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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气候逆转 瘟疫与严寒中的扩张与创新14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第2页）

传统上，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欧洲人在促进跨洋贸易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海洋，这种贸易将亚洲与欧美市场直接联系起来。但在数量和价值上，亚洲内部的业务远远超过了这一时期的洲际交易所。亚洲内部的价格模式给了欧洲人主要的获利机会。白银和铜在日本相对便宜，但在中国更受重视，而印度人对黄金的重视程度也很高。运费和其他商品的利润可以投资于实物以利用差价。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的优势发生在1639年，由于日本在当时禁止其他欧洲人进入，荷兰人得以独享日本白银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美洲，特别是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矿业企业的资金，推动了欧洲人在中国和印度的业务。

▲图为刻画了一艘印度洋船只的浮雕板，藏于爪哇岛婆罗浮屠（Borobudur）内的佛寺（建于9世纪）。

▲印尼的香料市场，已交易了几个世纪。

最初，欧洲人寻找香料，特别是来自印度的胡椒和来自摩鹿加群岛的丁香和肉豆蔻等“上等香料”，其中部分出口到欧洲，但主要是为了庞大的中国市场。这种外来香料的利润率较高，但欧洲对亚洲胡椒的需求日益旺盛，在18世纪开始的前30年，每年的需求量约为340万千克。出乎意料的是，其他商品也变得更加重要。在17世纪，印度向大西洋出口的棉纺织品的价值超过了香料贸易。到17世纪70年代，每年有100多万块棉布流入欧洲，使英国不得不颁布法律来保护国内生产。当时，胡椒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额的五分之一，但纺织品的重要性是其三倍。当时还有一种贵重的丝织品贸易——货物主要来自中国。到了18世纪中叶，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和爪哇的咖啡豆，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茶叶，已成为出口到欧洲的热销商品。茶的价值是胡椒或上等香料的两倍，咖啡的利润几乎与之相当。在西方逐渐形成了饮茶的习俗，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泡茶的称呼（tea，chai）。

▲威廉·丹尼尔（WilliamDaniell）于1808年创作的《东印度码头的景色》（AViewoftheEastIndiaDocks）。从图中可以俯瞰南边的格林威治半岛（Greenwisula），右边是环绕犬之岛（IsleofDogs）的河流。

尽管新的海上航线降低了亚洲商品的价格，并大大增加了它们在大西洋地区的进口量，但认为欧洲人完全控制了局面，那便是一种误解。从16世纪中期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渐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一个世纪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部分地区增强了直接控制，但核心控制区域仍然是带有码头、仓库和一个欧洲聚居区的小型前哨站。欧洲商人是无人控制的更大经济体系的参与者。对欧洲人来说，与当地商人和制造商的长期联盟与合作，要比他们不时通过暴力获得的短期优势重要得多。欧洲人的主动性值得称赞，但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在亚洲、非洲的伙伴与对手上，会让事态显得更为复杂和现实。当然，非欧洲的种植者、制造商、商人和政治家也值得关注。

在香料、纺织品和其他产品的交易背后，有着各种层次的技术娴熟的农民、工匠和当地的商人。例如，从1500年起，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种植者对于稳定的胡椒贸易是不可或缺的。同样，亚洲其他地区的农民是上等香料的来源基础，而中国农民的劳动是巨大的茶叶贸易的基础。孟加拉和印度南部的纺织工人所生产的高品质棉纺织品，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制成品。从古丝绸之路开始，丝绸的生产就一直由中国工匠主导。12世纪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报告说，一年中每天有一千车的丝线进入忽必烈的首都外的一个巨大市场。葡萄牙人在澳门购买了大量丝绸，中国商人把更多丝绸带到马尼拉和马六甲的市场，这些市场是欧洲贸易公司和许多其他国籍的商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印度洋的港口城市必须决定是与欧洲人结盟还是反对他们，这个决定常常受到宗教的影响。例如，两个相互竞争的港口占据了斯瓦希里海岸的中心。如前所述，蒙巴萨避开了达·伽马舰队的到来，但较小的港口马林迪的穆斯林统治者提供了一个越过海洋到达马拉巴尔海岸的向导。七年后，一支装备精良的葡萄牙舰队向斯瓦希里海岸进发，炮轰了蒙巴萨，但放过了马林迪。同样，在主要的港口卡利卡特，好战的葡萄牙人和那里的穆斯林贸易社区相互反感，可那里的印度教统治者却相信了葡萄牙人。随后，卡利卡特在一系列冲突中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其较小的邻国和对手科钦则通过与葡萄牙结盟而变得更加重要。在其他地方，欧洲对战略港口的占领，往往导致亚洲贸易界将业务转移到同一地区的另一个港口。

