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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令人惊讶的旅程（第2页）

神庙国家的统治者通常是凭借智谋，或在战争中击溃对手来掌权的，但一旦掌权，他们就不完全是依靠武力来治理国家了。这些统治者鼓动臣民，希望臣民能把他们与佛教、印度教的主要神祇联系在一起。为了实现转轮圣王统治的理想，君主们会向神庙奉献礼物和土地，而臣民也经常会看到他们的统治者在神庙里举行仪式。

由于这些神庙国家严重依赖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和施展权术的能力，所以它们的势力范围波动很大。当神庙国家的统治者强大时，它们的势力范围也就扩大了，能向更远的庙宇赠送礼物，并接受来自遥远王国的统治者的贡品；还能召集大批军队，并派遣海军远渡重洋。但当统治者软弱时，它们的势力范围就会缩减。因而，这些国家往往会像气球一样膨胀和收缩。

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些神庙国家的地位尤为重要：三佛齐国（SrivijayaEmpire）位于苏门答腊岛南部，在新加坡正南方约500公里，今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巨港（Palembang）附近；位于印度南端的注辇国（Cholas）在公元9世纪晚期获得了该地区的统治权；柬埔寨吴哥王朝（AngkorDynasty）的国王们修建了著名的吴哥窟，他们往往比三佛齐国王、注辇国王统治得更为长久。

公元600年至公元700年间，在马来水手航行至马达加斯加岛的同时，三佛齐国崛起。三佛齐国的繁荣得益于其临近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在公元35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由阿拉伯半岛航行至中国的船只发现了一条新航线。发现新航线以前，这趟旅程需分为两个阶段来完成，人们先把船停在今泰国地区，用陆运的方式，运送货物穿过克拉地峡（theIsthmusofKra），然后再装上开往中国的船只。公元350年后，船主们开始全程海运，不需要再承担陆运货物带来的损失。新航线经过马六甲海峡，船只需要在那里停泊六个月，等待季风的改变。尽管等待过程很乏味，但船员们不需要卸货后从陆路运输货物，也不需要重新装货。

我们从一个叫义净的中国僧人那里知道了航线的改变，公元671年，他沿着这条航线去往印度（在公元7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去过几次）。义净经马六甲海峡，在中国和印度间旅行，这个事例提醒我们，商人并非该地区来往于不同港口的唯一人群。僧侣们周游各地，有时是为了能拜名师为师，有时是为了回应统治者的邀请。这些佛教徒的修行包括了密宗的咒语、仪式和开蒙。统治者接待了这些佛教徒，因为他们希望圣人能有助于自己的王国发展。

三佛齐国的统治者通过鼓励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贸易并从中征税而使其王国繁荣起来。由于三佛齐国没有任何文字史料留存下来，我们对它的了解大都来自中国的正史。宋朝史书中对三佛齐国的描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今天的维基百科条目一样，中国人对外国土地的描述也遵循着一套公式，内容包括当地最重要的产品和货币体系（三佛齐国居民用黄金和白银换取想要的商品，他们不使用钱币），以及该国历史上最重要事件的编年记录，且中国人几乎总是会记录下带着贡品前来宋朝的代表团名单。三佛齐国统治者进献给宋朝皇帝的物品中，有象牙、犀牛角、水晶和香料（如乳香），这些都是宋朝皇室及平民非常需要的东南亚商品。另一份来自中国的史料称，三佛齐国的统治者保持着对乳香和檀香的垄断，这些货物经政府官员出售给外国商人。

中国和阿拉伯来访者将三佛齐国的首都描绘成一座传统的城市。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考古学家们在苏门答腊岛上到处寻找它的遗迹，但并没有找到。最终他们意识到，三佛齐国可能从来没有固定的都城，唯一的永久性建筑是供奉佛陀的砖塔。如果航运设施在战斗或风暴中被摧毁，统治者总是可以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

独木舟对三佛齐国来说至关重要。当国王需要召集人手进行远征的时候，就会派使者乘独木舟去往上游地区，向下级首领传达命令；然后，这些参与远征的人就会划着独木舟顺流而下，在约定的时间到都城集合。退潮时，划桨者只需几个小时就能航行80公里。大约在公元900年，一位阿拉伯作家曾目睹一支由100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响应国王的召唤。

