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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令人惊讶的旅程（第1页）

第7章令人惊讶的旅程

地图绘制者将非洲和日本之间的水域划分为不同的海洋——阿拉伯海、印度洋、孟加拉湾、中国南海、中国东海和太平洋，但实际上，这些水域形成了一条连续的、可供航行的水道。

早期的航行充分利用了季风的优势，水手们将货物从阿拉伯半岛运到印度，然后再运到中国。季风决定了船只在印度洋航行的最佳时间。在冬季，欧亚大陆温度降低，干燥的空气被吹送到海洋上空；而在夏季，欧亚大陆温度升高，继而产生低气压，海洋上空富含水分的空气就会被吹送至大陆，从而形成对农业至关重要的降雨。在公元前200年以前，孟加拉湾的水手们就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季风的规律，能够借助季风在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穿行。到了公元1000年，他们已经可以跨越开阔的海洋了。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该地区的主要贸易物品是当地种植的香木、香料和其他芳香植物，所有这些可被统称为“芳香物”。香料群岛（TheSpids），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Moluccas），以盛产丁香和肉豆蔻等多种香料而闻名。在一个很少有人洗澡且饮食较为单调的世界里，这些香料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该地区也有诸如黄金、锡和银等金属的交易，棉纺织品由于非常适合当地气候，也极受欢迎。

印度洋上的长途奴隶贸易规模没有伊斯兰世界的那么大，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地区都能在本地找到奴隶资源或其他类型的劳工。此外，环印度洋地区并不像同时期的伊斯兰世界那样鼓励解放奴隶，因此，这些地区不必补充其奴隶数量。

1500年前后欧洲人跨越这些大洋的航行，并不是该地区全球化的开篇。早在一千年前，当地水手已经定期往返后来由达·伽马和麦哲伦“发现”的航线。欧洲水手也没有引入长途贸易，因为长途贸易在他们到达时就已经很成熟了。欧洲人想要做的是除去中间商，并免于向统治者缴纳关税，而他们最终也做到了。在非洲，欧洲人直接得到了黄金和奴隶，而在香料群岛，他们找到了如何不经中间商便能购买香料、木材的方法。

公元1000年左右，最令人惊讶的旅程发生在马来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之间，两地相距约6500公里，略短于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里程7081公里。虽然马达加斯加岛距离非洲东海岸只有大约400公里，但岛上的语言，即马达加斯加语，与马来语群的关联更近；而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与在非洲及东非海岸占主导地位的班图（Bantu）语支有关。

事实证明，马达加斯加语与马来语、波利尼西亚语、夏威夷语及中国台湾当地语言属于同一语系。这些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中的语言有很多共同之处：夏威夷语中表示“禁忌”的单词是“kabu”，而塔希提人（Tahitians）把“禁忌”一词读成“tabu”〔（tabu）是英语中“禁忌”（taboo）一词的起源〕，这两个词读音十分接近。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00年间定居在太平洋上的人们说着这个语族中的各种语言，那些一直远行至马达加斯加岛的人也是如此。

对语言学家来说，很明显，说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中语言的定居者比来自东非的定居者更早到达马达加斯加岛。同样，现代马达加斯加岛人口的DNA测试显示，他们的祖先既有东南亚人，也有非洲人。

直到最近，考古学家才确定那些说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语言的人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日期。他们分析了马达加斯加岛及东非大陆共18个考古遗址中的2433粒烧焦的种子，这些种子的年代在公元650年到1200年之间。东非遗址中有高粱、珍珠稷、龙爪稷、豇豆和猴面包树的种子，这些都是典型的非洲作物；而马达加斯加岛的遗址中则发现了水稻、绿豆和棉花的种子，这些作物都起源于东南亚。马达加斯加岛的某些遗址中只剩下水稻种子，这表明那里应该有大量以稻米为主食的亚洲定居者。旅行者还带来了动物。猫出现在公元六七世纪，鸡出现在公元8世纪后期，牛、绵羊和山羊则出现在公元9世纪。在公元1000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来人定居地已经建立。

因为考古学家们尚未在印度洋上发现任何船只残骸，他们并不知道早期水手去往马达加斯加岛时使用的是何种船只。关于波利尼西亚人如何航海的最早文字记录只能追溯到18世纪晚期，詹姆斯·库克（JamesCook）船长也是在那时到达夏威夷和波利尼西亚的。

在库克船长时代，南太平洋岛民航行数百公里进入太平洋。岛民们把两只独木舟绑在一起，上面只架一张帆。他们还会用椰子纤维做成的绳子，将独木舟和一个木框绑在一起，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沉重的货物放在框上了。在塔希提岛，库克遇到了一位名叫图帕亚（Tupaia）的当地航海家。图帕亚自称阿里奥伊（Arioi），意思是熟悉当地地理的祭司。库克绘制了一幅航海图，图上有130个不同的目的地，图帕亚知道去往这些地方的航线；这些目的地中最远的是新西兰。