▲这幅画创作于1649年，描绘了停泊在巴达维亚的亚洲和欧洲船只，以及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船上装载着从芝利翁河（gRiver）顺流而下的货物。河的左边是前巴达维亚城堡，它保护城市免受攻击，右边是西岸仓库（WestzijdschePakhuizen）。

另一种策略是将合作与逃避相结合。庞大的古吉拉特原住民社区广泛投资中东贸易，巧妙地捍卫了他们的最大利益。古吉拉特邦向葡萄牙人支付了保护费，以确保通过葡萄牙人的海上巡逻获取海路安全，但他们在风险较小的海上规避了费用。贸易共同体占了欧洲主要港口人口数的绝大部分，其利己主义也很明显。1600年，古吉拉特的印度教徒、耆那教徒和穆斯林是霍尔木兹人口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名义上的“统治者”葡萄牙人只占居民人数的17%。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西班牙总部，1600年时中国居民的人数是西班牙和墨西哥居民的8倍；类似的比例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此外，大多数欧洲人是单身男性，他们从当地人那里找女朋友和妻子。葡萄牙人偏爱从亚洲基督徒中找伴侣，荷兰人则喜欢从有一半葡萄牙血统的天主教徒中选择。这个新的中间社区，在血缘和文化上都将欧洲人和当地人联系在一起，他们语言流利，跨文化交流自如，是强有力的中介。

▲1565年，年迈的瓦斯科·达·伽马担任印度总督。图片来自《利苏艾尔特·德阿布雷乌书卷》（LivrodeLisuartedeAbreu）。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邱园宝塔，由威廉·钱伯斯（WilliamChambers）爵士于1762年设计建造，他在18世纪40年代曾三次航行至中国，潜心研究中国建筑。宝塔模仿了中国的设计，高达50米。

到1350年，南方沿海城市广州的商人群体主导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此后不久，明朝的首任皇帝就将那里的对外贸易限制在朝贡体系之内，禁止中国商人出国。结果，福建商人只得在海外定居。爪哇北部海岸和苏门答腊岛形成了两个早期社区。由于中国官方的海禁政策无法被长期落实，从1600年开始，在马尼拉、巴达维亚以及日本长崎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商人。福建商人通常带有他们周围环境的文化特征，那些在苏门答腊的福建商人被描述为穆斯林；而在马尼拉，也有相当数量的福建商人被认为是天主教徒。在1639年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之后，福建人和荷兰人一样，被限制在长崎为他们设置的特殊区域。福建人对其所有的亚洲和欧洲东道主而言都很重要，双方都受益于彼此的联系——当然，马尼拉和1740年巴达维亚对中国人的周期性屠杀除外。

传统的西方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亚洲和非洲大国往往无视贸易，因为它们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税，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贸易对埃及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马穆鲁克统治者派出两支舰队对抗葡萄牙人，第一支舰队在古吉拉特邦遭遇耻辱性的失败，第二支舰队转而征服也门富裕的贸易港口，也许其目的是封锁葡萄牙人进入红海的通道。对也门的袭击似乎导致了奥斯曼帝国于1517年征服埃及，这使奥斯曼帝国对印度洋贸易和大西洋新航线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埃及商人得到奥斯曼帝国的安全保证，威尼斯人和其他欧洲商人也得到同样的承诺，奥斯曼帝国会保障开罗的香料贸易可靠地继续下去。1527年，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也门的大部分地区以确保红海不受葡萄牙的攻击。1534年，他们又控制了波斯湾的出海口。随后，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人的争霸在全印度洋展开，并在1589年斯瓦希里海岸的蒙巴萨决战中达到顶峰。奥斯曼帝国战败，但由于荷兰和英国特权贸易公司接踵而来的挑战，葡萄牙的实力很快被削弱了。

