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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你这么说，意思是我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说得一点儿也不错。”我们俩一起站在法官办公室里登记结婚，我从来没做过比这更离谱的事。我邀请来参加婚礼的一位学校老朋友，非常喜欢薇拉。法官在书中寻找婚礼服务内容时，他对我耳语说：“即使这段婚姻不超过六个月，哪怕只有一个月，那也是很值的——真是**肥臀、貌若天仙啊。”

我又接着和薇拉在银行里进行对话。我可以听到自己在说什么，而且相信自己满脸严肃。“很久之前我就进行自我调整，以求像大家那样自然地死去。一生中，我见过大量死亡，我已做好准备。而且关于坟墓——又冷又湿——我也许想得太多了。我想得太仔细，对死人的感觉或许过多了——这种感觉不正常。但是，你千万别幻想说服我，让我把自己交给科学做实验。你的提议令我感到羞辱。但是，如果你能够诱使我娶你，你大概觉得自己会说服我，让我冷冻一个世纪。”

“是的，我确实认为你亏欠了我。”薇拉说，声音压过了我。

我们俩遇到的困难，大多数是误解造成的，是她难以理解我的世界观。狗懂笑话，猫却不懂，所以她从来就没有机会笑。其他人笑，薇拉也会跟着笑。可要是没有笑料的话（这很好笑），她则笑不出来。而且，我在餐桌上说笑时，她总怀疑我是在取笑她。

我确信自己还在银行里，抛光的墙壁上嵌着一枚十美分硬币和一枚大大的美元。这时，我也许还没意识到，在现实世界里，人们正在抢救我的生命。医生给我用药，护士给我护理，技师给我用技术，都在忙着帮我。我获救后，或者说假如获救，我就要继续活下去。

而且，要不是那篇关于霍华德·休斯的文章，薇拉可能不会建议说冷冻一个世纪是个绝妙的想法——我躺在那儿，冷冻起来，成为一块冰，等待复苏或复活。与此同时，她和那个西班牙男朋友便可以寻欢作乐（顺便提一下，除了“早上好”，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对于这家银行、这些硬币、这些同伴——还有薇拉、薇拉的那头西班牙种马、投资顾问、薇拉关于性革命的评论等，对这一切的真实性，我都毫不怀疑。

“你对那次银行会面信以为真。”我描述完当时的情况，罗莎蒙德，我的妻子，我真正的妻子，问我，“为什么在你看来如此真实的事情，总是糟糕透顶？我有时纳闷，不知道能不能劝住你不要这样自虐。”

“是呀，”我赞许说，“它给人一种具体的满足感，这种快感虽然不好，但可以保障经历像真的一样。这就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生活的样子。大脑是一面镜子，反射着整个世界。当然，我们看见的只是画面，不是现实，可这些画面对我们很珍贵，我们渐渐地爱上了它们，即使我们意识到，大脑这面镜子是个多么扭曲的器官。但是，现在不是故弄玄虚的时候。”

那好吧……回头见。我们来生再相见吧。

如果这些碰面时间更长一点儿（尽管我更喜欢越短越好），我就该提起我的妻子，给予她应有的赞美。到处都有实实在在的专家在关注她：“好一个国色天香！”“她多专情啊！”病人临终，亲戚们往往都像头晕目眩的小鸟，被棒球场中场上空的灯光照得不知所措，乱飞乱窜。但是，罗莎蒙德可不是这样。为了救我，只要需要，她什么都会去做。这也是为什么重症监护室专门为她而修改了规章制度。他们对兄弟、姐妹、母亲、丈夫、妻子等，了解都很广泛，很全面。我这种情况，活下来是个不可能的选项，可她似乎仍在全力抢救这样一个输家。在其他人——主要是女人们——看来，我之所以还一直待在死亡线这一边，就好像是罗莎蒙德的缘故。

