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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阁楼小说家（第1页）

一阁楼小说家

早在黄昏到来前，编辑们一个两个地下班了，手头的稿纸摞起来，“啪嗒”一声关掉绿色灯罩下的橘色灯光。办公室相继暗下去。连接办公室的走廊逐条撤空。保安在固定钟点出现，这里唯有文化，无惊无险，等他以散漫的态度巡过楼，一层留好一盏灯，天便全黑了。出版社所在的小建筑物里静静的。小说家这时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

他出了阁楼往下走，走完一节黑色大理石楼梯，一转折，走另一节，来到下一层。他走过无人的走廊，走在装饰着细腻雕花的天花板以及古典吊灯下。数间紧闭房门的办公室，他经过了。到了走廊尽头，他停住。十四扇窄窗连成大半面墙，从这里，看到小马路上栽成行的梧桐树。春天到秋天，绿意渐浓又渐淡；冬天，只有枯枝干。绿叶成荫时，每逢刮大风，在窗里持续观看树叶摇动，容易头晕，仿佛身在一艘大船上，正行驶过梧桐树叶的海浪。此刻是冬天夜晚，风平浪静，他看了一会儿几乎和窗齐平的光光的树顶。他接着下楼梯，把每一层楼游**游**，在每道走廊尽头，他都停步看风景。梧桐树的树顶。梧桐树的高枝。梧桐树的低枝。梧桐树低处的粗树干。小说家到了一楼，值班保安，就是刚刚巡楼的那一个，坐在胡桃木色的台子后面，他要在无聊的自由中枯坐到八九点，其间看看报纸，饮饮茶，最后做一次巡视，就窝到休息室里不出来了。

保安早就听着出版社里仅剩的脚步声，橐橐，橐橐，从头顶开始，回声响彻整栋楼。几十年前，保安还年轻，刚来工作，他必须从小说家的谈话中才能得知对方今天写了几行字，过几年他可以从小说家的脸色上猜出来，现在他经验已丰，只要一听脚步声，一切便都了然于胸。他写得多时，因为满足而走路慢，他写得少时，因为背负的苦恼重而走路慢，总之他走得慢，但保安懂得差别。“今天他写得很不少。”保安先是依据声音做判断，见到小说家迈下最末一级台阶时，他补充想，“最近一直写得多，写得很顺利。”保安是除老社长外最了解小说家的人，这个事实，他们三个人从始至终不知道。

两人简略地问好。小说家站在门里紧一紧旧大衣的领口，随后推门出去，走到出版社外面那条颇有吸引力的小马路上。他路过刚从高中低不同视角看过的梧桐树，又以行人视角再次看了看树，反正小说家该从各种角度看待同一事物，并永远不应当生厌。他出门是要去吃晚饭。吃过饭，他将做一次长散步，然后回到出版社，回到阁楼上。

小说家定居在出版社。

很多很多年之前，小说家向出版社要下一间办公室。在拥有办公室之前，他曾经在这里出版过处女作，一本畅销书。在出版这本书之前，谁都不看好这本书，谁也都不看好他这个人。负责他的编辑不咸不淡地对付他，因为像他这种作者多的是，没理由对他特别期许。

但是这本书的命运好。它不温不火地销售了半年多，突然契合上一个社会话题而走红，库存一销而光，马上加印了又加印。小说家受邀上过几回访谈节目，给人谈不上好坏的极其飘忽的印象，不过这不重要。紧跟着，他的小说卖出电影版权，在三流电影导演的口中，他的才华要比他本人承认得多。电影拍得平平，可又确实带动新一波销量，将小说家推上畅销书作者的榜单上游。小说家趁着余勇，出版第二本书，销量为畅销书的七分之一，不够好，但也说得过去。他就是在写第三本书时，请求签下他的社长暂时提供他一小块写作的地方。社长不是拘泥条规的人，爱交朋友。小说家在那时具备当朋友的资格了，他们讨论过，在新书完成后，三本书要做成会引起关注、赢得奖项并卖得动的三部曲套装出售，尽管它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一个恰当的命名会掩饰问题。小说家创新地建议，房租可以和新书预订金相互抵销，社长同意了。

“在出版社写作，一定是很好的。”社长举出上一代八个名作家的名字，“……像他们。以前的作家都是出版社的好朋友，双方超越了金钱往来的关系，作家常和要好的编辑走动、交流，得到好的建议，写出好书。”

“是啊。”小说家说。他不太想讲人际关系，主要诉说他的租房初衷，“早晨九点来，晚上五点走，每天不受打扰，有规律地写作。我想试一试这样的生活。”

社长赞同：“那一定是很好的。写书没有别的法子，写一百个一百字才有一万字，写二十个一万字才有二十万字，如此才成为一本书。与其说作家掏出了二十万字的天赋，不如说进行了二十万字有效的工作。作家需要好好工作。”

小说家说：“是这样。”

