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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地方（第2页）

1004年与辽朝的战争，以1005年签订的澶渊之盟为结束。尽管盟约要求对辽宋边境贸易进行严密的监管，但实际上，边境线上的双方是相互渗透的。辽朝下令禁止马匹出口，但马匹还是进入了宋境内；虽然宋朝也禁止一些货物的出口，如盐、书籍、地图、武器和钱币，但它们也会被运往北方的辽国。

宋朝之所以禁止向辽朝出口钱币，是因为含铜量高的铜钱仍然是宋朝境内使用的主要货币，财政官员担心这些钱币的流失会损害国家经济。中国的硬币是圆形方孔钱，可以被串在一起，容易清点。最初，是1000枚钱币穿成一串，后来因通货膨胀，变为700枚一串。硬币的缺点是重，因此很难长途运输，而且铜的供应也不总是能满足钱币的需求。

四川尤为缺铜，所以在公元10世纪80年代，宋朝发行了比铜钱还要重的铁钱，当时买450克盐需要680克重的铁钱。公元993年至公元994年，经济的窘迫引发了叛乱，叛乱之后，当地商人采取了变革手段，即用纸质的“交子”代替铁钱。出于对可能存在的弊端的担忧，当地官员将发行纸币的权利限制在16个信用良好的商人身上。但到了1024年，由于其中一些商人违约，纸币开始由地方官员发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由于它只在四川地区流通，所以影响力有限。

在四川官员试行纸币的几十年里，辽朝和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由此产生的边境管制极大地限制了宋朝与北方的贸易。但由于军队需要马匹，宋人只得向西北的各个王国大量购买（他们从未成功饲养出像亚洲草原上的马匹那样速度又快、体格又强壮的马），马匹是宋朝最重要的陆路进口商品。

中国商人派出越来越多的船只往南或往西航行，这些船只到达东南亚、印度、中东和东非，那里没有充满敌意的人来阻挠贸易。中国从高级纺织品和高温烧制的陶瓷的出口中获利颇丰。金属出口也很重要，无论是未加工的铸块，还是加工过的货物，如铁锅、镬和镜子。稳定的出口收入为繁荣的香料贸易提供了资金。

其中尤以泉州这个大都市从这种贸易中获利颇丰。泉州位于中国台湾岛正对面的大陆东南沿海，是许多外国居民的定居地。公元10世纪80年代，南印度人在此地出资修建了一座佛寺。而泉州的主要清真寺——圣友寺，则始建于1009年或1010年。泉州还出土了200多块刻有阿拉伯文的墓碑，其数量远远超过1500年以前的任何一座中国城市。而泉州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外国人社区。

外地人和当地人比邻而居的这种接触，对中国城市来说是不寻常的，因而引发了官员们的指指点点。在泉州城南的国际商人社区，一名观察者指出，“诸蕃有黑白二种”，表明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

到公元1000年，泉州已成为重要的国际港口。政府规定，所有进入中国的货物必须经由指定的市舶司港口，但泉州的繁荣是因为它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个规定（这种现象从古到今都存在）。在泉州市舶司设立之前，当地走私活动猖獗。一名观察者指出：“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于是在1087年，政府在泉州港口设立了泉州第一任市舶使。

自那时起，广州和泉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港口。前往广州和泉州的船只大多来自东南亚及其他地区。位列第三的宁波港的崛起，源于它是前往日本和高丽的船只的主要停泊口岸。虽然宋朝和日本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不能互赠贡品，但船只经常往返于中国的宁波港和日本的福冈港（日本官方对外国商人开放的唯一市场）之间。来自北方的辽朝的船只也在福冈登陆。

朱彧是广州市舶使之子，他在1117年的著作《萍洲可谈》中，对港口生活进行了许多生动的描写。为了防止走私，政府官员在350公里长的海岸沿线设立了岗哨，以便能够发现所有抵达广州的船只。朱彧还解释了这些船是如何航行的：知道了海岸线的轮廓后，船上的人凭借夜晚的星星、白天的日影就能确定航线。他们还用一根末端带钩的长绳子来测试海底的泥浆，因为熟练的水手可以根据泥浆的气味和浓度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当能见度变低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借助指南针。

为了打击走私，宋朝采取了高额的罚金制度，哪怕是走私极少量货物，也会面临全部货物都被没收的风险。按照宋朝法律，市舶使会没收十分之一的货物，然后把剩下的货物分成“宝货”和“粗色杂货”两类。