半个世纪后，一个有着帝国野心的阿拉伯海上国家——阿曼苏丹国，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波斯湾，并袭击了他们在斯瓦希里海岸的前哨站，又在17世纪50年代占领了桑给巴尔岛（Zanzibar），并最终在1696年占领了蒙巴萨。在一段时间，阿曼在印度纺织品、非洲象牙和奴隶贸易中获利颇丰。19世纪初，一位新苏丹重建了阿曼的东非帝国，使桑给巴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丁香产地。

在印度，政治和商业的运作方式大不相同，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基本上把挑战欧洲人的任务丢给了商人。皇帝对英国的艺术和技术有些兴趣，但对贸易和条约却知之不详。在早期，莫卧儿王朝的官员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古吉拉特邦繁忙的苏拉特（Surat）港进行交易，在那里，它们只是作为广大的古吉拉特邦系统中的一个交易单位运营。在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莫卧儿王朝控制范围之外，地方当局还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公司开设贸易站，尤其是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为工厂设防。恒河入海口附近的地方统治者允许马德拉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进入孟加拉市场，最终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96年在加尔各答构筑了另一个要塞。过了几年，当东印度公司变得过于嚣张时，莫卧儿王朝关闭了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的工厂，同时封锁了它在加尔各答的据点，从而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接受了莫卧儿王朝的和平条款。然而，莫卧儿王朝的实力日渐衰落，其他印度邦对其的挑战则日渐增强，于是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更倾向于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强大盟友。到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了整个印度东部——表面上是以莫卧儿皇帝的名义统治，实际上莫卧儿皇帝已沦为公司的附庸。

大西洋世界的人口、植物和种植园

世界史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假设（即公元1800年后西方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根源在欧洲）提出了挑战。彭慕兰（KehPomeranz）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农民和欧洲农民有很多共同点，包括在自然（比如小冰期）和人为（比如森林砍伐）的生态危机中挣扎求生。彭慕兰认为，欧洲在随后出现分流的主要原因不在国内，而在海外。在一定程度上，正如本章所述，尽管有白银外流，但欧洲人还是从亚洲的商业活动中获利。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西方的分流是由美洲的红利效应造成的，它打开了一块巨大的土地供人开发，并最终创造了一个大西洋经济体，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亚洲贸易。美洲不仅为亚洲贸易提供白银，为西方人的中国茶叶提供糖，而且还提供了价值不菲的新作物，从不起眼的土豆到烟草，以及小麦和木材，缓解了欧洲的匮乏。即使这种新的解释尚未得到最后的证实，它也为探讨一些重要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全球气温大约在1200年开始下降，并持续走低，在17世纪降至新低。1600年，欧亚大陆北部经历了两个世纪以来最寒冷的夏天，部分原因是安第斯山脉的于埃纳普蒂纳火山（Huaynaputina）爆发，将大量的火山灰吹到高层大气中，使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阳光都被灰色阴影遮挡了。在这个世纪里，其他的火山爆发引发了四次大的寒潮。太阳黑子活动的严重减少加剧了寒冷。从新西兰到阿尔卑斯山的冰川越来越大。生长季节开始得晚却结束得早，未成熟的谷物夭折田间。随着夏天的缩短，冬天变得更加漫长与寒冷。通常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可通航的河流和运河冻结了数周，阻碍了驳船运输谷物。在爱沙尼亚以及波罗的海和北海周边的其他地方，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可能因为17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寒潮而饿死。中国也发生了饥荒，尽管还不清楚是由于气候变化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小冰河时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农业产量已不堪重负。有限的畜力和机械使用、未经改良的种子以及枯竭的土壤肥力使农业生产率较为低下。长期以来，欧洲人一直试图通过每隔两年或三年就让土地休耕来恢复枯竭的土壤肥力——尽管这进一步降低了生产率。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土地所有者发现，为远方市场种植作物比为当地市场种植作物更有利可图。例如，在16世纪的西班牙，土地所有者选择养羊（获取羊毛）而不是种植谷物，他们将羊毛运到荷兰加工成布料，而这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未充分就业的农村穷人的贫困。每年两次的夏季和冬季的羊群迁徙，践踏了沿途小农的庄稼，造成水土流失。17世纪，在东波罗的海的平原上，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的另一种变化正在发生。毁灭性战争造成人口减少，地主们实施种种限制，把农村穷人变成了农奴，禁止他们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以前很少实行农奴制的土地上。农奴受雇种植运往西欧的小麦，虽然这有助于缓解荷兰的粮食短缺，但也进一步加剧了波罗的海东部和俄罗斯的贫困，在那里，相似的农奴制正在蔓延。中国的农业总体上效率更高，但农田面积通常比欧洲小。

