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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泥土与金属 农业肇始到青铜时代危机的文化分化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1000年（第3页）

▲在约旦的艾因加扎勒遗址发现了约9000年历史的古人类头骨，“用灰泥重新塑造了皮肉”。

铜是在自然状态下时常遇到的金属之一。早期的人群也可能遇到金、银、锡和陨铁的结核。当火焰温度达到600摄氏度至1100摄氏度时，金属就会从含量丰富的矿石中析出，例如装饰用的绿岩石。熔炼温度可以在明火中达到，但这不是偶然的：它们需要一个火坑，里面装满大量精挑细选的、可供自由燃烧一段时间的天然燃料。通过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坑火至少已经使用了2万年。早期经过烧制硬化的黏土碎片，可能来自烧制炉或窑炉里炉床的一部分。

烧制黏土制品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6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定居点发现了“维纳斯”塑像，该遗址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的下维斯特尼采地区。最早的烧制陶土容器是在欧亚大陆遥远的另一边发现的，中国江西省的仙人洞遗址中的陶土容器至少可以追溯到2万年前。到1。2万年前，东亚和日本列岛的某些地区对陶土容器已经很熟悉，它和一种由来已久的慢火炖煮多汁食物的烹调方法相对应。在同一时期，欧亚大陆西部的明火使用与一种以烘烤肉类和用面团制作甜食的烹饪方法相关联。在手抓食物面前，容器在制作或食用食物时都是多余的。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公元前1万年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但直到公元前7千纪，陶器才成为欧洲传统的一部分，公元前6千纪它才出现在美洲。

使用陶器的传统在全球的分布，说明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对黏土和火进行了很多试验。因此，如果这种试验在许多地方引发了更广泛的燃烧技术的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接近1000摄氏度的温度可以通过明火传导，不同的人群都可能会多次遇到玻璃样物质和天然金属这样的制陶副产品。目前最早系统地炼烧铜矿石以获得金属铜的证据，来自塞尔维亚的一系列公元前5000年的遗址。类似的证据出现在几个世纪后的伊朗。

铜有时被制成高纯度的物品，当然偶尔有杂质，特别是砷，它会让铜变得更硬。冶金学家利用了这一特点，主动地添加了硬化材料，最初用到的是富含砷的矿石。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一种不同的混合物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铜被锡而不是砷稀释到十分之九左右，得到的混合物就会变硬，成为一种新的、坚固的、易于加工的材料。这种史前著名的青铜合金的出现改变了旧世界。

在公元前5千纪中期，塞尔维亚的温察文化（Vincaculture）遗址里精制的青铜被用来制作箔片，以用于各种装饰。在随后的几千年里，这种合金被用于各种实用设备、骑马配件和轮式运输工具，以及各种刀剑和武器。这种多用途的新材料、对其生产的限制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的复杂性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当新石器时代的社会被想象为集体耕种土地并带来丰收时，青铜时代的社会被想象为等级森严、精英和专家并存的复杂社会。

沿着欧亚大陆北部的森林大草原，一系列的联系可以通过金属物品和游牧生活方式来追溯。除此之外，组成社会的文化属性各不相同。大部分生活模式和文化特征仍然局限在当地。游牧社会及其为畜群寻找新鲜牧草的网状运动已经由考古学家迈克尔·弗拉凯蒂（MichaelFrachetti）建立了模型，他证明了在没有精心设计的中央集权组织的社会中，邻里之间的联系网络是多么广泛。

管理水土

当畜牧业和冶金业沿着欧亚大陆的森林、草原和丘陵扩张时，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正在同特定生活环境、经过当地的水流以及水流滋养的土壤产生更紧密的联系。

过去，人类对经过当地的水流有多种干预形式，可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首先需要减慢降水流向海洋的过程，使水在途中逐渐深入地渗入土壤。其次需要进一步挑战重力，通过物理方式将水从较低的蓄水池或渠道提升到高处。最后则要创造完全人工的水道，包括垂直的和水平的、地上的和地下的，以挑战和重新配置整个地区的排水模式。在公元前1万年以前，这些过程中的第一个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确立；第二个以水井的形式出现；在本书后面章节的论述中，第三个变得更加重要。

◎梯田

减缓水流的过程首先是通过大量相对较小的行为的组合，而不是集中的工程来实现的。这一系列小动作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仿佛雕刻般的人文景观。从秘鲁陡峭的安第斯山斜坡到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的稻田，再到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隆起的高原，梯田的综合格局成为显著的地形特征。可以说，它仍然是当代大多数农民辛勤劳作的农业形式，然而就农业系统的动力学和历史而言，我们对高处梯田的了解远远少于地势较低的平原。我们可以从它们的结构中推断出它们形成的方式。