在三佛齐国统治时期，有不同类型的船只远渡重洋。其中一种是东南亚的拼板船。另一种是独桅三角帆船，这种船的船板是用椰子纤维制成的。由于其柔韧的船身，独桅三角帆船在触礁时不易散架。该船的主要制造中心在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角（theHornofAfrica），其主要用户是穆斯林商人。

人们在港口城市巨港以东的勿里洞岛（BelitungIsland）近海打捞起一艘长18米的沉没的独桅三角帆船，即“勿里洞号”，一同被发现的还有船上所有的货物。由此，我们得以知道公元800年左右的独桅三角帆船是什么样子的。〔根据勿里洞沉船打造的现代复制品“马斯喀特之珠号”（TheJewelofMuscat）曾在新加坡的一家博物馆展出。最近，考古学家们又挖掘出了另一艘独桅三角帆船“帕侬素林号”沉船，该船年代稍晚一些。〕

由于“勿里洞号”的归属权在进行商业挖掘之前已被争夺了整整一年，其残余货物还以320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新加坡政府。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挖掘所得的任何数据都是可疑的，他们还认为金钱交易助长了不科学的挖掘行为，尽管挖掘公司雇用了与印度尼西亚军方合作的专业考古学家来防止进一步的损失。这些批评人士未能意识到在一个有这么多未受保护的沉船的地区开展挖掘工作的艰巨性。2012年，他们还阻止了史密森尼博物馆（SmithsonianMuseum）下属的萨克勒博物馆（SacklerMuseum）举办的一场有关沉船的展览。尽管持反对态度，但他们仍然认可沉船上物品的真实性。

“勿里洞号”的船板来自非洲，并在阿拉伯半岛拼合而成——也许是在阿曼附近，那里至今仍在制造独桅三角帆船。这艘船在公元826年后的某个时候沉没了（船上的一个陶器标示了年代），它运载了大量铁器、银锭、金器、铜镜和陶瓷，这些都是当时典型的中国出口商品。陶瓷的数量是如此之多，连最有经验的考古学家也感到吃惊不已。考古学家们还在沉船残骸中发现了6万个湖南长沙窑中烧制出来的小盘子。

沉船上有些陶瓷带有类似阿拉伯文的字母，但仔细一看，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阿拉伯文字，尽管看起来很像。（专家称之为伪阿拉伯文。）独具匠心的中国工匠想要将陶瓷卖给阿拔斯帝国的消费者，于是，他们以阿拔斯帝国的陶瓷为模型进行制作，但工匠们不懂阿拉伯语，无法刻上正确的文字。这一点并没有阻止中国人为穆斯林消费者批量生产陶瓷，而穆斯林消费者也认为中国陶瓷质量上乘，因为它们几乎是半透明的，壁很薄，敲击时会发出响声。

为了应对中国陶瓷的挑战，阿拔斯帝国的工匠们在公元750年后开发出了一种新技术，叫作“光瓷”。他们在已经烧制过一次的上了釉的罐子上，另涂上一层银和铜，使其变得闪闪发光。这些罐子对消费者很有吸引力，生活在东非海岸的人们会进口这种产品。“光瓷”使阿拔斯陶瓷得以保留部分市场份额，但它们仍无法与经高温烧制的中国陶瓷相媲美。当时的全球化形势就如同现在的一样。

“勿里洞号”还装载了高档的货物，其中有四个杯子、三个碟子，都是由纯金打造而成的。有一个金杯堪称迄今为止在中国传统时代制造，于中国境外发现的个头儿最大的金器。还有一个敞口陶瓷罐，高有1米，上面还有一条造型复杂的龙，酒可以从张开的龙嘴里倒出来。它们是流传于中国上层社会的最高质量的艺术品，包含着精湛的工艺，可能是唐朝皇帝送给伊斯兰统治者的礼物，也可能是对伊斯兰统治者贡品的回赠。没有作为贡品进贡中国的伊斯兰商品则会被运往中东出售。

从陶瓷的式样来看，这艘船当时正驶向伊斯兰世界的某个港口，极有可能是巴士拉或阿曼。这艘船在公元826年12月至次年3月下旬（或者是一两年后）间离开广州，并在季风的影响下向南航行。由于一路风平浪静，这艘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广州到勿里洞岛的航程。它本应继续驶向马六甲海峡，但最终在勿里洞岛沉没了。