在这种情况下，源自美洲的新作物的到来为抵御饥饿提供了一些保障。中欧和爱尔兰的穷人开始消费土豆而不是谷物。在意大利，玉米粉（玉米粥）成了农村穷人的食物。中国已经生产了大量高产水稻，所以只有在不能种植水稻的高地才会种植土豆。一些中国人也开始种植从美洲引进的红薯和玉米。

第二组有利趋势包括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垦土地和提高生产率。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政府将至少1000万农民从人口稠密的地区重新安置到帝国人口稀少或因战争导致人口减少的地区。欧洲没有进行这样的重新安置，荷兰的工程师采取了相反的策略：在人口稠密的国家内部或邻近地区开垦新的土地。在1540年到1715年，修筑堤坝和抽取海水使1500平方千米的土地得以再生，排空湖泊又使1850平方千米的土地得以释放。在18世纪，一些富有的英国地主雇用荷兰工程师将湿地排干用于耕种。后来（主要是在1815年以后），他们用更好的耕作方法提高作物产量，其中包括把公共土地围起来供自己使用。

18世纪欧洲和中国不断增长的人口给森林和土地带来了压力。压力产生的原因部分是家庭对烹饪和取暖燃料的需求，但炼铁和造船对木材的高需求导致了更大面积的森林砍伐。到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超过10%，这导致那里的冶炼厂转而使用焦炭（从煤中提炼而来）而不是木炭来炼铁。法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但到1800年，即使在瑞典和俄罗斯，木材短缺也很明显。中国的森林砍伐总体上没有那么严重，那里的炼铁厂比英国更早转向焦炭，中国的农民在做饭和取暖时能比欧洲人更有效地使用木材。即便如此，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森林也遭到破坏，导致了严重的洪灾和连接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的淤塞。

与欧亚大陆北部相比，美洲的农业和生态转变更具革命性。早在14世纪90年代，葡萄牙人对印度洋的探索就促使西班牙君主们试图通过向西横渡大西洋，开辟一条通往亚洲海洋的竞争航线。尽管出生在热那亚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基于对地球大小的错误认知，认为这是一条更短的通往东方的路线，但他在1492年意外地发现了西印度群岛。这一发现带来的后果是可怕且严重的。哥伦布带来了一些致富的希望，但与此同时，他们携带的疾病很快开始杀死岛上的原住民，然后是大陆上的人。很难确定有多少人死亡，但死亡人数之多、死亡速度之快是确定无疑的。随着土著社区的衰落，这些“丧偶之地”通过空前规模的海外移民重获新生，其中一部分是以奴隶为基础的庞大种植园系统。这些人口流动和土地开发的投资者从迅速发展的跨大西洋贸易中获利。

