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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公元1000年的世界（第2页）

除了比鲁尼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主要学者，生活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人很少能想象出整个地球。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地图，是由伊德里斯（al-Idrisi）在1154年绘制的，该地图展示了大部分非洲-欧亚大陆，但并没有展示美洲。伊德里斯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名制图师，伊斯兰化的西西里岛也是当时进入欧洲的门户之一。伊德里斯是个土生土长的休达（Ceuta）人，在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RogerII）的宫廷里工作，他在一个直径超过2米的银盘上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并附上了显示所有地方的经纬度坐标的完整列表。不出所料，最初的地图被毁掉了（可能因为白银的价值而被熔化了），但通过那些根据伊德里斯所收集信息而绘制的地图，他的地点列表连同对每个地点的简要描述都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本书（英文版）的封面上的地图正是其中一幅。

从公元1000年开始，随着欧洲人学习阿拉伯语和翻译阿拉伯语文本，更多的知识从伊斯兰世界进入欧洲。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是从原希腊语的阿拉伯语译本，再翻译成拉丁语的，斐波那契（Fibonacci）则引进了阿拉伯数字（这比罗马数字方便得多）。

知识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学术领域。欧洲人还学会了如何玩新游戏。国际象棋最初是公元600年左右，在印度发明的，后来传遍了伊斯兰世界，并于公元1000年前后在欧洲流行起来。这个游戏教授了军事战略的基础知识；玩家们认识到，同单独行动相比，与多名兵卒一起行动更为明智。随着国际象棋进入欧洲，一些棋子有了新的身份；“象”之所以成为“主教”，是因为工匠们误认为象的两根长牙是主教帽子上的两个尖角。有些棋子是用象牙制成的，但更多的则是用海象牙制成的，在维京人最活跃于北大西洋的时期，大量海象牙进入欧洲。

习惯于乘坐飞机、火车、汽车和轮船的现代旅行者，往往把早期旅行想象得过于困难。我们很好奇人们是如何徒步穿越数千公里的，却忘记了大多数人一天可以走32公里，而且能够持续很长时间。公元1000年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一位使节在1024年到1026年间，徒步行走了超过4000公里的路程。

记录这次长途旅行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提及这位使节是如何做到的，但我们可以推测，不管地形有多艰难，他——以及这本书中的大多数探险者——得到了当地向导的帮助。在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帮助一个研究小组克服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处困难路段，向他们展示了多条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出现过的路线。根据一年中时间和雪量的不同，这些路线的行进难度也有所不同。甚至还有一条适合孕妇行走的平坦路线。

现存有很多关于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徒步旅行速度的数据。正如16世纪初西班牙人对印加地区的记载显示，如果信差是在不携带任何行李的状态下行进，且是分段传送，而不需连续跑完全程，那么整个信差团队可以达到一天240公里的惊人行进速度。

当然，携带食物和武器的士兵要走得更慢。包括波斯统治者薛西斯、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甚至更现代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军队在内，古代军队的行军速度介于每天16～32公里。即使是现在，美国陆军准则也规定了每天32公里的正常行军速度。任何更快的速度都可以称为强行军。

骑马者的骑行速度可以更快：在蒙古，现代骑手如果频繁更换坐骑，一天可以骑行483公里。在过去，蒙古士兵在激烈的战役中可以连续几天保持每天100公里的速度。

良好的道路条件也能显著提高速度。在公元1000年，道路情况差别很大。在最发达的社会，比如中国，土路和河上小桥随处可见，交通也很方便。其他国家则几乎没有道路，探险者不得不自己找寻道路。

陆路旅行的条件，也决定了人们能把大宗货物运送到多远的距离。公元1000年左右，新墨西哥州查科峡谷（yon）的居民会定期将玉米拖运到150公里外，偶尔也会从270多公里外的地方运来大量木材（查科峡谷没有树木）。他们有时甚至会走得更远去购买金刚鹦鹉羽毛等奢侈品。

在公元1000年，长距离并不是陆路旅行的唯一困难。温度、地形和障碍物等因素，会加快或减慢出行的速度。

乘船出行的情况也是如此，不管是在河中行舟还是海上航行。出行的速度各不相同，并且令人惊讶的是，航行或划船的方式通常并不比陆路快。当然，坐在船上比在陆地上行走要轻松得多。

维京人的船只以其灵活轻便的结构、高速度的航行以及在浅水区的强登陆能力而闻名。在航行时，维京船仿制品的最高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7公里，但这种速度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装有三角帆的波利尼西亚双体独木舟的速度明显要慢得多，其速度约为维京船以正常风速航行时的一半。即使在今天，建造精良的传统帆船平均时速也仅为16公里，而“美洲杯”帆船赛的参赛选手的速度是这一速度的五倍。

划艇或乘坐独木舟的速度要慢得多，大约每小时11公里。除非在短程冲刺，否则很难划得比这个更快。但划艇可以向任何方向行驶，而帆船则不能直接逆风前进。划船对于维京人的成功至关重要。不论风向如何，他们都可以在海岸附近航行，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划桨，并发动袭击，然后迅速逃离。

