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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尔斯坦008

我想，巴克斯特医生是一位医术高明的诊断专家，但是在我的病例中，他的诊断遭到了挑战。雪卡毒素是一种热带疾病。毒素是由寄生于珊瑚礁的鱼携带来的——医生称作“食鱼动物”。贝迪耶端到我面前的那条红鲷鱼，不论怎么烧、烤，都无法杀死它携带的毒素。贝迪耶，这个魁梧的家伙，当时还装出一副法国老板中最像法国人的样子。他来到热带赚钱，供他年幼的女儿们读书——她们获得的不再是嫁妆，而是教育（拉维尔斯坦的灵魂经常出现在这些人身上和场合，他倒是宁愿我说嫁妆，而不是天赋）。除了摆出一副老板的架势，贝迪耶对他的顾客不负任何责任。对于那些珊瑚礁食鱼动物，顾客们只有靠碰运气了，就像贝迪耶对自己的投资一样。贝迪耶和那个告诉我得了登革热的医生，都没有答复波士顿方面的询问。

我这样年纪的人，如何把握问题的来龙去脉，怎样左躲右闪以保护自身的利益，经验都是相当的丰富。这类需要考虑的问题，个个都是盘根错节、异常复杂。

巴克斯特医生将病因诊断为雪卡毒素，遭到了其他医生的挑战。因此，他对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尤为感兴趣。于是，他把我送到医院的每一个角落，做各种各样的CAT造影扫描、核磁共振以及其他几十项专业检查。在这些检查中，整个宇宙的力量都压在你身上。我能分出哪些是出于他的职业关注，哪些是因为别的动机，但也只能够稍加区别而已。实际上，他知道我需要他“亲自”来看我，天天出现在我面前——我对他很依赖。

我突然想起来，到了一个破碎而又绝望的日子，我可能会变成像那些狡猾的病人一样，一心想着要把医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病人明白，医生必须得把注意力分给所有病人。可他们还是怀抱一种特别的需求，想比其他生病的和快死的病人获得更多的关注。医生自然得保护自己，不受这种专宠冲动——也许我该说本能——所影响。这种病人一心想要康复，一旦决定不放弃生命，病人的那种巨大而又特别的贪婪便会油然而生。

巴克斯特医生健壮瓷实，可他有个怪习惯，就是头总喜欢摆出拳击手的那个样子。他在想什么，自然是无从知晓。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眼镜对着你，眼睛却看着别处。我由此意识到，想和他聊聊我众多的奇怪经历，那可是找错人了。他给我出的那些算术题，就像那位恶毒的、暴君般的继父刁难大卫·科波菲尔一样——“九打奶酪，每打两磅八先令四便士，三分钟之内算出答案”。我读书时算术很好。这让我回想起了童年时做这些算术题的情景。这对我的手指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疗，不久我就能签支票、付账了。

现在，医生对待我的方法宽松一些了。

“今天是星期几呀？”

“星期二。”

“不是星期二。每一个成年人都知道今天是星期几。”

“那就肯定是星期三。”

“对的。今天几号？”

“这个不知道。”

“嗯，那你就准备试试吧——赌赌看。但从现在起，你要像正常人一样，知道日期。每天早上你都要查一查，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准备，说出每天是星期几，还有日历上的准确日期。”接着，他在墙上为我钉了一张日历。医生已经发现，我的日子过得一团糟，自暴自弃，由于精神懈怠，身体不适，整个人都没精打采的，过一天是一天，灰心丧气。

巴克斯特医生可能救了我的命。我确信，我能保住性命，多亏了他，当然还有罗莎蒙德。巴克斯特并不认为，将我放进“普通病房”是个错误的决定，也不认为我应该去慢性病护理院。他相信，我能够——因而也应该——恢复正常。不知为何，他上下打量着我，认为我能够康复。要是医生们都抛开直觉，我不知道行医看病会怎么样。巴克斯特医生犹如上个世纪一名熟练的印第安侦察兵，耳朵贴着铁轨，就能听见火车开过来了。生活很快就要恢复了，我在生命的火车上还占着一席之座。死亡退缩到原处，回到那个场景的边缘。病人希望爬行也好，跛行也罢，要想方设法回到生病前的生活状态中，让自己在以前的位置上坐得更牢靠，变得更健壮。

多年前，我许下诺言，要为拉维尔斯坦撰写一部小传，追述他的生平。假如我死了，这个诺言自然也就解除了。今天，我自己快要死了，不必像健在的人那样，对已经逝去的人——父母、妻子、丈夫、兄弟、朋友——经常产生内疚感而感到担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我大学刚毕业，就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协助编辑一本地理指南。我从中了解到，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一个雅典。同时还了解到一个事实，A。N。怀特海逗留芝加哥时曾预言，这个城市注定要引领现代世界。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挥聪明才智。所以，这个城市很有可能成为新的雅典。