朱彧是宋朝唯一一个提到从其他国家运来的奴隶的作者。他解释说，有些奴隶最初是被海盗俘获的船员，他们拥有一项不寻常的技能：“鬼奴善游，入水不瞑。”奴隶们知道如何“持刀絮自外补之”，以修补船上的漏洞。

奴隶们很难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们习惯吃生食，熟食使他们严重腹泻，一些人甚至因此死亡。朱彧告诉我们，奴隶“色黑如墨，唇红齿白，髪鬈而黄”。这里的“黄”可用于描述已老化的头发的颜色，但也有可能是奴隶们患上了一种叫作“夸希奥科病”的营养失调症，这种病是严重缺乏蛋白质而引起的。有时，那些只吃生食的人会患上这种病，他们的头发会变成铁锈色。

那些适应了中国食物的奴隶，最终学会了听懂中国人的口头命令，但没有一个奴隶能自己掌握这门语言。朱彧对文化适应的理解，与他同时代人的看法一致。他们把烹饪视为中国人身份的一个关键因素，并且很难相信，一个从出生起就没有吃过中餐的人，能学会正确地说汉语。

朱彧对外国奴隶的详细描述令人费解。如果中国人曾进口大量奴隶，肯定会有其他人提及此事。朱彧所描述的奴隶，可能是居住在广州的穆斯林商人的私人奴隶。

中国人不需要进口奴隶，因为他们自身就有大量劳动力供应。史料中没有提到任何劳动力短缺的迹象。回想一下，宋朝时中国人口激增，在朱彧写作之时，已超过一亿。

朱彧还帮我们理解了中国人大量消耗香料的另一个原因：中国人用香料来制作食物和饮料。朱彧解释说：“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

那些上层社会的人一直以优雅的方式使用香料。有官员特别喜欢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将视事，必焚香两炉，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开两袖，郁然满室浓香。”这种做法在中国官员中流传开来。

有时，有钱人一次就会消费大量的香料。在宋徽宗统治时期（1100—1126年），皇室将无香的蜡烛换成了含有沉香木（或樟脑）和龙涎香的蜡烛，以增加香味。在宫殿里，这些香薰蜡烛“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郁，钧天之所无也”。这个故事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因为作者追忆的这种奢华宫廷生活在1126年戛然而止了。

女真原本是一个臣服于辽朝统治的民族，居住在中国东北，靠近现代的中朝边界。公元900年左右，契丹人的首领阿保机通过赢得不同民族的效忠，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1100年之后，女真人的首领完颜阿骨打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于1115年建立了金朝。就在1126年，以女真为首的北方民族联盟进攻宋朝。

起初，宋朝希望与女真人结盟，以打败契丹辽朝，收复因澶渊之盟而割让出去的领土。[1]但当女真人征服了辽朝之后，就转而对付宋朝。1127年，女真军队征服了淮河以北地区，包括宋朝的都城开封，还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随着宋朝的溃败，女真人迫使两位宋帝及其众多妃嫔和朝臣，进行了一场漫长而屈辱的北狩，两人最终都死在了北方。

北方的沦陷进一步推动了宋朝与东南亚的贸易。新皇帝高宗（女真人没有俘虏的少数宋朝皇子之一）获得了皇位，并在南方城市临安（今杭州）建都，而临安本身已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位于今上海西南约160公里的杭州，是唯一一个作为中国都城的沿海港口城市，这表明了海上贸易对宋朝的重要性。

起初，人们还不清楚宋高宗或宋王朝是否能幸存下来。战争时期，朝廷很难征收赋税，尤其是传统上作为中国历代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土地税。宋高宗意识到向国际贸易征税是解决财政预算不足的一个办法。他指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不同寻常的是，中国皇帝注意到他的臣民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土地税，更甚者，他还意识到向国际贸易征税可以减轻臣民的负担。

事实上，在1127年之后的几年里，国际贸易税收收入占宋朝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已高达20%。当时的宋朝亟须税收收入。最终，当宋王朝重新站稳脚跟，重新建立其农业基础时，国际贸易的税收比例回到了总财政收入的5%左右，与北方沦陷前的水平相当。