洋流塑造了公元1000年时的水手们的旅程，今天也一样。如果水手们能顺着海洋表面的规则洋流，也就是所谓的环流航行，就能前进得更快。环流是由风型、重力、来自太阳的热量以及地球自转的速度决定的。北半球的环流（北大西洋环流和北太平洋环流）顺时针流动，而南半球的环流则逆时针流动。

由于北大西洋环流的顺时针方向，所以穿越北大西洋到加拿大的旅程比回程要困难得多。维京人紧靠着海岸，被流动缓慢且冰冷的格陵兰洋流带到冰岛和格陵兰岛，然后从那里又被拉布拉多洋流带到加拿大。这种旅行有其危险性。格陵兰洋流在格陵兰岛南端的法韦尔角（CapeFarewell）遇到了温暖得多的墨西哥湾暖流，由此产生的雾和风经常将船只吹离航道。

公元985年或公元986年，一位名叫比亚尼·赫尔约夫森（BjarniHerjolfsson）的维京水手可能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从冰岛起航前往格陵兰岛，希望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刚刚搬到了由“红发”埃里克（EriktheRed）建立的新定居点。

从冰岛到格陵兰岛，比亚尼和他的船员们航行了三天。据萨迦记载：“风停了，他们受困于北风和大雾；有许多天，他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当天空放晴的时候，他和手下看见了陆地，但比亚尼对格陵兰岛有足够的了解，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显然这块陆地并非格陵兰岛。在探访了另外两个地方之后，他们改变了航向，安全到达格陵兰岛。比亚尼和他的手下从来没有踏上过这块陆地，但他们的报告启发了雷夫·埃里克森（LeifErikson）——被认为第一个到达美洲的维京人。雷夫在公元1000年沿着比亚尼的足迹前行，最终在加拿大东北部靠岸。

当维京人远航返回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时，可能遇到了属于北大西洋环流一部分的墨西哥湾暖流。航行于墨西哥湾暖流，就好比航行于一条穿越平静海域的湍急河流。墨西哥湾暖流沿着美洲东海岸向北移动，然后转向纽芬兰岛周围的大西洋。它到达不列颠群岛，然后继续向北进入欧洲。墨西哥湾暖流一天移动超过160公里，它的宽度（因为它与周围水的颜色不同，所以肉眼可见）大约是70公里。

横跨太平洋的路线距离，远大于那些横跨大西洋的路线距离：太平洋最宽的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和哥伦比亚之间，绵延两万公里，而大西洋最大的宽度只有6400公里。甚至日本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距离也达8800公里。早期的水手们利用北太平洋环流，使用带有帆的双体独木舟，继续他们在跨越太平洋航线上的扩张；像维京人一样，他们不使用任何航海仪器。他们从萨摩亚（Samoa）出发，在1025年左右到达了社会群岛（theSocietyIslands），并花了两个半世纪的时间才到达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

事实上，正如下面这14名不幸的日本水手所发现的那样，如果条件合适，一个人可以在没有帆的情况下随洋流漂流跨越太平洋。1832年12月2日，他们乘坐长约15米的木制渔船，从日本东海岸的名古屋出发，驶往东京。一场强烈的风暴把他们吹离了航线。这艘没有桅顶的船先是被黑潮卷走，然后是被北太平洋洋流推着前进，这两股洋流都是北太平洋环流的一部分。

大约14个月后，也就是1834年1月，这艘船在华盛顿州的奥泽特镇（Ozette）靠岸。只有三名水手靠着饮用收集的雨水、食用鱼类和捕获偶尔出现的鸟类生存下来。由于没有维生素C的供应，这些人很容易得坏血病，他们的11个同伴已经死亡。

风向为一些旅行提供了便利，也给别的旅行带来了麻烦。任何有经验的水手都知道，顺风而行，船只的航行速度会更快。季节性天气模式对某些地区有相当大的影响。最著名的是季风，它是由于春季临近，欧亚大陆升温，空气流向海洋，然后在6个月后沿着相反的方向回流而引起的。到了公元1000年，航海家们精确地掌握了风向和季风时间，这样风便可以带着他们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航行。

正如研究阿拉伯航海史的伟大历史学家乔治·F。霍拉尼（GeeF。Hourani，1913—1984）所指出的那样：“这条从波斯湾到广州的海路，是人类在16世纪欧洲扩张之前距离最长的常规航路。作为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条航线值得人们关注。”沿着波斯湾—中国航线航行的船只，其航行距离几乎是哥伦布航行距离的两倍；如果加上从伊拉克的巴士拉到莫桑比克的索法拉（Sofala）的这段航程，那么航程则是哥伦布航程的三倍。

公元1000年左右，印度洋和太平洋见证了阿拉伯地区、印度、东南亚、东非和中国港口之间贸易的繁荣。没有水手到菲律宾东部去，因为中国人认为所有的海水在那里汇聚成一个危险的漩涡，没有船能从那里返回。

