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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第3页）

加纳的一位国王拥有许多黄金，以至于巴克里将相当大的叙述篇幅都花在了他的黄金储量上。这位国王戴着一顶饰有黄金的帽子，他的10个侍从挥舞着金盾和金剑。其宫廷里的年轻贵族们把金子编到辫子里。他的马穿着绣金的衣服，护卫犬的脖子上戴着“镶有许多金属球的金银项圈”。巴克里本人也痴迷黄金。按照巴克里的记载，国王垄断了黄金的生产，他的臣民只被允许收集金粉，而国王有权得到所有的金块，而且他还拥有一块“大得像大石头”的黄金。

另一个大约在12公里外的城镇是国王的城镇，在那里，“巫师和掌管宗教仪式的人”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这里只有一座向游客开放的清真寺。）当地宗教信徒对待死者的方式与那些穆斯林不同。穆斯林会在没有任何陪葬品的情况下把尸体埋在地下，而当地宗教的信奉者会把国王同他的床、地毯、靠垫、武器、盛满食物和饮料的盘子和杯子一起埋葬，甚至还有“为他提供食物的人”的尸体。尽管巴克里的记载似乎不太可靠，但考古学家在尼日尔河地区发现了一些国王的坟墓，他们的随从也被埋葬在墓中。

加纳王国的首都到底位于哪里呢？最有可能的是毛里塔尼亚的昆比萨利赫（KoumbiSaleh）城。在那里，20世纪初的发掘者们发掘出了一些阿拉伯语碑刻和部分清真寺遗迹，这表明穆斯林对该城的占领以及当时一般商品——尤其是珠子和玻璃砝码——的频繁交易。这里可能就是巴克里描述的那个穆斯林城镇，而考古学家认为，这个王国可能有多个首都，国王会季节性地访问这些首都，这在非洲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巴克里认为加纳国王的黄金源自吉亚鲁（Ghiyaru），这是位于塞内加尔河对岸班巴克（Bambuk）金矿的一个贸易站。但他对谁开采黄金或控制黄金交易只字未提。根据巴克里的记载，这个贸易站“距离尼罗河24公里，里面有很多穆斯林”。

当然，尼罗河根本没有流经西非。但由于托勒密（Ptolemy）相信尼罗河连接了非洲所有的定居点，巴克里遵从了这位希腊地理学家的说法，把多条河流都称为尼罗河。尽管巴克里不知道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的名字，但他对这些河流的流向略知一二，并准确地描述了加奥（Gao）附近的尼日尔河河湾。

加纳国王有一项不寻常的税收政策，巴克里对此做了记录：“国王会对运到这个国家的每头驴所载的盐征收一枚金第纳尔，而运出同等数量的盐时会征收两枚。”这项对盐进口的低税收政策激励了来自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塔哈扎（Taghaza）小镇的商人，他们的骆驼商队把大块儿的盐运到加纳（加纳自己不产盐），并在那里出售。我们可能想知道，如果国王想鼓励盐的进口，他为什么要对盐征税，虽然他肯定是需要税收的。

对进入王国的不同商品的征税税率也各不相同：虽然大多数商品的税率为10%，但为了鼓励进口，铜的税率仅为5%。加纳不产铜，但住在尼日利亚东部伊博乌克乌（Igbo-Ukwu）附近的居民却生产铜。他们把锡（或者是铅和锡）加入铜中，制成两种青铜。

伊博乌克乌的青铜制品可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这些器皿上描绘了人物、昆虫、鸟类和蛇。尽管它们的制造者可能使用生长在当地灌木上的乳胶——而不是蜡——来制作模具，并将熔化的青铜浇筑其中，但这些令人惊奇的青铜制品仍是用失蜡法工艺所造。伊博乌克乌一些最有趣的青铜器上装饰着来自开罗的小玻璃珠，和东非海岸马蓬古布韦的那些玻璃珠很类似，这表明西非和东非的买家都购买了大量的进口玻璃珠。