社长带他走了几层楼。楼梯栏杆每隔一段装饰着弯弯曲曲的铜制的艺术化线条，抵到他们脚边。他们的皮鞋以四个步点轮流敲击黑色大理石，像两双手弹奏钢琴的黑键。他们走了一节楼梯，又走一节，再走几节，最后来到顶楼。“这里不错。”阁楼上的房间小，有个倾斜的顶，高处人能好好走路，最低的地方假如摆张书桌，人走近那儿离开那儿都要弯腰，坐在书桌跟前会坐得牢，能好好写。他由衷感谢：“是工作的好地方。”

当初梧桐树还不够高，要从阁楼连下两层楼，从那层楼的走廊窗前恰好可平视树顶。从树顶再走下一层楼，就到了观赏梧桐树高枝的最佳楼层，这层走廊最靠里是茶歇室，他以乔迁新居报答房东的心情，赠送出版社一台中档咖啡机，就摆在那里，用它替换掉了可怕的速溶咖啡。不同品质的咖啡豆，他也曾提供过很长一阵。每天下午，当写出点什么后，他下楼做一杯咖啡喝，物物交换似的吃茶歇室常备的小饼干。因为咖啡需求量大，出版社后来自购豆子，那不合他口味，他便不来喝咖啡，但仍来吃小饼干，还有彩色软糖。在楼梯上，在饼干和软糖附近，编辑们和他闲聊，双方都清楚一些话题不要谈：今天写了多少字？已经写了多少字？哪一天会写完？编辑们的共识：随便他，急也没有用，谈了会尴尬。他们不太诚恳但求客气，聊聊今天天气和文坛气象，便去各忙各的。

小说家一开始的工作时间的确和编辑同步，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编辑们在梧桐小道上，时常见到他若有所思的背影，他背着公文包，穿戴整齐，像他们一样上班下班。一段时间后，他的工作时间被调成上午八点至下午六点，朝与夕，只有勤奋的编辑才会在梧桐小道上见着他。又过一段时间，他将时间再往两头延长，成为上午七点至下午七点，这时编辑们既看不到他来，也看不到他走，他给人每天腾空出现在小楼里的印象。周末他也照常出现。节日他也照常出现。一次偶然的通宵，为后面更多次的通宵开了头，他越来越长时间地待在出版社，蜷缩在阁楼一张长沙发上睡觉，也买了简易衣柜放他不多的衣服。最后他昼夜都在。编辑们，特别是在他之后加入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抹不去一种错觉：小说家并非客人，他和这栋房子合二为一，是这里的主人，地位高于社长。

三部曲的第三部，迟迟未能完成。

社长口头将租约延期两次：“你再住住，再写一写。为了写出好作品，那不要紧。”之后索性闭口不提，任由他一直住下去。原因之一是，小说家住在闲置房间，出版社没有产生成本。二是为了成就一种美谈。只要机会合宜，社长就主动向记者提到，某某小说家常住我社一心写作，自己作为出版人从来是全力支持。他相信此种美谈经过时间会酝酿得更美，日后小说一旦完成并且大卖，人人都会高兴谈论它。

如果说前两点反映了一个生意人必不可少的算计心，那么第三个理由是单纯的、高尚的——社长欣赏小说家。不出几年，他们结为真正的挚友。在社长心里，兑现文学梦的正是小说家这种人，他认识数不胜数的大小作家，写作的道德没人及他十分之一。小说家刻苦创作，达到了舍弃人生其余一切的地步，达到了物质上只要求一小格空间栖身的地步，达到了意志不为时间动摇的地步，这叫社长产生敬意。

小说家在出版社上下走动，即使这么多年都没有交出作品，也并不显露愧色，保持着自在与潇洒的形象。而一躲进社长办公室，两人关起门，他的痛苦就从面具背后源源不绝地落出来，掉在衣服上、膝盖上、地板上，烟灰一般散落得到处都是。他的心扉，唯有向社长，向在创作道路上常年与自己结伴同行的朋友敞开。

“那个人……”小说家无力地倒在椅子上。进社时他高大壮实，与通常瘦弱的编辑们像两个物种，坐下时能把椅子填满，此后身体渐薄渐小，屁股周围渐渐留出一大圈蓝色椅垫。他讲小说里主人公的困境：“他要进房间，那件会触发他命运的关键事情在等他，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叫他走进去，他已经从上周五开始在走廊上待了四天。”

过了几天，小说家又倒在同一个地方，人更薄、更小了，蓝色椅垫像上升的海面，把屁股岛多吞掉了一点。这回主人公与小说家面临新的困境，“昨天他终于走进房间，我暂时又不知该拿他怎么办。该怎么办呢，我这样问自己，连问几遍，就把自己的忧虑转嫁到他身上，用一个缓兵之计，写道：‘他在房间里自问，该怎么办？’写完这句，我真恨自己。因为作者头脑简单，而使主人公显出蠢相。想想看，我在这世上做不了别的，只向虚构作品中传递了真实的愚蠢。这不可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