这些女人是因为爱情才去拯救生命的吗？要是民意测验专家向她们调查这些问题，她们会矢口否认。正如拉维尔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美国的虚无主义深如无底洞。爱情，按理说——或者按照现代人的看法——这种情感，在今天都不足为信。不过，在死亡前线工作的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比那些在安静的走廊里工作的人，更乐于接受纯洁的感情。罗莎蒙德，一个身材苗条、一头黑发、鼻梁挺拔的大美女，人们似是而非地认为，她天生如此。她受过高等教育——一个博士，非常聪明，不会受骗上当——但依然深爱自己的丈夫。爱情在这些护士中获得了隐秘的支持。她们工作在临终地带，其中百分之八十的病人最终都会走向太平间。病房里的医护人员为她——也是为了我们——更改了规章制度。她获准到病房里，睡在我的病榻前。

我从重症监护室“毕业”时，他们让罗莎蒙德准备了一个小型晚餐会。贝托鲁奇医生从家里带来葱酱味意大利面。我坐起来，吃了几叉子面，然后就新几内亚食人问题发表演讲。我说，被屠杀的敌人在山崖边烧烤着，悬崖上长满了热带鲜花，绵延峭壁数百英尺，恰似瀑布。

我从重症监护室被送出来时，罗莎蒙德获得允许，依旧可以自由出入病房，不受任何限制。晚餐后，她开着福特维多利亚皇冠牌轿车回家。为了不让我担心，她说：“这个车挺稳的，很可靠。它被挑选出来做警车专用车，开着它，在交通信号灯前停下，我感觉很安全。那些坏蛋都知道，我是一个便衣警察，身上带着枪呢。”

当她一瘸一拐地爬上三楼时，一只猫在那儿恭候她，也可能是在责怪她把它给忘了。这是一只乡下的猫，以前靠捕食耗子、金花鼠和小鸟为生。可如今，它整天瞧着白头翁、冠蓝鸟和硕大的乌鸦消磨时光。这些鸟要比林中看到的乌鸦大多了——这大概是因为城里家养的植物比较小。快到傍晚时，它们吵吵嚷嚷地从我们家的屋顶上飞走了，就跟钢锯发出的声音一样。

我猜想，这是在满足某种生物需要吧，可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当时，我对理论根本就不予理会——就像我根本不去思考为了活命在如何挣扎一样。假如我停下来去考虑这些问题，那么我就会意识到，我这是在徒手把自己从地下挖掘出来。有人可能会夸我对生活执着或忠诚。可在我看来，绝不是那回事——就像土豆似的，索然无趣。

罗莎蒙德打开冰箱，发现里面什么吃的也没有（没时间去购物），只好嚼几块干酪皮，然后用一条土耳其毛巾，把头发裹成高高的圆锥形保护起来，站到淋浴下冲热水澡。到了**，她给父母打电话聊了起来。她将闹钟定在七点，因为明天一大早她就要赶到医院。医生给我开的药的药名，她全能背出来。医生发现，每一种药我吃了有什么反应，我对什么过敏，或者我前天的血压是多少，她全能说得出来。这个漂亮女人的大脑像是装了一台仪器，具有很强的分类能力。她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我们会高寿的，可以活到下一个世纪。她说，我是个奇才。可我宁可把自己看成一个怪人。

任何问题，只要一提出来，她立刻就能理解。拉维尔斯坦很是喜欢她。当然，他从来没有我这个优势，也没有我接近她的便利。这次危机过后，罗莎蒙德说，她从未怀疑过我能活过来。我也似乎相信自己不会死，因为我还有未尽事宜。拉维尔斯坦还在指望我履行诺言，认真撰写他委托我写的回忆录呢。就是为了这份诺言，我也得活下去。当然，很明显，这会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回忆录一旦写出来，我就失去了保护，便会像其他人一样，成了无用之辈。

“可你的情况跟这个不一样。”罗莎蒙德说，“一旦你摸准了道路，那什么也阻挡不住你。而且，为了我，你也要活下去呀。”