马蓬古布韦有两处主要的文物遗址。皇家墓葬中有三根象牙、铜脚链及其他物品，还有一些铁器。一个独立的皇家仓库存放着超过10万颗的进口玻璃珠和玛瑙珠（很可能来自印度），以及多个形状不一、大小不一的青铜器皿。这些物品的原材料——包括铜、锡和铅——来自尼日尔河流域的各个地方，证明了纵横于西非的新贸易路线。

货物在该地区的运转使当地人民及其统治者受益。古城杰内考古遗址位于今杰内东南3公里处，其规模表明杰内和廷巴克图两座城市之间的整个尼日尔河流域的财富之巨。作为一个主要的黄金转口港，古城杰内有很多废弃的陶器沉积层。其中一个沉积层有8米深，里面有150万件陶器碎片，年代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1400年。只有大量的人口才能产生出这些器皿。公元1000年左右，在人们很难迁徙或放牧的雨季，杰内的人口数可达两万。我们知道，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丧葬方式有40多种。就像在查科峡谷一样，不同的丧葬方式意味着有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一起，这是早期全球化的另一个标志。

沉积层面上有一块表面刻有阿拉伯文字的屋顶瓦片，其时间可追溯到公元900年左右。（今天，当地人仍在他们的屋顶上贴类似的瓷砖，上面写着相同的阿拉伯语短语。）陶器碎片远在沉积层表面以下，表明这些外来者并不是西非贸易的发起者；贸易早在外来者到来的一千多年前就已进行了。

正如巴克里在描述奥达戈斯特（Awdaghust）时所说的那样，跨越非洲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货物中也包括农作物。奥达戈斯特即今毛里塔尼亚的泰格达乌斯特（Tegdaoust），是撒哈拉以南的一个重要的黄金贸易城镇。当地人种植小麦、高粱和黄瓜，也生产“枣和葡萄干”，他们是“从遥远的伊斯兰地区”引入这些作物的。枣原产于靠近波斯湾的伊拉克南部，然后从那里进入非洲；而高粱的传播路径与之相反，它是从西非进入伊斯兰腹地的。在印度人掌握了将蔗糖加工成糖晶体的技术后，糖进入了伊拉克，并从伊拉克传到埃及，在那里，它深受人们的欢迎。糖在11世纪时传遍了欧洲。由于价格昂贵，它通常被少量地用作香料，而不是甜味剂。来自遥远国度的新食品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贸易的人。

穆拉比德王朝成功地统一了生活在西非海岸及西班牙南部的人民。从西非出口到西班牙的大部分黄金，最后都变成了穆拉比德金币。穆拉比德王朝统治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他们被认主独一且具有改革性的穆瓦希德王朝（Almohads）打败。穆拉比德王朝的统治有一个重要的持久影响，它永久性地打击了哈瓦利吉派的势力，该派的传教士从公元10世纪起就活跃在西非，并使马拉尔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穆拉比德王朝时期，一种三角贸易兴起了。欧洲人把诸如珠子和纺织品等制成品带到北非的港口。从那里，欧洲的货物被运往内陆的贸易城镇，如西吉尔马萨，然后通过撒哈拉沙漠运送到塔哈扎和南部的其他城镇。在塔哈扎，当地人用盐来交换珠子和纺织品，于是商队满载盐块而归。当商队到达位于尼日尔河流域的目的地（这里没有盐）时，就用盐交换黄金和奴隶。然后，他们朝相反的方向，把黄金和奴隶运到北方。在那里，商队用黄金和奴隶交换更多的珠子和纺织品，这个循环就又开始了。

塔哈扎的居民不只是为往南的商队提供盐。他们设计了一种用黄金制成的新产品——空白的金币，商队可以带着它北上。正如巴克里所说，这些金币被称为“秃第纳尔”（balddinars），“因为它们是纯金的，没有任何印章”。国王购买下这些空白的钱币，在上面印上铭文，让它们在自己的国度里流通。这些国家的政府从铸币的高面值及其实际价值的差额中获利，这种差额被称为铸币税。铸造这种金币的模具在塔德麦加被发现，塔德麦加位于塔哈扎东南部，也是现今发现的非洲最早的阿拉伯语铭文的所在地。

