”

“他的战时记录怎么样？”

“他说他和德国人作战，是法国地下抗德游击队队员。”

“他们都是这样跟你说的。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拉维尔斯坦说，“听他们描述，他们都是在山顶上战斗的自由战士。对于库尔班斯基，你最直观的感觉是什么？”

“他要是站起来反对，他就会开枪，崩了自己的脑袋。”我回答。

“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在这一切背后，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经理。”拉维尔斯坦说。

“他要是声称在自己的光荣岁月里是一位同德国人作战的游击队员，谁会去和他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