加勒比、墨西哥和秘鲁的土著居民在接触后的头50年中发生了悲惨的人口崩溃，这是一个较长过程的第一阶段。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传染病相继侵袭了50%到90%的美洲印第安社区。再下一个世纪，由于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包括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与从非洲传入的疟疾和黄热病交叉感染，微生物疾病继续席卷了50%到90%的美洲印第安社区。一旦美洲印第安人获得传染病抗体，他们的数量就开始回升，最成功的是在墨西哥和秘鲁，那里的人口密度在早些时候是最高的。从大西洋彼岸引进新人口的成本，以及人们不愿离开家园的意愿，意味着美洲印第安人在18世纪中叶之前一直占绝对多数。直到19世纪，欧洲移民到美洲的人数仍少于被奴役的非洲人。

尽管国内经济不景气，但在19世纪之前移民到美洲的欧洲人相对较少。政府法规、交通风险与成本都阻碍了移民。对于那些愿意移居的人来说，欧洲城市更具吸引力；而对于那些冒险出国的人来说，亚洲和非洲的机会往往比美洲更具**力。到1760年，美洲已接收了大约120万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移民，还有3万名荷兰人，但人口稠密的法国只有大约5。4万人（其中大多为男性）来到此地。宗教动机导致了一些例外。宗教迫害把犹太人从伊比利亚半岛赶到非洲和美洲，以及欧洲其他地区。加尔文宗新教徒，无论男女，也在寻找新的家园。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去了开普敦、查尔斯顿（，位于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伦敦。英国清教徒前往普利茅斯（Plymouth，位于马萨诸塞州）和波士顿。18世纪，来自英国的移民比例高于西欧其他国家，而且性别比例更加平衡。不过，即便是17世纪30年代到新英格兰的所谓“大迁徙”，人口也不超过3万人。总体而言，大约有50万人在17世纪离开了不列颠群岛，大多数人通过签订契约来支付费用。这些契约允许他们自由通行，以代替对早期定居者四五年的奴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大约20万人去了英属西印度群岛，12万人流向了正在发展早期种植系统的切萨皮克（Chesapeake）殖民地，而只有约8万人流向了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的殖民地。然而，到1815年，前往美洲的250万欧洲人与广袤的美洲大陆相比，实在是少之又少。

在这几个世纪里，到达美洲的非洲奴隶人数是欧洲移民人数的4倍。在1580年至1700年，非洲移民已占新移民的60%以上。而在1701年至1820年，这一比例升至80%以上。大规模部署非洲劳工并不是解决劳工问题的首选方案。西班牙人曾利用习惯于高海拔的美洲印第安奴隶在安第斯山脉开采银矿。葡萄牙人最初也利用被奴役的美洲印第安人种植甘蔗，而英国则利用签订了契约的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种植烟草。只有当劳动力需求超过供给，且有利可图并足以承担成本的情况下，奴隶进口才有可能。在公元1600年以前，西班牙人购买非洲奴隶来代替或补充往返波托西（Potosí）矿区的本地劳动力。在巴西，被奴役的印第安人的高死亡率迫使葡萄牙人转向非洲劳动力，以扩大他们的甘蔗种植园。同样，当很难找到足够的契约仆役时，英属西印度殖民地也转向成本高出一倍的非洲人，同时转而种植利润更高的甘蔗。其他人也纷纷效仿。为了服务上述情况和其他活动，奴隶贸易的数量从1601年至1625年的27。5万人（平均每年1。1万人）增加到1790年至1815年的175万人（平均每年7万人）。数百万非洲人横渡大西洋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

▲奴隶们在安提瓜（Antigua）收获甘蔗。“在德拉普（Delap）的庄园里砍甘蔗。”男人和女人在第一组，黑人监工监督；骑在马背上的是白人经理或监工。人们对威廉·克拉克（WilliamClark）知之甚少，尽管他可能是安提瓜种植园的经理或监工。这是其中一幅。是根据他的绘画，由专业的版画师转绘成版画的。威廉·克拉克：《安提瓜岛十景》（TeheIslandofAntigua），伦敦，1823年。