考古学家不确定波利尼西亚人是否在公元1000年左右使用了双体独木舟。大多数人认为，说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语言的古代航海家们无论是去往马达加斯加岛，还是驶向太平洋深处，他们都使用了类似的船只，但全球研究古代东南亚船只的最著名学者、法国考古学家皮埃尔-伊夫·曼金（Pierre-YvesManguin）对该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些航海家在太平洋航行时使用的是双体独木舟，而在印度洋航行时使用东南亚船只。曼金主要关注的是东南亚制造的船只。在东南亚，造船工人从树上砍下木板，在木板内部刻出凸块，然后在凸块上钻洞，绳子穿过洞后，就能把木板串在一起。这就是东南亚的拼板船技术。

曼金解释说，从马来半岛出发继而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水手们所乘坐的船只，其木板就是这样被拼接在一起的。这些船带有多根桅杆和多张船帆，在中国南海及东南亚海域，人们已考古挖掘出多艘这样的船。“帕侬素林号”（PhanomSurin）沉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艘，长约35米。

目前，我们还无法得知这些早期的水手使用的是双体独木舟还是多帆的大船，但我们能确定在马来航海家驶向马达加斯加岛的同时，波利尼西亚航海家也向东冒险，进入太平洋。波利尼西亚人从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出发，然后逐渐分散开来，在1300年左右到达斐济、萨摩亚、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新西兰是地球上人类最晚定居的地方。尽管关于人类在每个岛屿的确切定居时间仍存在争议，但定居者留下了独特的陶器碎片，这使我们有可能追踪到他们的路线。

关于人类定居时间的问题，目前存在两个观点，一方赞成“长纪年”，他们认为人类较早就在某一地点定居；另一方赞成“短纪年”，他们认为定居发生得较晚。例如，“长纪年”的支持者认为人类在新西兰的定居始于公元1000年，而“短纪年”的支持者则认为是始于1300年。双方认为的定居时间差异有时可能长达一千年。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针对45座不同岛屿做了1434项碳素年代测定，该研究表明“短纪年”派所认为的定居时间更准确，因为该派主要通过种子、树枝和叶子等物质进行推断，它们最多只能存在几十年；而木炭能保存数百年，若以木炭为依据，会推断出一个具有误导性的较早时间。

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古波利尼西亚人离开美拉尼西亚，来到菲律宾东部以及萨摩亚。经过一千八百年，也就是在1025年至1120年间，他们航行至社会群岛，社会群岛位于由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构成的太平洋三角地带的中心。在1190年至1290年间，古波利尼西亚人同时向三个方向迁移：北至夏威夷，西南至新西兰，东至复活节岛，每段旅程都超过4000公里。

为什么波利尼西亚人在公元1000年后决定探索整个太平洋？可能的答案中包括环境危机、技术的意外突破（可能是双人独木舟的发明），甚至是厄尔尼诺事件，如风力的增强，因为强风会帮助航行者去往更遥远的岛屿。上述古波利尼西亚人的迁移解释了分散在遥远太平洋岛屿上的诸多工具，如鱼钩，为何会看起来这么相似。因为无论是前往夏威夷、复活节岛还是新西兰，在1190年左右离开社会群岛的波利尼西亚人都携带着完全相同的物品。

18世纪晚期，库克的手下注意到波利尼西亚人为捕捞大型哺乳动物，可能是虎鲸或宽吻海豚，会航行极远的距离。当库克一行人绘制地图时，库克意识到图帕亚对当地地理的了解是多么广博，但库克本人并没有准确地记录波利尼西亚人是如何找到去往各个岛的路线的。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关于波利尼西亚航海技术的详细信息，来自20世纪后期在偏远的太平洋岛屿上工作的人类学家。他们记录了那些位于中心地理位置的岛屿上已逐渐消失的传统。

马乌·皮埃鲁格是最有经验的水手之一。他出生于1930年，在加罗林群岛（eIslands）的萨塔瓦尔岛（theSatawalIsland，属密克罗尼西亚）上长大，并从部落长辈那里学会了如何航行。1983年，皮埃鲁格向来访的美国人史蒂夫·托马斯传授了这种传统航海体系的基本原理。在航行中，皮埃鲁格完全不使用航海仪器，而是密切观察鸟类的飞行轨迹、云层的移动路线以及海浪的运动（他可以描述出8种不同的海浪）。

皮埃鲁格在地上画一个圆圈代表夜晚的地平线，并用石头标示出15颗不同的星星升起和落下的地方。他已经记住了通向加罗林群岛、菲律宾和关岛（Guam）的航线的恒星序列，连去往北美、南美、塔希提岛、萨摩亚和日本的旅途中的恒星序列，他也能背诵出来，尽管他从未踏足过这些地方。皮埃鲁格知道150多颗恒星的运行路线，以及它们的运行路线是如何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1976年，皮埃鲁格乘坐一艘为庆祝美国建国二百周年而复原的双人独木舟，成功完成了从夏威夷到塔希提岛长达4200公里的航程，赢得了国际赞誉。这是他第一次完成该路线，并且没有使用任何航海仪器。

