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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长 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第3页）

长期来看，一群城邦国家趋向合并成更大的阿格拉里亚，要么是因为一个城邦国家征服了其他城邦国家，要么是因为所有城邦国家都被外敌征服。但是，当一个阿格拉里亚分裂时（就像埃及和中国发生的那样），它可能分解成几十个城邦国家。在公元前1千纪，这种循环往复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长期趋势是大国吞并小国。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称其为“鱼的法则”，即在干旱时期，大鱼吞噬小鱼。

175年的世界

到了我们所述时期的中点175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世界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1。2亿人增加到2。5亿人），而居住在各个国家的人口也猛增了10倍（从2000万人增加到2亿人）。

随着农民在世界上更多的可耕地上殖民，游猎觅食活动持续萎缩。到了2世纪，考古学家称之为“希丰巴泽复合体”（Chifumbazeplex）的农场和牧场在南部非洲牢固地建立起来了。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和密克罗尼西亚（Miesia）最好的土地也已经被挖开用来种植红薯。霍普韦尔文化的农民正沿着北美的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扩展。

在公元前1千纪，欧亚大草原上的牧民见证了制度层面的惊人增长。当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描述公元前5世纪的斯基泰骑马游牧民族时，他们正生活在国王的统治下。国王有时会建立大型联盟来劫掠农业社会。然而，在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在今天的蒙古建立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匈奴联盟，以至于完全有理由称其为游牧国家，甚至游牧帝国。

草原上游牧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与幸运纬度地区农业帝国的发展齐头并进，像冒顿这样的人通过向定居社会勒索财富来笼络部落首领，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追随者群体。西伯利亚南部阿尔赞（Arzhan）的1号墓和2号墓分别是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最丰富的草原墓葬；巴泽雷克（Pazyryk）2号墓是公元前3世纪最丰富的草原墓葬。两者的对比很有启发性：前者以巨大的坟墓、成堆的金饰以及献祭的马为特色，而后者则堆满了波斯、印度和中国的珍宝。

▲公元前1千纪早期图瓦（Tuva）地区的阿尔赞大型墓葬群，包含了用大量金器装饰的墓葬。这个金碗的装饰是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

然而，农业国家的增长主要在两个方面超过了草原国家。地理上，阿格拉里亚扩展到以前不为人知的地区；组织上，低需求国家变成了高需求国家，加强了他们干预臣民生活的能力。

有两种主要的增长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初级国家形态和中级国家形态。初级国家形态意味着不借鉴先前存在的国家的思想和方法来建立政府，而中级国家形态则涉及有关团体通过采纳和调整其政府形式来对邻国做出反应。当然，在实践中，这两种机制很难截然分开。例如，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100年，地中海地区从东到西掀起了一股国家形成的浪潮，但学者们很少就本土发展的相对重要性、腓尼基人和希腊殖民者的影响或罗马征服者的影响达成一致。

▲毛毡地毯上的图案，来自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的巴泽雷克古墓。图案捕捉到了埋葬在那里的游牧部落首领显赫生活的片段。这块地毯也许是从波斯带来的，虽然那里没有类似的古代地毯幸存至今。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肯定，在美洲经常要处理初级国家形态问题。西潘（Spian）奢华的陵墓和巨大的太阳金字塔肯定意味着到175年，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莫契人已经找到了通往阿格拉里亚的道路。在今天的中美洲，玛雅城邦正在蒂卡尔（Tikal）和其他地方形成。而拥有壮观的纪念碑和15万人口的特奥蒂瓦坎，则显然是一个国家的首都。

▲太阳金字塔，高200英尺（约61。0米），建于200年前后。它俯瞰着特奥蒂瓦坎大都市的废墟，其鼎盛时期占地约8平方英里（约20。7平方千米）。

由于新旧世界的联系太少，它们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实验”，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两个独立的案例来检验“超人”的概念。在某些方面，两个世界走的是十分相似的道路。在两个世界里，组织能力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强化，大体上遵循相同的时间表。在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就像在中东、印度和中国，从开始培育动植物到首批国家崛起大约经过了6000年。我们可能还会注意到，早期国家的统治者都严重依赖宗教来使其权力合法化，并经常用金字塔形的纪念碑来宣传他们神一般的品质。