糖料种植迅速改变了西印度群岛的经济。1640年至1680年间，英国殖民地巴巴多斯的人口从欧洲烟草种植者占绝大多数转变为非洲甘蔗种植者占绝大多数，并在此过程中成为美洲最富有、人口最多的英国殖民地。18世纪时，英国的人均食糖消费量从4磅（约1。8千克）增加到18磅（约8。2千克），其中大部分用于甜化中国茶。由于这个小岛缺乏足够的土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食糖需求，英国人在1655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牙买加这个大岛。到1700年，大量的土地、机械和奴隶投资推动牙买加超过了巴巴多斯。随后，法国殖民地圣多曼格岛（SaintDomingue）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制糖的先机，直到1791—1804年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摧毁了其种植园体系。

在荷兰人引进烟草之后，烟草成为巴西第二大出口商品（仅次于糖）。从1612年开始，英国殖民地弗吉尼亚（Virginia）满足了欧洲和其他地方对烟草日益增长的需求。靛蓝作物和水稻是其出口的其他热带作物。北美的法国、荷兰和英国殖民地成为欧洲毛皮和木材的主要供应国。新英格兰殖民地也同英属西印度群岛进行食品和木材贸易，所有这些来自美洲的出口都与进口相匹配。与印度洋和中国的贸易不同，荷兰的产品在17世纪占据主导地位。但在1670年后，法国、英国的商品和航运迅速扩张，1750年后英国占据主导地位。到1815年，西印度群岛是大英帝国出口贸易最重要的市场，此外还有亚洲纺织品和陶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英属印度的市场规模略小于加拿大。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与大西洋打交道的原因，与他们长期跨越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贸易的原因大致相同：以所谓具有吸引力的价格获得想要的商品。由于欧洲人拥有广泛的商业网络，他们可以向非洲人提供各式商品，包括亚洲和欧洲的纺织品、巴西的烟草以及西印度的朗姆酒。非洲最大的需求是花样繁多、材质各异的纺织品。例如，1593年至1607年间，仅荷兰就在黄金海岸售出了约3000万码（约2743万米）的亚麻织物及大量其他纺织品。非洲人对金属的需求量也很大，包括铜和黄铜物品，以及铁棒和各种金属制品。随着欧洲商人逐渐了解这一点，非洲人的讨价还价愈加困难，因此对他们所购买商品的质量和种类异常挑剔。

与西撒哈拉和印度洋贸易一样，黄金在西非最早的大西洋贸易中地位也很突出。为了促进贸易，沿海的非洲人在1482年允许葡萄牙人建造一座小堡垒。虽然葡萄牙人称它为“圣乔治矿山”[StGeeoftheMine，后称“埃尔米纳”（Elmina）]，但真正的金矿位于内陆。从1553年开始，黄金贸易也吸引了英国人和荷兰人来到这个“黄金海岸”。荷兰人在1637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埃尔米纳。西非成为西欧黄金的主要来源地，其出口量从16世纪下半叶的年均2万至2。5万盎司（约567。0至708。7千克）上升到17世纪上半叶的3。2万盎司（约907。2千克）。在非洲采矿、冶炼和从事黄金贸易的垄断地位受到严密保护。

西非人也出售森林产品，从一种被称为樟木的红色染料木和麝香油（来自果子狸的麝香腺体）到象牙、动物毛皮和蜂蜡。位于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贝宁（Benin）王国向早期葡萄牙人出售一种他们种植的味道辛辣的黑胡椒和一些制成品，制成品包括棉纺织品和石珠，这两种商品在黄金海岸都很值钱。在1650年以前，奴隶只是西非出口商品的一小部分，而在安哥拉和非洲中西部的其他地区，奴隶贸易在17世纪上半叶增加到每年1。3万人。部分原因是那个地区没有欧洲人想要的黄金或其他产品，但那里的人也渴望得到从欧洲船只上运来的货物。1650年后，为满足美洲日益增长的需求，非洲奴隶的重要性迅速增长，在卷入大西洋奴隶贸易的1250万非洲人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在1651年至1815年间踏上此途。相比之下，从1350年至1600年，撒哈拉沙漠的阿拉伯奴隶贸易每年约为6300次（远远高于那个时代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从1601年至1800年达到每年约8000次（远低于同时代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此外，更难以确切描述的，是这种贸易对被奴役者和非洲社会的影响。