考古学家尚未发现任何由商队丢弃的黄金，但在马里-毛里塔尼亚边境的一个地方，曾发现过被遗弃的商队货物，内含1吨铜棒和4公斤的珍稀贝壳。商队把这些货物丢弃在沙漠里，也许是因为他们的骆驼跑了或者是死了。这些贝壳原产于马尔代夫，被用作货币。它们证明了西非对印度洋贸易商品的需求。

巴克里描述了一种来自西非的不寻常的商品，它在欧亚大陆的流动，生动地说明了公元1000年后贸易路线的扩张。该商品是一种织物，穿过火焰也不会着火，即石棉布。“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告诉巴克里，一个“商人”把“这种材质的手帕”带给了费迪南德（Ferdinand）——一个在11世纪六七十年代统治西班牙西北部的君主。费迪南德认为这块石棉手帕“属于耶稣的一位信徒”，于是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巴克里解释道，还有人曾报告称在巴格达发现了一块不同的石棉手帕，这是非洲货物通过新通道运输的另一个例子。（现在已经没有石棉手帕了，但传说查理大帝曾把一块脏石棉布扔进火里，再取出时，石棉布就成了一块洁白无瑕的手帕，这让客人们惊叹不已。）

其他作家则对黄金交易的运作方式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有些人描述了一种买卖双方从未谋面的无声交易。最早进行这类描述的历史学家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据希罗多德记载，迦太基人把他们想交易的货物留在海滩上，并点起火，以提醒那些拥有黄金的人前来。当地人把黄金放在他们想购买的商品旁边，然后退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价格可以接受，迦太基人就接受黄金付款，同时把他们的货物留下。希罗多德声称：“双方都是非常诚实的。”但这句话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去怀疑他说的任何话！因为希罗多德笔下的这种无声交易虚构了一个绝对诚实、绝对安全的世界——无人看管的金条一整晚都不会被拿走，到早上还在那儿。

阿拉伯作家马苏迪（al-Masudi）在公元10世纪初写道商人们从西吉尔马萨带来商品。西吉尔马萨是撒哈拉沙漠北部的贸易中心，许多商队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黄金之地”。马苏迪的描写重复了希罗多德关于“无声交易”的阐述，但他还记载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如果来自西吉尔马萨的卖家对买家给的黄金数量不满意，并“希望买方加价”，他们可以把黄金留在正在出售的商品旁边，以图得到一个更好的报价。

那些没有亲眼看到实际交易的作者，最有可能援引“无声交易”的神话。但事实是，黄金交易涉及一个复杂的交易网络，其中包括直接与矿主进行黄金价格谈判的经纪人，他们一直对自己的重要角色保密。14世纪的一位观察者就讲过关于北方商人的故事。这些北方商人会到加纳待几天，以便招募当地人带他们去见金矿工人。这位观察者继续重复着关于无声交易的古老神话，表明他也未能揭开中间商的神秘面纱。

加纳王国在11世纪衰落了。一些阿拉伯语资料显示穆拉比德王朝在1076年占领了加纳，但首都昆比萨利赫的发掘工作提供了证据，证明这个城市在那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持续繁荣。这种持续的繁荣应当归因于该地区当时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

来自湖芯的证据表明，撒哈拉以南的西非萨赫勒地区（Sahelzone）自1050年起就经历了一段降雨量增加的时期，并持续到1300年至1400年间的某个时间点。这些马是公元500年至公元800年间从欧洲而来的，雨水带来了充足的饲料，使得马匹的数量持续增长。马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根据巴克里的说法，在1050年以前，加纳国王和穆拉比德王朝的武装战士都骑着骆驼作战，战场上的骆驼数量有时可多达10万头。但是在13世纪以后，统治者转向了骑马作战的方式。