从事长途贸易的船只并非都与“勿里洞号”类似。爪哇中部婆罗浮屠的石板上雕刻有同时代11种不同的船舶设计。带有舷外支架的商船的石刻浮雕，提供了许多关于东南亚船只建造的细节。从婆罗浮屠走一小段路就可以来到萨穆德拉·拉克萨博物馆（SamudraRaksaMuseum）。馆中有一艘海船，是基于婆罗浮屠一块石板上的浮雕重造的。这艘船在2003年至2004年间成功完成了前往马达加斯加岛的航行。

婆罗浮屠是由夏连特拉王朝（ShailendraDynasty）的统治者建造的，他们还与三佛齐国的统治者通婚。夏连特拉王朝还会为三佛齐国提供大米——对等待风向转变的来访船只和船员们而言，这是一种重要物资。

婆罗浮屠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纪念碑。这座九层高的古迹始建于公元800年左右，全部由石头建成，高31。5米。可能是由于火山爆发或地震，碑的底层在刚开始建造时就已沉入地下。这一层为那些不遵守佛教戒律的人描绘出了地狱的模样。

游客从地面一层出发，绕一个完整的大圈参观石板上的浮雕。当他们观看完毕后，就要拾级而上。若要全部参观展示了1460个不同场景的石板，游客需要走5公里的路。大多数石板描绘的是佛陀。在有一块石板描绘的场景中，佛陀看上去像一位船长，他在女食人魔居住的岛屿上遭遇了海难；在另一个场景中，佛陀冒着暴风雨，从海怪手中拯救了一艘船。

有一块石刻浮雕展现了爪哇市场的场景。市场上，女性小贩多于男性小贩，而这一现象得到了书面资料的证实。爪哇市场是定期举办的，通常是每隔五天左右，国王任命市场官员监督这些兼职商贩和职业商贩的活动。兼职商贩中有农民、织布工和金属工匠，他们出售的商品都是由自己种植或制造的；全职商贩则是售卖他人的商品。国王授予商会征收商业税的权利，然后商会会将税收转交给寺庙。

在浮屠的顶部，游客会看到72尊佛像。佛已经获得了开悟，但选择留在这里帮助世人；佛教徒经常向佛像祈祷，希望得到佛的帮助，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每一座佛像都被安置在一个钟形的石头结构里，有开口可以供人观赏。72尊佛像之上曾有一座塔，塔内可能藏有佛陀的舍利，也许是一小块骨头，或者是一小块玻璃（类似于保存下来的身体部位）。人们还在婆罗浮屠发现了用许多不同语言写成的泥板，这证明该地区作为朝圣中心的吸引力之大。

在公元800年左右婆罗浮屠建造之时，职业商人已经参与了长途的区域贸易，他们从中国进口铁器和丝线。爪哇生产的大米远远超过了当地人口的消费能力，这使得商人能够用多余的大米交换来自邻近岛屿的丁香、檀香和肉豆蔻。红花和黑胡椒原产于印度南部，但爪哇人学会了如何种植这两种作物。爪哇后来成为中国主要的黑胡椒供应商，爪哇和巴厘岛还为中国织工提供了红花染料，这种染料非常受欢迎，因为它可以使纺织品的颜色变成深玫瑰红。爪哇商人和巴厘岛商人成功地争夺了农业领域的市场份额，把他们的竞争对手印度赶了出去。

东南亚的制瓷工人也试图在制造业中复制农业领域的胜利。就像仿造中国出口瓷器的穆斯林工匠一样，爪哇制瓷工人改进了技术，他们放弃使用搅棒和铁砧，转而用陶轮来制瓷。但就像中国工匠无法正确书写阿拉伯字母一样，尽管爪哇制瓷工人精确地仿造了中国陶瓷的形状，但他们制造出来的陶瓷仍无法与经过高温烧制，闪烁着耀眼光泽的中国陶瓷相较。

据碑文记载，奴隶贩子曾袭击沿海的社区，然后把俘虏转移到一个新的岛上。法典还讨论了放债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奴役债务人，并解释了债务人如何赎回自由。尽管如此，仍没有证据能表明长途奴隶交易的存在。