梯田始于河流高处的河岸，靠近水的源头，那里水流很小，适当放置石头和泥土就能中断它的流动。然后水沿一级一级的平台向下流，每次都从上一级平台限制一个可控的流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景观形成了条纹状地形，反过来定义了一系列必要的社会关系，在其中每个农民都依赖于上方的农民的选择，并支配着下方农民的繁荣。

这种景观可能是6000多年前在中国出现的。在昆山市绰墩遗址，稻谷和土壤有机质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显示当地在公元前4270年就有水稻种植。江苏省草鞋山遗址发掘出的稻田年代稍晚一些。将目光转向世界的另一边，在秘鲁的扎纳山谷（ZanaValley）发现了支持农业系统的水道，其历史超过5400年。在公元前2千纪，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有小麦和大麦的种植。在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农业梯田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在许多这样的地区，不仅山坡上的台阶使水更缓慢地流过景观，而且每级梯田内的垄沟耕作进一步疏松了土壤，并确保水流向每一棵需要照料的植物。

◎泛滥

从山坡转向谷底，水的流动速度以不同的方式减慢，这主要是通过向侧面堤岸分流达成的。这种方法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早期文本和图像中有一些详细的描述。公元前4千纪或公元前5千纪，与主河道成直角的水坝控制着亚洲西南部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些水坝连接了一系列水渠和河堤。当达到最高水位时，河水就会被分流到侧面的水渠中，使其漫灌农田，只有在作物得到滋润后，河水才会返回原位。到公元前3千纪，类似的盆地灌溉农业系统也在尼罗河沿岸得到应用。在亚洲遥远的另一边，像长江下游的茅山遗址也提供了公元前5千纪的稻田系统中管理河流的直接证据。

◎水井

起重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7000多年前，第一批到达北欧的农民已经打出至少7米深的用木材作内壁的简易水井，这些人属于带状纹饰陶器文化（LinearBandkeramicCulture），以在其陶器上发现的带状纹饰命名。这就引入了使用“化石”水补充近期降水的选项，因为地下积累的一部分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土壤

对水的管理通常与对其所滋养的土壤的管理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耕作产生的垄沟有助于管理水流。此外，土壤耕作在不同的地方实现了许多不同的目标，目的都是为选定的作物保持一个适宜的环境。在温带的低地，深耕的一个关键目标可能是破坏现存植被，以减少它与作物的竞争。在热带的山坡上，浅耕的一个关键目的是保持现存植被的完整，以保护土壤免受日晒和侵蚀。史前耕作技术的两个主要变量是耕作的深度和牵引力，这两个变量通常是相互关联的。

◎耕作

一把“真正的犁”在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史前工具。虽然这个词通常也有更广泛的含义，但“犁”最严格的用法是指一种重型工具，它不仅能割开草皮，还能抬起和翻转草皮。它不仅割得很深，而且是所有耕作工具中最有效的“除草剂”。在古典欧洲和中国汉朝随处可见的这种工具，成为许多地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主要的农业工具。在史前时代，相应的工具是“耕刀”（ard）。

▲绘有木制耕刀、农民和牵引动物的壁画，来自公元前13世纪的森尼杰姆（Sennedjem）墓。墓主是一个挖掘工和坟墓装饰工，但他似乎想象自己来世是一个农民。

耕刀的尖端刺入地面，根据设计和使用方式，既可以浅一些也可以深一些。然而，它并不反转草皮。最轻的耕刀可由单个动物或单人拉动。最重的耕刀可能需要借助两头经过训练的牛的力量，并且可能会达到与后来的“真正的犁”同样的深度。其中的一些工具可能会加上“翅膀”，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土壤翻转，如果农民能够获得可实用的金属，他们的木制工具就可以配上更锋利的刀刃，当然甚至在“金属时代”我们都不能假设大多数人都能获得这些金属。后期“真正的犁”可能完全由金属制成，但在史前时代，金属在农业中的应用通常是适度和选择性的。对于那些能够获得这种高价值材料的人来说，优先考虑的是制作收割工具。已知的木质耕刀在底土上留下的痕迹，在亚洲西南部地区出现是在公元前6千纪，在欧洲则出现在公元前4千纪。到公元前3千纪，这样的证据出现在从欧洲西北部到中国的众多地区。在这一时期，耕作工具与农民和役畜一起，被很好地记载在各类图画中。