14世纪中叶，由于欧洲对黄金的巨大需求，跨撒哈拉的黄金贸易达到了顶峰。黄金数量很难估计，但在公元1000年左右，每年可能有3吨至4吨黄金（按今天的价格约合1。5亿美元）穿过撒哈拉沙漠向北运输，并持续至后来的几个世纪。

曼萨·穆萨（MansaMusa）靠着黄金带来的好运登上了人生顶峰，他在14世纪初的25年里担任马里的国王。1324年，他在前往麦加的途中经过开罗，他那由100头骆驼组成的满载黄金的商队让开罗居民大开眼界。“Mansa”的意思是“最高统治者”，而“Musa”是“摩西”的阿拉伯语发音，所以他名字的意思是“国王摩西”。国王的巨额财富使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他和他的随从们挥金如土，他甚至一手造成了开罗金价的下跌。当时的人估计曼萨·穆萨在旅途中携带了13～18吨的黄金，这使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在开罗，曼萨·穆萨与两个人谈论过黄金交易。于是，旁听的人得以管窥有关黄金交易的地点、内容和方式的信息。

与曼萨·穆萨交谈的其中一位叫作杜卡利（al-Dukkali），他居住在马里，他注意到把黄金带给曼萨·穆萨的人并不是穆斯林。“如果曼萨·穆萨苏丹愿意，他可以用自己的身份影响金地居民的信仰，但这个国家的国王已经得到经验了，他们知道一旦他们中的某一位征服了产金的城镇，让伊斯兰教在那里传播开来，宣教者便会在那里召集信徒祈祷，该地的黄金就会开始减少，然后消失，而邻近的不信教国家的黄金则会增加。”由于这种特殊的模式，马里国王选择将黄金产区“置于非穆斯林的控制之下”。为何曼萨·穆萨会把金矿置于这个伊斯兰影响之外，杜卡利给出的解释是如此扭曲，根本说不通。

第二名信息提供者是法律专家扎瓦维（al-Zawawi），他也曾亲自与曼萨·穆萨交谈过，他对王国和金矿工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根据他的叙述，在金矿工作的非穆斯林民众，是生活在曼萨·穆萨的王国里的。扎瓦维解释说，为了获得黄金，“需要在金矿里挖坑，坑深达大约一个人的高度，矿工会在深坑的侧面发现黄金，有时也在坑的底部收集黄金”。矿工们会将他们所开采的黄金的一部分支付给曼萨·穆萨。

据扎瓦维所说，曼萨·穆萨也会通过交换国内生产的铜来进口黄金。对铜的征税是曼萨·穆萨政府征收的唯一的税（与早前的加纳国王不同，他没有对盐征税）。国王的代理人将铜出口到一个不知名的“不信神的黑人”聚居的地方，他们用黄金换取铜，具体是以66。66单位的黄金换取100单位的铜。扎瓦维的解释更有道理。无论具体细节如何，很明显的是，曼萨·穆萨与王国内外的非穆斯林矿工达成了和解，这样他就能获得自己需要的黄金。

葡萄牙人是第一批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的欧洲人，这是由于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ry）的努力。葡萄牙人不需要建立新的贸易体系，因为这样一个贸易体系已经存在了。这个体系中有集散地、中间商、市场信息来源（尽管对黄金的情况了解甚少）、物流（为骆驼商队提供服务的城镇和村庄），当然还有商品——有些商品在欧洲需求量很大，有些则在非洲内部有很大需求量。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利用的是一个早已存在的黄金和奴隶贸易网络。他们没有开启全球化；全球化早已经全面展开了。

起初，航海家亨利王子派遣船只到达北非海岸，希望从伊斯兰统治者手中收复休达等地中海城镇。他不希望他的水手在西非海岸往南航行太远，因为他害怕热带。根据古罗马地理学家的描述，这个地区被认为是非常炎热的，没有人能在穿越它的旅途中幸存下来。