早于新世界社会约两千年开启农业和组织的增长路径，175年的旧世界以拥有更大更强的国家为荣。事实上，在175年之前很久，旧世界最大的国家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低需求机构就无法很好地运作。低需求机构能够应对人口几百万的国家，但不是人口数千万的社会。在公元前1千纪，在遵循过时的运作方式的压力下，最大的旧世界国家要么自我重构，要么分崩离析。

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社会政治组织，因此它第一个达到这一临界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公元前8世纪80年代，随着国王失去对贵族的控制，亚述王国突然陷入危机。公元前744年一位名叫普卢（Pulu）的将军发动的血腥政变最初看上去是恶性循环的又一步。然而，到公元前727年普卢[更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君主名，提格拉·帕拉萨三世（Tiglath-PileserⅢ）]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改变了亚述国家的力量。

各方资料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做了什么，但是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不知何故绕过了以前的“上天之子”。他没有向他们索要军队，然后与他们分享战利品，而是建立了一个官僚机构来提高税收，并雇佣自己的军队，为国家保留所有的战利品。国王继续信任拥有高级行政职位的高级贵族，但现在他们是为他工作并由他支付工资的雇员，而不是可以随意撤回支持的自由代理人。这种高需求国家的运营成本比旧的低需求组织高得多，但它也带来了更多的利润，并被证明更具可扩展性。之前最大的低需求国家是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和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王国，每个都控制了100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和300万到400万的人口。但到了175年，罗马帝国和中国各自统治了超过500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和5000万人口。

亚述帝国在公元前8世纪30年代从低需求走向高需求的过程肯定是痛苦的，但其结果引人注目。仅仅用了五十年，它已经成为当时最大、最富有的帝国。它的增长迫使它的邻国在吸收、模仿还是反击之间做出选择。足够多的国家选择了后者，在公元前612年，一个大联盟（包括如前所述来自草原的斯基泰人）摧毁了尼尼微。但是增长循环无法被打破。名为高需求国家的妖怪已经逃出了瓶子。

到公元前490年，波斯已经通过征服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帝国，从巴尔干半岛一直延伸到印度，统治着大约3500万人口。在公元前6世纪10年代，国王大流士一世已经创立了现代化的高端机构，能够调动巨额的收入和庞大的军队。然而，在公元前4世纪30年代，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推翻了它的统治者，而在公元前301年之后，他的继任者将帝国分裂成更小的单位，它们开始互相争斗。从大约公元前245年开始，帕提亚游牧民族从大草原渗透到伊朗；到公元前135年，他们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在公元前185年发生军事政变后，帝国瓦解了。一个较小的巽加王国在摩揭陀周围形成，剩下是几个城市国家和被外来者征服的地区。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的后代在西北部建立了希腊-印度王国（Grekingdom），斯基泰人建立了两个新的斯基泰王国（Shakakingdom），但最成功的征服者是贵霜帝国（KushanEmpire）。1世纪中叶，月氏游牧民族在希腊-印度王国和斯基泰王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这一帝国，一个世纪后，其君主迦腻色伽（Kanishka）统治了恒河平原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经历了自己的巩固和增长过程。史料记载，由于战争摧残，城市国家从大约公元前700年的148个减少到了公元前450年的14个阿格拉里亚，到公元前221年只剩一个秦帝国。经历了公元前209年[20]到公元前206年[21]的突然崩溃和内战之后，汉帝国创造了一个灵活而稳定的制度，尽管1世纪20年代的内战导致大部分权力被交还给豪族。到175年，王朝正竭力遏制精英间的争斗、内部的叛乱以及应对边境的压力。

最大的帝国在欧亚大陆的西端，那里有着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最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罗马城邦国家在公元前的最后三个世纪里，一路上使用暴力吞并了希腊城邦，统一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城邦国家体系，从西班牙到克里米亚，分布着数百个独立小国。这些城邦支撑着600万人口，享受着惊人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文化，但军事力量无法与罗马匹敌。罗马甚至将其边界推到幸运纬度之外，夺取了欧洲西北部和部分中欧地区。