然而，持续的暴风雨可能会导致像皮埃鲁格这样经验丰富的水手偏离航线。2003年，70多岁的他开始了一段穿行于两个岛屿，且长达400公里的旅程。由于台风来袭，他未能在两周后到达目的地。于是，他的家人联系了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最终找到了他。皮埃鲁格解释说，尽管他因台风延误了航程，但他仍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他拒绝了海岸警卫队的帮助，并用传统的导航方式安全到家。

皮埃鲁格关于传统航海的知识，解释了水手们是如何从马来半岛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如果他们在黎明和黄昏时一直观察某一颗恒星，就可以沿着南纬6度线航行。从巽他海峡（theSundaStrait，在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出发，水手们向西航行到查戈斯群岛（theChagosIslands），再横穿印度洋其余海域，直达塞舌尔群岛（theSeychellesIslands，位于马达加斯加北部）。水手们乘坐的或是双人带帆的独木舟，或是如皮埃尔-伊夫·曼金所认为的多帆大型木制船。

这些航行导致太平洋上许多偏远岛屿——以及马达加斯加岛——有了定居人口。我们知道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船载有男男女女，当然还有老鼠、猪和狗，因为人类和动物都在其定居的各个岛屿上繁衍生息。定居者带来了各种植物，比如红薯、面包果（烘烤后有面包质感的无核水果）和芋头（其地下茎捣碎后能食用），他们突然闯入这些此前无人居住的岛屿，并给岛屿带来了持久的影响。

留在东南亚的人们也在海上航行，并通过航行，与周围所有的重要文明（主要是印度文明）相遇。即便在今天，我们仍能明显地从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包括柬埔寨、泰国和越南在内的陆地国家的建筑和宗教生活中，看出印度文明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们会看到当地人穿着印度棉织品，吃着受印度美食启发而制成的食物。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早期渗透可以追溯到公元300年到公元600年间，这种渗透体现在梵语碑文、泰米尔语碑文以及佛像石像上。当来自印度北部的传教士到达东南亚时，他们遇到了一些崇拜神祇的族群，这些神祇被认为存在于山脉、洞穴、树木、岩石及其他地貌中。此外，守护神还如同祖先，会庇佑个别的家庭和村庄。公元600年后，印度教的神祇，特别是湿婆和毗湿奴，也在东南亚地区受到了崇拜。

当时，东南亚社会最大的政治单位是村落和酋邦。整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很低。在1600年，每平方公里为5。5人，还不到中国（不包括西藏地区）人口密度的七分之一。在更早的几个世纪里，东南亚人口的数量甚至更少；而水稻密集种植的地区，比如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其人口最为稠密。

酋邦里的人们猎杀动物，采集野生植物。而村居的人们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这意味着他们会在树林里砍伐和烧毁植物，为农作物腾出空间。当田地里的养分耗尽时，他们就会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刀耕火种式的农业有时也被称为迁移农业。无论他们是种植庄稼，是狩猎、采集，还是兼有两者，东南亚人都习惯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组装和拆卸临时房屋，这些房屋通常建在桩子上，高于地面。

担任王室顾问的印度传教士，通常通晓梵语、泰米尔语和其他印度语族语言。他们引进印度字母表，教当地领导人如何记录送给寺庙的礼物，以及如何与其他领导者通信。文士们有时用梵语或泰米尔语刻碑文，有时用印度字母来记录当地语言的发音。这些碑文是关于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早期学者多把印度文化进入东南亚的过程仅仅描述为是印度主动传入的结果，但事实上，许多东南亚统治者决定了接受印度文化的哪些方面。

和公元1000年其他地方的领导者一样，东南亚的领导者们选择皈依一种普世宗教，以增强自己的权力。佛教和印度教都有很多王室信徒。尤为吸引人的是佛教理想中的转轮圣王。它在北亚的草原民族（如契丹人）中很受欢迎，在东南亚也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对转轮圣王的崇拜并不局限于佛教徒，印度教徒也相信那些有才能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够统治大片领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神的支持。

人们接受了这些新宗教，并修建了一些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纪念性建筑，包括爪哇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印度坦贾武尔（Thanjavur）供奉湿婆神的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庙（Brihadisvaratemple），以及柬埔寨的吴哥窟（AngkorWat）。这些宗教遗址的规模及其美丽至今仍令人赞叹，每一个游客都想知道，这些社会是如何建造如此壮观的建筑的。我们把这些发展出各自独特管理模式的社会称为“神庙国家”，因为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十分重视仪式，且“神庙”在组织大型活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