我经常回想自己问拉维尔斯坦，他朋友中谁有可能不久便会随他而去。“去给你做伴。”我这样对他说。他将我的肤色、皱纹和面色全面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我最有可能。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如果要他直截了当的话，他是不会给你留面子的。他这个人可谓清澈见底，就像是速冻液。他的意思是，我将是他朋友中第一个去找他在来生相聚的人？这是我们俩谈话的语气透露出来的。可他后来又不相信什么来生。遇到这些事情，他总是听从柏拉图的教导。柏拉图常常谈及来生，可很难说他在多大程度上严肃认真地接受了这个观点。我不打算和代表柏拉图形而上学思想的相扑冠军一起跨进滑溜溜的相扑赛场。他那个大肚子只要一撞，就会把我撞出灯光璀璨的赛场，重新回到嘈杂的黑暗中。

因此，我对这次画面进行评论时，拉维尔斯坦突然冲我哈哈大笑，都笑成了结巴：“哈哈。”尽管如此，他对我这个回答还是有些尊重，有些敬意。

可接下来他又进一步说：“你看上去像是不久就会来和我做伴似的。”

这是一个有血有肉之人对我的信任，既不情愿，又很正常，同时又秘而不宣，令人费解。肉体会萎缩、消失，血液也会干涸，但是没人会在脑海里，在内心深处，相信那些画面真的会停止不动。

大约百分之四十的重症监护病人会死在重症监护室里。没有死的，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也会终身残疾。这些残废之人被送到健康产业称作的“慢性病护理院”。从此，他们再也别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剩下的，那些幸运者，据说是躺在“普通病房”里。

躺在普通病房里，我再也不用重症监护室里的医生们照顾了。他们在那里工作了数百个小时，累得筋疲力尽，其中有两个现在顺便过来看我，对我说他们要去度假。由于我是他们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的病例，所以他们到普通病房来看我，同我道个别。阿尔巴医生带来自家厨房里炖的鸡汤，而贝托鲁奇医生送来的礼物，则是家里做的意大利卤汁面条，外加番茄酱肉丸，就像我在重症监护室里吃的那种。我依然不能自己进食，只是拿着调羹，手直发抖，碰得餐盘直响，怎么也送不进嘴里。贝托鲁奇医生过来同罗莎蒙德和我共进晚餐。我很不正常，总是把话题带回到食人这个问题上。不过，贝托鲁奇医生对我非常满意，说：“你差不多脱离危险了。”是他救了我的命。我坐起来，一边吃着他亲自做的晚餐，一边东拉西扯地闲聊。罗莎蒙德也很开心，很激动。这是我住在普通病房的第一个晚上。我不用去慢性病护理院，去过残疾人的生活了。

我转到普通病房时，那个神经科住院实习医生对我进行了一次预检。我的病历夹在一个厚厚的装订夹里，放在护士台，可供查阅。我病危那几周，罗莎蒙德每天都记日记，那个实习医生还向她了解情况。

当天晚上，神经科主治医生巴克斯特博士大半夜跑过来，也向她了解情况。她已经在我床边的扶手椅里睡着了。

巴克斯特医生带来一包扎针。他给我做检查——将针扎进我的面孔——他发现，我的上嘴唇（用我自己的话说）僵硬了。很奇怪的是，即便是说话或大笑，它也僵着不动，局部麻木了。他对我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测试——我都没能过关。他不时地要我画钟面，可一开始我怎么也画不出来。双手不听使唤，根本控制不住。喝汤也好，签名也罢，都不行。我拿不住笔。他说：“给我画一个钟。”可我能画出来的只是一个歪歪斜斜的圆圈。对巴克斯特医生来说，我的症状像是中毒。在圣马丁岛，贝迪耶给我吃的是一条有毒的鱼。那个神经科医生说，我是中了雪卡毒素。我现在愿意相信，加勒比海那个地方真是糟糕透顶。我在那儿看的那位法国医生，诊断我是患了登革热。他可能，只是可能，知道得更多一些。专门研究雪卡毒素的一位澳大利亚专家，通过电话向在波士顿的巴克斯特医生描述了这种疾病的种种症状。巴克斯特的一些波士顿同事并不认同这个诊断。不过，我还是非常喜欢巴克斯特。严格来讲，这种喜欢与药没什么关系。