那些在奴隶船上干活的人对奴隶每天遭遇的苦难早已习以为常了，但总的来说，他们可能并不比其他人更残忍。他们对待奴隶的方式受到两个更大因素的制约。首先，对奴隶起义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尽管成功的寥寥无几。船员们自然是想保护自己，并惩罚任何试图占领船只的俘虏。当海岸仍在视线中时，暴动是最常见的。在公海上，起义比较少见，但另一个危险是俘虏们选择逃避他们残酷的命运。奴隶贩子竖起了防止自杀的防护网。关于俘虏待遇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考虑是赚钱的欲望。死于虐待或疾病的奴隶是完全的损失，一个残废的奴隶可能也卖不出去。船上医生的服务和对个人卫生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及充足的食物供应都不是善意之举，而仅仅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使俘虏存活。抑郁是被奴役者的另一个问题。为了提高情绪，俘虏们被迫在播放的音乐中跳舞。那些拒绝进食的人则被强迫喂食。平均而言，几个世纪以来奴隶的生存率有所提高，表明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另外，18世纪后期11%的平均死亡率仍然令人恐惧。对托运人而言，潜在的问题是天花和痢疾等传染性疾病可能导致大量死亡。平均值不是标准，主人和投资者的利润并不稳定。死亡往往是被奴役者的命运。

关于对非洲社会和经济破坏的另一个普遍看法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认为用来交换奴隶的枪支具有破坏性，从而忽视了枪支对防御和进攻同样有用的事实。战争不太可能是由这种武器的供应造成的，而且出口到非洲的武器就人均数量而言并不巨大。关于进口商品破坏非洲生计的说法似乎也被夸大了。在很大程度上，进口纺织品补充而不是取代了当地的布料制造。从某种程度上说，进口铁条可能确实削弱了非洲的炼铁业，但铁条给了当地铁匠更多的工作，他们把铁条变成了有用的物品。虽然没有夸大那些被运走的人的痛苦，但奴隶贸易在非洲造成的伤害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持久。

18世纪，欧洲在大西洋的贸易量与价值变得和它在亚洲的贸易一样重要。巴西的奴隶制经济体提供了糖、烟草和黄金，而西印度群岛则提供了糖和咖啡。北美提供鱼、毛皮、木材、大米和靛蓝作物。这些货物为欧洲的出口商品和来自非洲稳步增长的奴隶供应所平衡。亚洲商品对大西洋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印度棉布对非洲市场至关重要，在美洲也是如此。英国的大西洋贸易增长了6倍。船只变得更大，海上保险降低了损失的风险。由于商人们学会了将港口停留时间从18世纪初的平均100天减少到18世纪末的平均50天，跨大西洋运输商品的成本下降了。因此，往返航行的费用降低了，使一艘船可以一年完成两次往返而不是一次。

结论

从1350年到1815年，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比前一个时代更多，但要少于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诚然，自135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了大约3倍，但人均财富分配大致相同，因为尽管美洲印第安人饱受瘟疫和人口锐减之灾，但世界人口也以同样的规模增长。当然，有些人的生活要好得多，但世界各地的奴隶数量也大幅增加。粮食供应和分配有所改善，但人口增加给环境和资源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平衡没有太大变化。亚洲仍是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商品的流通已经扩展到大西洋。欧洲的经济领导地位已经从伊比利亚和地中海向北转移到荷兰、法国，特别是英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但除了少数欧洲和阿拉伯的飞地外，他们仍然控制着自己的大陆。最大的经济和人口变化发生在美洲。欧洲人称他们的殖民地为新欧洲：新西班牙、新尼德兰和新英格兰。然而，在人口和文化上，1815年美洲的大片地区仍然属于美洲印第安人，或者已经变成了新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