1141年，宋高宗与金朝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宋朝每年都要支付25万两白银和25万匹绢给女真人，远超他们付给辽朝的数额。南宋与金朝的和议，在维护和平方面逊色于北宋与辽朝签订的澶渊之盟。然而，尽管双方时不时地彼此攻伐，但都没能成功改变中国南北之间的边界。

尽管失去了北方，且每年需支付给女真人高额钱款，中国南方的居民仍享受了近两个世纪无与伦比的繁华生活，并持续地从东南亚进口越来越多的香料。

宋高宗非常喜欢香料，他开发了自己的香料“品牌”，并送给喜爱的臣子。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刻有“中兴复古”四个汉字的正方形香料，这四个字源于高宗的书法作品。每一个正方形香料的角上都钻有一个小洞，这样官员们就可以将其挂在腰带上。这块香是皇家配方吗？当然！沉香木是其主要成分，制香之人还用了花瓣和婆罗洲的樟脑，并借助麝香来增强香气。

独具匠心的中国商人想出了增加香料销量的新方法。街头小贩尝试添加多种香料，以增加小吃的风味，并出售带有沉香气味的莲藕和饮料。富有创新精神的摊主们还在麝香的烟雾中蒸甘蔗，这种珍贵的香料是由西藏麝的腺体制成的。即使是最穷的消费者，也能在市场上品尝到这些美味。

乳香的使用尤为普遍。中央政府会把进口的香料储存在仓库里。1175年，官员们意识到他们手头的存货太多了，于是人为地抬高价格，并要求购买者大量进购，这在中国中部的今湖南和贵州两省交界之处引发了一场叛乱。

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医学处方中首次出现了乳香以及其他进口香料，如丁香和土木香；在12世纪和13世纪，越来越多的药师还在药方中开出了没药、硼砂和黑胡椒。大多数的中国方剂都是由不同药草、香料所磨成的细粉末制成的，病人将这些粉末放在水里煮，制成药茶。在公元1000年以前，处方中唯一经常出现的进口商品是来自高丽的人参；但在公元1000年以后，处方中常含多种进口商品。

香料不仅仅是富人的奢侈品。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在市场上购买食物，并拜访药师，以获得各种由进口香料制成的药物。1076年，当时的北宋朝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官药局。官药局的主要机构没在都城开封，后来，各地开设了分支药局。官药局的一个部门负责采购处方里的药材，并将不同的药材进行打包，而另一个部门负责经营药店，直接向民众出售药品。

制香师也会对进口香料加以搭配。13世纪的《陈氏香谱》记载了300种配方，其中66%的配方需要用到檀香，61%的配方需要用到麝香，47%的配方需要用到沉香，需要樟脑的配方占43%，而用到丁香和乳香的配方分别占37%和13%。线香在1300年左右首次出现，是穷人使用香料的另一个标志，比起一整块蛋糕那么大的香料，穷人们更能消费得起线香。

随着香料消费在社会上的普及，富人们也一如既往地采用更加奢侈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富有。冬天，富人们会隔出“暖房”，或是可单独供暖的空间。有一个人完全用沉香木打造了三间暖房，还定做了雕有孔洞的长凳，当凳子下方的盘香被点燃时，房间里就会弥漫着香味。他还在一艘完全由中国雪松打造的船上隔出暖房。可见，中国宋朝的富裕阶层确实过着舒适的生活。

随着香料贸易的蓬勃发展，生活在泉州和广州的中外商人，以及管理精货和杂货销售的中国官员都发了财。有钱的人会为整船货物出资，资金不多的男女则可以购买股份。如果航行顺利，所有人都能获得可观的利润。

香料贸易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它还吸引了不那么富有的皇室成员。1100年以后，宗室（皇帝的所有男性后裔及其家人）人数众多，无法都居住在都城开封。单个城市的收入，已无法涵盖每个男性宗室所需的丰厚津贴。因此，皇室被分为三个不同的分支，只有一支被允许留在开封。

1127年北方沦陷后，开封的宗室分支迁至新都城杭州，而其他两个分支则寻找足够繁荣的城市来养活自身。拥有约200人的“西支”选择了福建北部的港口城市福州，而拥有约400人的“南支”则选择了沿海更靠南的泉州，在那里，他们深入参与了香料贸易。

1200年左右，泉州已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港口。1080年，泉州人口为100万人；13世纪40年代，泉州人口达到了125万人，与巴格达人口数持平，略少于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杭州的人口数，这两个城市的人口数都在150万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