我把这个告诉拉维尔斯坦时，我记得他笑得很夸张，说：“这个情况即便发生在这里，那也不会是怀特海的缘故。他脑子里没有足够的哲学思想，来填充这个生日气球。罗素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对这类观点感兴趣，并非因为我有什么哲学抱负，而是因为我在准备，并且已经同意，给拉维尔斯坦——一个政治哲学家——写回忆录，可我对政治哲学知之甚少。怀特海和罗素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值得检验的思想，我也说不清楚。拉维尔斯坦尖锐地告诉我，不要去读他们的研究、文章和观点来摧残自己的脑细胞。可他们写的书，我已经读了五六本。既然人生短暂，就不能冒险浪费时间——比方说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去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那么在这类问题上，别人提出忠告，我们就应该心怀感激。很明显，《西方哲学史》就是一本畸形怪异、胡言乱语之书。它很现代，因为它设法帮你不要再费周折，去研读好几位德国和法国哲学家的著作。

拉维尔斯坦用他特有的方式，试图保护我，不要去仔细阅读他最为崇拜的这些思想家的作品。他命令我去写这本回忆录，这个没错。但是，他认为我不必埋头苦读西方思想的经典著作。由于要写那本简短的传记，我对他已经了如指掌。我同意他的观点，传记应该由我这样的人来写。而且，我非常坚信，事业没有完成，就有一种力量不让你死。但是，你没死，不能就用这种一对一的简单而又抽象的对等来进行解释。是罗莎蒙德救了我，我才免于一死。我描写这种情况时不可能不正面提到它，而正面提到它时，我又不可能把自己的兴趣依然集中在拉维尔斯坦身上。罗莎蒙德对爱情进行过研究——是在拉维尔斯坦的指导下，对卢梭式的浪漫爱情和柏拉图式的厄洛斯进行研究——可是，她对爱情的了解，要远远胜过自己的老师和丈夫。

但是，我宁愿再看到拉维尔斯坦，也不愿意去解释这些事情，因为这样做，无济于事。

拉维尔斯坦一边穿衣服准备出门，一边跟我说话。我来来回回地跟着他，竭力想听清他在说什么。他的高保真音响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在他的起居室和巨大的主卧室之间的走廊里，他顶着光秃秃的脑袋，没戴帽子，在我前面走来晃去，展现出头部许多不同的平面。他在穿衣镜前——这里的墙上没有任何镜子——停下来，戴上沉甸甸的金袖扣，扣上在杰明街上“亲亲嘴儿&舔舔屁股服装店”里定做的条纹衬衫的衣扣——这些衬衫都是美国信托洗衣公司用包装纸包好，派专人送来的。他将领带卷起来，打了个花里胡哨的领结，又将上了浆的衣领直立起来，发出轻微的啪啪声。他将领带绕了两圈，可长长的手指还在发抖，协调性很差，紧张兮兮的，颇感沮丧。拉维尔斯坦喜欢大的领结——毕竟他人高马大。随后，他来到床边，坐到做工精美的羊毛被上，穿上波尔森和斯科恩的棕黄色韦灵顿皮靴。他左脚鞋子比右脚的要小好几码，可走起路来并没有一瘸一拐的。他抽着烟，当然，他抽了一辈子烟。他一边打结，将领结拉正位置，一边歪着头，避开烟雾。演员和乐队在倾情演唱《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这是他穿衣打扮时的背景音乐，起辅助或助兴作用。但是，拉维尔斯坦受尼采观点的影响，较为喜欢喜剧和室外音乐台演奏的音乐。比才的《卡门》要比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更胜一筹。他喜欢把那台大功率音响的音量放到最大。要是电话响了，就让电话留言机去回答。他穿上五千美元一套的西装，面料是意大利真丝羊毛。他用手指尖向下拉了拉上衣的袖口，把头顶抹得油光发亮。有这么多的乐器为他演奏小夜曲，还有这么多的音乐家候在一旁，或许让他感到很享受。他和铁幕后面的激光唱片公司进行通信，还有人替他到邮局帮他支付海关关税。

“你觉得这个录音怎么样，奇克？”他问道，“这些都是用原始的古老乐器演奏出来的。”

拉维尔斯坦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之中，思想也融了进去，音乐随之又用感情的形式将思想表现出来。他带着这些思想走到大街上。高高的灌木丛上落满了初雪，一大群鹦鹉——从鸟笼中逃出来，现在在后巷里搭起一座座长长的鸟巢，像袋子似的——之前它们也是落在这上面。它们在吃红色的浆果。拉维尔斯坦看着我，笑了，既开心，又惊讶。他向我打了个手势，因为鸟的叫声太响，说话根本听不见。

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居然离开了人世，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1]亨利·路易斯·门肯（H。L。Men，1880—1956），美国记者、作家、文化评论家、语言学者，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曾先后为《先驱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报刊工作，之后与戏剧评论家乔治·简·内森共同创办了以讽刺美国生活、政治和习俗而闻名的《美国信史》（TheAmeriMercury）杂志，在美国校园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语言学者，其著名的代表作为《美国语言》（Ameriguage）。——编者注（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2]又称斯科普斯猴子审判。1925年，一位名叫斯科普斯的高中教师被指控违法讲授“进化论”，对其的审判过程吸引了全美的注意。门肯说服美国顶尖律师克莱伦斯·达罗，让其免费为斯科普斯做辩护，并亲自到审判现场进行追踪报道。本案最终引发了一场关于进化论真实性的全美范围的持久辩论。

[3]美国政治家、律师，曾任美国国务卿，也是斯科普斯案中原告方的辩护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