到1世纪，罗马的共和城邦国家体制已被证明不足以完成管理世界上最大帝国的任务，于是它在残酷的内战中解体了。当和平在公元31年后再度降临时，最后一位在位的军阀屋大维（O）改名为奥古斯都，声明他和其他人并无二致（只是富裕了很多），宣布共和国已经恢复，并在罗马悄然开始了长达40年的独裁统治。

▲供奉奥古斯都的庙宇旧址前，一座石碑上的碑文用拉丁文和布匿文（Punic）庆祝皇帝克劳狄（Claudius）于53年[22]在利比亚的大莱普提斯（LeptisMagna）重修旧广场。

最终，国王们需要通过征税来建立大规模的由铁质武器武装的军队，它通常以步兵为主，这样他们可以威慑或对抗敌对的国王，同时也可以震慑他们自己的贵族和农民。税收、军队和专业化精英结合在一个紧密的圈子里。一旦像提格拉·帕拉萨这样的人把一个国家推向高需求，其邻国唯一求得生存的方法就是跟随它的脚步。

高需求国家重塑了各种组织。大帝国需要大城市，那里聚集了各种服务。尼尼微在公元前700年大概有10万居民，罗马城在公元100年则有100万居民。为了填饱这么多居民的肚子，罗马帝国把整个地中海变成了一个市场体系，把食物输送到永远嗷嗷待哺的首都。农业产量必须提高（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就已经在土地上施肥和复种，直到1900年才再次出现人口密度与产量不适应的情况）；道路、船只和港口必须得到改善，这样人们才能把食物运送到各处；需要新的支付手段，所以铸币在地中海东部和中国被各自发明出来，希腊人和罗马人还发明了越发复杂的信贷和银行工具；必须有更多的人能够阅读和写作，所以教育得以扩展，在地中海地区，简单的字母表取代了复杂的音节表，尽管即使在雅典和罗马城，可能也只有十分之一的男人（以及更少的女人）学习过；需要大量廉价的工具和武器，所以铁取代了青铜。需求推动了创新和增长。

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是，统治者必须重塑自我。低需求国家的国王让人听命的主要手段是声称他是这个世界和神圣领域之间的唯一中介，这意味着任何与他争论的人都违背了神的意志。然而，在公元前1千纪，一个又一个的国王发现，如果他把自己重新塑造得更像一个首席执行官，与官僚机构进行合作，而不是以凡人的名义诠释神的意志，他的高需求国家会运行得更好。当然，很多人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继续把国王看作神，就像很多人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知道他们的统治者都是凡人（即使在埃及，从形式上讲法老是神的化身，但抄写员们乐于描述他们沉迷于演说，或者看着**桨手在尼罗河上划船而兴奋非常）。但是到了175年，相比几个世纪前，几乎所有地方的统治者都更少宣称自己是神。

“轴心时代”欧亚大陆的思想革命（见本书第六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思想对这些发展的回应，它为一个王权丧失其作为宇宙法则的力量的世界提供了意义。儒学、佛教、犹太教、柏拉图主义以及后来的斯多葛学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如何超越这个败坏的世界，并在他们不能再依靠国王为其赋予意义的情况下找到内在的真理。

轴心时代的思想通常起源于反文化运动，这一运动挑战规范，向当权者诉说真相。它的创始人大多来自边缘地区，属于精英下层，他们宣扬思想的地方不在帝国的都城，而是在偏远闭塞的地区或独立的城邦。统治者和官僚常常迫害它的先知人物，但最终认识到招揽最优秀睿智的人比消灭他们更有效。通过淡化国家负面信息来塑造所有人都接受的信仰，无论是儒家的、基督教的，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轴心时代思想，在为国家服务当中找到了舒适的栖身之所。在欧亚大陆的幸运纬度地区，公元前1千纪的思想运动成为“经典”且永恒的智慧，流传至今并继续赋予数十亿人生活的意义。