最早的农田极有可能是手工耕种的，而用耕刀或犁耕作过的土地仍是更广泛的手工耕种的园艺传统的一部分，它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并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有役畜辅助的耕作方式受到适宜动物分布的限制，马是在中亚开始被驯养的，而牛和驴最初来自亚洲和非洲。地形和生态环境限制了动物的使用。重视块茎和木本作物的热带园艺更适合手工种植。在新大陆，玉米、豆类和其他几种谷类作物的种植则很大程度上基于挖掘棒和锄头的使用。

扎根

尽管永远不可能接近1000年的时间尺度，动物也可以按不同的节奏进行饲养。虽然它们的生命周期通常是持续多年的，但如果重点是肉类，那么牲畜的集中育肥工作可以随着作物的生长而季节性进行。用于繁殖的群体可以养到冬季，但主要的生产力来自年轻的动物，春天养肥，秋天宰杀。安德鲁·谢拉特（A）认为，对肉类这种初级产品的强调正是农业在其发展的最初1000年里的特征。我们可以想象饲养工作的强度，在生长季节和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里有着很大差别，后者不一定是农业性质的。直到公元前4千纪或者公元前3千纪，考古记录才从单一强调初级产品（动物死后的肉类）转变为二级产品，这些二级产品来自在更长的生命轨迹中对其进行管理的活着的成年动物，它们包括牛奶、畜力和羊毛。管理植物和动物的节奏周而复始，杂糅进更漫长的人类生态系统中，其间人类的投入和动植物对人类的依附是代代相传的。青铜时代地中海地区的混合培育系统是一个经典的例证，它反映了牛奶与奶酪生产，以及畜力与橄榄葡萄园管理相结合的可能性。

谢拉特将这些元素整合进“二级产品革命”（SedaryProductsRevolution）的概念中。畜体产品，特别是肉类，都是“初级的”，而对活着的动物的任何生产利用都是“二级的”。二级产品包括牛奶、羊毛、畜力（拉马车、战车和犁）以及骑乘。正如概念名称所暗示的，谢拉特的“二级产品革命”的模板正是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GordonChilde）提出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革命”。这两场革命都被认为有一个特定的空间上的起源（每次都是在近东）和时间上的起源，以及随后的新观念的传播。就像柴尔德提出的早期革命一样，“二级产品革命”的许多核心主题仍然是有价值的想法，然而其中的时间和地点受到了质疑，并且整体图景被认为应该更加多变和多样。挤奶就是一个清晰的例证，反映了新形式的证据如何澄清了问题。谢拉特最初关于挤奶的证据来自专业陶瓷工艺品，他初步认为其与牛奶过滤和奶酪制作有关。这一证据基础后来得到了加强，首先是通过对兽群结构的考古动物学研究，其次是通过直接检测附着在古罐上的牛奶生物分子。尤其后面的证据把挤奶的最早证据回溯到公元前7千纪的马尔马拉海的沿海地区。在驯化和挤奶的早期迹象之间仍然有1000年的时间间隔，但不再像最初设想的那么长。

▲哈萨克斯坦北部的波泰和克拉斯雅尔遗址中大量宰杀后剩余的马骨充分证明了马的重要性。

畜力的利用和动员与耕作土地的潜力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大多数作物可以在种类繁多的耕作方式下有效生长，包括人力、畜力和机械工具的各种整合。我们关于早期农业的证据与使用人力以及利用木制、竹制和石制工具的耕作是相符合的。在之后的岁月里，这些资源得到了另外两个关键资源的补充，即畜力的利用和金属物品的常规生产。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特征是，人们开始重视在大片土地上单独种植的特定作物。田地的大小和形状常常与如何耕种的实用考虑联系在一起，并且在最小的田地中可以使用的耕种工具确实是有限的。越多地利用畜力来牵引耕作工具，长条形耕地的优势就越大，它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用于转向的时间和能源成本。

史前农业的两个阶段

史前农业景观通常被描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大致对应于早期小块土地的轻度耕作和后期大块土地的重度耕作。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粗放农业和青铜时代晚期的集约农业在形式上的差异，考古界早已进行过讨论。在缺少今天这样丰富数据的情况下，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学者大量借鉴了人种学的相应研究。关于新石器时代粗放农业的观点最初是从所收集的当代赤道丘陵地区的观察资料中得出的，这些地区支持流动的刀耕火种式（Slash-and-burn）农业。关于青铜时代集约农业的观点同样来自对印度和中国农业景观的观察，这种景观围绕着高度集权和专制的统治体系。根据社会的线性进化原则，由此产生的农业景观被置于一个简单的序列中。虽然这些来自人种学观察的类比无疑为想象史前农业提供了一个早期的机会，但大量的考古证据让我们能够描绘出一幅更加生动的画面。新画面更详细，也更复杂和多样，并且跨越了空间和时间。然而，它与两阶段模型仍有一些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