普兰巴南（Prambanan）是距婆罗浮屠50公里的一处古迹，其中有许多场景源于伟大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罗摩衍那》讲述了印度教神祇罗摩（Rama）的故事。普兰巴南比婆罗浮屠早五十年建成，显然是一座印度教神庙。当地的国王可能并未看到过佛教和印度教之间发生冲突，所以同时信奉两个宗教。爪哇的夏连特拉王朝统治者通过对稻作农业和商业征税，资助建设这些纪念性建筑，他们也可能从姻亲三佛齐国统治者那里得到了一些捐款。

前往婆罗浮屠的朝圣者会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的岛屿上停留。朝圣者会遇到一些水手，他们的船只从伊斯兰世界驶来，抛锚停泊于此地，等待季风转向，然后才能继续前往中国。由于人们尚未发现该方向上的沉船，我们必须借助其他资料才能了解中国人进口了什么商品。穆斯林商人出售乳香和没药，要获得这两种香料，必须先割开树皮，让树液流出来，并在其变硬前将之取出。即便是在宽敞的房间里，少量的乳香或没药也能让空气变得芳香。

穆斯林商人用独桅三角帆船将这些香料直接从阿拉伯半岛运往中国。在早些时候，那些从波斯湾到中国的商人基本上都会绕过东南亚，不会在那里搭载或卸下多少货物。用现代贸易术语来说，终端用户主要是在中东和中国，而并非东南亚。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人们将眼光转向东南亚的产品。他们开始用一种生长在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松树树脂，代替从阿拉伯半岛带来的乳香。苏门答腊松树树脂并没有乳香那么香，但价格要便宜得多。

同样，最初购买中东没药的商人，转而购买更廉价的苏门答腊安息香，这是一种生长在苏门答腊西北海岸的安息香树的固体树胶。像没药一样，它燃烧时会散发出一种令人愉悦的强烈香味。这种从中东转向东南亚的采购模式，表明产品的替代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中间商一直在寻找更低价的商品采购地。

樟脑是另一种在中国有很大需求量的独特产品，因为它的结晶形式可以驱虫，同时它也是一种强效的减充血药物，甚至可用于制造极好的防腐液。樟脑和安息香出产于苏门答腊的同一地区，用同样的人工就可以收获这两种作物，用同样的船只就可以把它们运送到中国消费者手中。

乍看之下，晚期转向东南亚商品的做法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为什么商人们一开始时是从遥远的阿拉伯船运货物，在几个世纪后，才转向了更近的货源？毕竟从一个离中国更近的地方开始销售商品，经济收益会更高。这个问题的答案听上去很现代：在一开始，东南亚地区缺乏可支持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和专业供应商。

商人们需要有人来组织作物的收割、加工以及把它们运送到海岸，而停靠在海岸的船只则把它们运走。于是，不同的人开始一起收集那些树木和树胶。通常情况下，一组人会在高地森林收割某种作物，另一组人用小船把它们顺流运到某个港口，而第三组人则待在岸上，负责把它们装上远洋船只。

来自中国的需求的增长，直接影响了收获香木的本地居民，以及那些向港口运货的人。在商人开始停留于东南亚以前，这些本地群体中有许多人以采集狩猎为生，他们从丛林中获取生活用品和食物，供自己使用。但渐渐地，这些人开始深深地陷入一个复杂的准工业化的农业系统。他们不得不全职工作，向自己从未见过的中国买家出口商品。是的，这种情况发生在蒸汽船或电力出现以前，全球化以这种方式改变了从未离开过家园的本地居民的生活。

大约在公元900年，整个地区的贸易发展开始放缓。对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商人的攻击，当然是造成贸易停顿的原因之一。公元879年，随着唐朝的衰落，一个名叫黄巢的叛乱者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暴乱，明确针对作为贸易主要参与者的穆斯林商人，就像不久之后在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发生的反外国人暴动一样。据记载，在广州，被杀害的外国人达8万或12万之多。无论实际死亡人数是多少，许多穆斯林商人已决定撤出中国，一些人搬到了东南亚，他们的离开暂时中断了印度洋的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