但当一艘葡萄牙船只旅经博哈多尔角（CapeBojador），并于1434年毫发无损地返回时，亨利王子意识到热带并不存在。于是他派遣船只南下，把非洲奴隶带到葡萄牙。1444年，他在里斯本主持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游行，向他的臣民展示被俘虏的非洲人，而他的船只继续沿着西非海岸向南航行，并用欧洲的马匹交换奴隶。在亨利的一生中（他死于1460年），他曾将1。5～2万名奴隶从非洲带到葡萄牙。

葡萄牙人很快就找到了西非的金矿。黄金贸易在1482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的葡萄牙人在今加纳西部的埃尔米纳（Elmina，意为“矿山”）建立了一个贸易点，那里是当时主要的黄金开采中心。16世纪初，葡萄牙船只每年从非洲向里斯本运送约700公斤重的黄金。当时欧洲的黄金年产量约为4吨，而葡萄牙根本没有金矿。欧洲的所有黄金都可以被放进一个每边均长大约2米的区域里；这么少的数量，意味着黄金的价值极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

一位名叫若昂·罗德里格斯（Jues）的葡萄牙商人解开了一个谜团，即究竟是谁实际上控制着非洲的黄金贸易。1493年到1495年，罗德里格斯居住在海滨城镇阿尔金（Arguin）和塞内加尔河两地之间，他仔细研究了当地的黄金贸易。他确定了商队贸易所涉及的不同城镇，解释了盐是如何向南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廷巴克图的；还观察到满载着北非货物的船只从廷巴克图沿河而上，经两周时间到达杰内（古城杰内附近一个较大的镇），在那里，船队见到了做黄金生意的商人。“这些商人属于一个特殊的种族，被称为旺加拉人（Wangaras），他们是红色皮肤或棕色皮肤的。事实上，除了这一族的人，任何其他人都不准接近这些矿区；之所以排除了其他人，是因为人们认为旺加拉人非常值得信赖”。旺加拉这个名字已经被使用了几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群体身份越来越稳固。15世纪末，旺加拉人形成了一种商业阶层，在罗德里格斯的描述中，其成员均拥有红褐色皮肤。

罗德里格斯还注意到，奴隶在黄金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当旺加拉人抵达杰内时，每个商人会委托一两百个黑人奴隶（或者更多）用其头顶把盐从杰内运到金矿，并从那里带回黄金。他们的头顶能运一切东西，自己却一无所有。”旺加拉人从奴隶的苦难中获利，有些人一年就交易了一万盎司的黄金。

从1450年到1500年，离开非洲前往葡萄牙的非洲奴隶总数为八万人；在1500年到1600年间，这一数字迅速发展到33。7万人。在1600年以前，来自撒哈拉沙漠、红海和印度洋的奴隶贸易，比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规模还要大。1600年以后，大西洋奴隶贸易取代了北非和中东的奴隶贸易。

正如罗德里格斯所观察到的那样，当葡萄牙人沿着西非海岸航行时，一个穿越非洲的复杂路径系统已经将北非、东非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黄金和石棉手帕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被运到西班牙；而被运到意大利的有象牙和黄金；沿着东非海岸来到阿曼、巴士拉及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的是象牙和奴隶。贸易路线也将商品，特别是从地中海和印度洋运来的珠子和布料带入西非。最繁忙的交通路线是三角贸易路线，商队带着珠子和布料向南穿过撒哈拉沙漠，在途中携带上盐，然后带着奴隶和黄金返回地中海港口。

这些复杂的商业动脉的存在，使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的航行有了新的意义。欧洲人没有把生意介绍给他们在沿海港口遇到的国王和商人。他们尽最大努力避开非洲中间人，并在奴隶和黄金贸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非洲奴隶的数量非常庞大，但奴隶买主仍从中亚寻找奴隶，下一章将解释其中的原因。

[1]塔德麦加意为“类似麦加”“和麦加一样”。——编者注

[2]乍得湖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