简言之，我必须做出决定，要不要努力去康复。我一连好几周不省人事，身体机能都荒废了——无法辨认东西。我的括约肌功能紊乱了，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要紧紧抓着一个铁架子。我曾是一个大家庭中年纪最小的，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已成人。他们遗传了我的长相，来看我时，使我感觉像是我在看自己——我们关系依然很密切，但很快就被后来的相处模式取代了。如果拉维尔斯坦在的话，他会劝我保持冷静。我感觉自己已经疲惫不堪，遭受了很大伤害，我对这一切深感厌倦，但他们还在抓着我治疗。

罗莎蒙德决心已定，我应该继续活下去。毫无疑问，是她救了我——带我从加勒比海及时地飞回来，重症监护期间一路陪伴着我，睡在我病榻边的椅子上。我呼吸困难，她就抬起氧气罩，擦擦我的口腔。直到人们拿来了呼吸机，她才回家待个半小时，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常来看我的医生是巴克斯特。不过，他来的时间不定，有空就会来。他会说：“给我画一张钟面，十点四十七分。”或者说：“今天几号？现在，别告诉我你生活在一块高原上，不必知道具体的日期。我需要从你这儿得到具体答案。”或者说：“九十三乘以七十二等于多少——现在……用五千三百二十二除以四十六。”

他无意同我讨论“更深入的”问题，或者说与我康复程度有关的问题。

八岁时，我患过一次肺炎，引起腹膜炎，不久便康复。出院后，我需要做出决定，是否要和两个哥哥一样，终身残疾。他们非常恨我，因为我独霸了父母的爱和关心。我还是个孩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在是不可思议。然而，我现在明白了，我选择不做弱者。在一家旧货店里，我发现一本沃尔特·P。坎普写的关于健身的书。于是，我效仿这位著名的橄榄球教练——伸直双臂，将装满煤炭的桶从地下室拎上来。我还做引体向上训练，对着拳击沙袋和体育协会里的瓶状体操棒进行锻炼。我研究了一本题为《如何强身健体、保持强壮》的小册子，很受启发。我对每一个人说，我在锻炼身体。这不是吹牛，但事实证明，我没有体育天赋。尽管如此，我八岁时做出的决定，至今依然有效，大约七十年后的今天，我准备再进行锻炼。

非常巧合的是，巴克斯特医生在楼上又接收了一名雪卡毒素患者。她是在去佛罗里达的途中感染上病毒的。毒素严重破坏了她的神经系统，但不久毒素就被排泄掉了，一连好几天都没有症状。幸运的是，她刚感染就被发现了。鱼携带的毒素从她体内的血液里过滤之后，她便康复，可以回家了。

我仍推着助行铁架在弯弯曲曲的走廊里走路，决心恢复双腿的功能。亲切和蔼的护士托着我笔直地站在淋浴下，将我身上擦满肥皂，进行冲洗，我感到很丢脸。护士什么都见过，看到我的身体毫不吃惊。

我猜想，我的高级神经科专家和善良的天使，对我这样的病例十分熟悉，非常清楚“我目前的状况”。假如任由小肌肉萎缩，我本已受到损伤的手脚就可能会跟着萎缩，也会失去平衡感。我要是甘愿如此，就不会决定做这般努力了。耍些小杂技、揉搓油灰球、做拼图游戏，这些确实会让人疲惫不堪，但当你查看身上时，会看见自己干瘪的手臂内侧，长长的皱褶还是一道一道的。

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渐渐理解，医生的治疗技术是多么的精湛；我才明白，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我要是不按照他的规定去做那些训练，那我整个人就垮掉了。我虽然讨厌那些训练，可我不能让自己的身子垮掉呀。再说了，罗莎蒙德不辞辛劳地帮助我恢复，我也不能愧对她呀。不错，我是想放弃，可她将全部的心血都扑在了我的身上，帮我活下来。我要是放弃，那无疑是在侮辱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活着一定意味着可以去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只有身体强壮了，我才能独立去做我生活中必须要做的那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