这种看法有其依据。印尼贯穿流将温暖的海水从太平洋带到印度洋；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通过印度尼西亚群岛，然后向西进入印度洋。这些洋流发生碰撞，并在东南亚岛屿周围向四面八方移动，导致当地海平面上升了46厘米，超过了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这里的水流波涛汹涌且面积开阔，以至于科学家们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单位“斯维尔德鲁普”（Sverdrup）——该单位的流量为每秒100万立方米——以测量流量。洋流的方向使得漂浮在海洋中的船只和其他物体很容易向南和向西进入印度洋，但任何向北的移动都比较困难。

因为往南走更容易，人类早在大约5万年前就乘船前往澳大利亚，但几乎没有人往北走。因此，至少在1300年或1400年以前，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或东南亚大陆之间几乎没有接触。事实上，中国人最初去澳大利亚是为了寻找海蛞蝓，它们也会被称为海参。中国消费者非常喜欢海参，以至于他们的渔民先是在广州附近的水域过度捕捞，然后沿着东南亚海岸南下直到越南，再从那里到印度尼西亚，最后在1400年左右到达澳大利亚的北海岸。

在公元1000年，大多数水手通过“航位推算法”来导航，这意味着他们依靠肉眼以及对太阳、月亮和星星运动的了解，来选择自己的航线。但穆斯林航海家和中国人是例外，前者使用六分仪，后者大约在公元1000年制造出了船用磁性罗盘。

熟练的波利尼西亚人和维京水手能够通过仔细观察海浪、海草、鸟类的飞行姿态、陆地轮廓来确定航线。密克罗尼西亚人马乌·皮埃鲁格（MauPiailug）研究了传统的波利尼西亚航海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他把这项知识传授给了史蒂夫·托马斯（SteveThomas），托马斯后来成了一名狂热的航海家，再后来又成了电视节目《老房子》（ThisOldHouse）的主持人。马乌解释说，当天气晴朗的时候，他就借助星星来导航，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就靠海浪的形状来确定路线。

像波利尼西亚探险者一样，维京人不使用任何工具。为什么在公元1000年，他们要去新的地方旅行？事实上，社会结构，特别是武装团体的组织结构，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种组织结构促使雄心勃勃的酋长们寻求新的领土；用古英语写成的著名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现存唯一的手稿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而故事发生在那之前的几个世纪）解释了这些群体是如何运作的。年轻的瑞典王子贝奥武夫前往丹麦帮助一位邻国国王，该国的领土受到一个名叫格伦德尔（Grendel）的怪物的威胁。陪伴贝奥武夫的大约有20名年轻的男性，他们在贝奥武夫身边战斗，和他一起航行到遥远的地方寻找奇珍异宝。作为回报，贝奥武夫把财物奖励给这些追随者，财物通常是从其敌人那里掠夺来的银臂章。贝奥武夫的追随者们并不总是在打仗；有时他们会出去闲逛，享受彼此陪伴的乐趣。

维京武装团体的成员不全是男性；这一群体有时包括少数女性，通常是领导者的妻子。而女性也可以领导战队。袒胸露乳的弗雷迪斯最终成功指挥自己的船只到达美洲，正如由她的后代流传下来的萨迦所叙述的那样。武装团体也不是由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们组成的；来自不同国家或操着不同语言的人经常会聚在一起。小型战队可能有20名左右的成员，但他们可能会成长为100人至200人的大团体。而成功吸引到更多追随者的战队领袖可能最终会成为国王。

维京人“红发”埃里克的真实生活经历说明战队领导者如何带领自己的人，走出本国并来到新的领土。公元980年，埃里克在冰岛被判犯有谋杀罪，被流放了三年。由于他此前已被驱逐出挪威，因此只得出发寻找新的领地，这一新领地即格陵兰岛，人们大约是在公元900年发现了这个岛。当三年流放结束后，他又回到冰岛招募追随者，这次，他们乘坐25艘船前往格陵兰岛。其中的11艘船被风吹离了航线，再也没有出现；其余14艘船抵达了格陵兰岛，船上的人建立了东部定居点。埃里克的儿子雷夫和其他穿越北大西洋到达加拿大的维京人，也都率领着他们自己的战队探索新领地。

让我们从1492年以前的欧洲和美洲之间的某个接触时刻开始我们的全球之旅：公元1000年，维京人登陆纽芬兰岛。我们将从那里出发，沿着书面资料所描述的路线环游世界，并根据考古发现重建其他路线。

公元1000年，维京探险家们使全球性的环线得以闭合。一个物品或一条信息，第一次可以穿越整个世界。当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个具体的物品或信息。但因为维京人在公元1000年时航行到加拿大，开辟了一条从欧洲到达美洲的航线，所以事实是（而并非假设），那一年形成了一个全球航线网络。于是，我们开始了全球化的历史。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1]如《诸蕃志》（宋赵汝适）、《岭外代答》（宋周去非）、《岛夷志略》（元汪大渊）、《真腊风土记》（元周达观）等，更多类似书目，可参见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译者注

[2]郑和以正使身份下西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