欧亚大陆的古典帝国是非凡的组织成就，使过去的一切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一切都相形见绌。事实上，罗马帝国也许已经触及纯粹的农业世界可能达到的极限。另一个社会——中国的发展水平要再过1000年，直至宋朝才大致追平2世纪的罗马帝国，而只有18世纪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才最终超越它。

公元1350年的世界

公元175年之后，人口持续增长，但速度比以前更慢。人口总数从我们所述时段中间点的2。5亿人已增加到结束时的3。5亿人，进入公元1300年后不久即出现峰值，大约4亿人。尽管总人口增长了大约40%，但居住在各个国家的人口比例跃升至60%，从大约2亿人增加到大约3。25亿人。

随着农民的扩张，游猎觅食者不断后退，特别是在非洲和北美。诸如大洋洲大部分地区，由于没有游猎觅食者需要被替代，农业就扩散得更快。到1200年，美拉尼西亚人殖民到了新西兰，一些勇敢的太平洋探险水手甚至一路把船划到美洲然后再划回来（对于美洲红薯是如何在这个时候到达波利尼西亚的，没有其他的解释）。许多岛屿人口激增，在一些像夏威夷这样的岛屿上，勇士们将村庄聚集在一起，形成更大更强的组织。当库克船长（Cook）在1778年到达这里时，夏威夷的酋长几乎可以被称作国王。

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的旧国家体系仍然比这些新的北美原始国家更宏伟，在1350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恢复特奥蒂瓦坎在大约750年被猛烈破坏前所引以为傲的规模和复杂性，或是典型玛雅城邦国家在9世纪崩溃之前的情形。1350年美洲最大的城市是昌昌（），它是位于安第斯山脉原莫契领地的奇穆帝国的首都，大约有3万居民。16世纪初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之前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与特奥蒂瓦坎相提并论。

初级和中级的国家形态仍然很重要。在非洲，穆斯林商人的入侵刺激了东海岸和撒哈拉沙漠绿洲地区大量小型商业城市国家的形成。其中的一些，如今天乍得周围的加奈姆王国（KanemKingdom）和尼日尔河流域的马里帝国，合并成更大的组织，这些组织几乎可以被称为低需求国家。然而，再往南，低需求的马蓬古布韦（Mapungubwe）和大津巴布韦（GreatZimbabwe）则完全是土生土长。

在欧亚大陆，中级国家形态比初级更重要，来自历史更悠久的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经常扮演主角。在10世纪，随着中国商人的频繁光顾，东南亚形成了低需求国家，这可能意味着当地首领可以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将自己变成国王。其中一些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据编撰于1365年的《爪哇史颂》（agama），爪哇满者伯夷国（Majapahit）的国王哈奄·武禄（HayanWuruk）控制了98座附属城市。在关于他的颂歌中，他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国王，不仅是“佛陀的化身”，也是“湿婆的化身”。

北欧和东欧也走了类似的路，莱茵河、多瑙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在175年时几乎没有国家，如今则充斥着低需求国家。自命不凡的领袖们认识到，皈依基督教是让人听命的好方法。基督教统治者可以邀请神职人员进入他们的王国，分享行政知识；与老牌基督教王室通婚，甚至将自己置于更大的基督教国家的保护之下，也都可以在地方权力斗争中发挥作用。

从德国到日本，类似的中级国家形态正在各地发挥作用，将乡村社会转变为更大的组织。但是从英国到伊朗，低需求国家也是由旧的高需求帝国的崩溃而产生的。到175年，伟大的古代帝国已经陷入危机，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里，所有的帝国都被分割成了更小的单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古代历史上最大的疑问之一。这一现象的巨大规模表明，答案不可能存在于地方层面。我们必须寻找系统性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公元前1千纪的增长产生了自我破坏效应：欧亚大陆幸运纬度的帝国和商业网络越壮大，它们就越陷入相互敌对的状态，大草原上的社会就变得愈加争强好胜和掠夺成性。

在公元前1千纪，草原部落通过像寄生虫般掠夺幸运纬度的农业帝国而成长为帝国，但是在公元1千纪，寄生虫开始杀死它们的宿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游牧民族比以前释放了更多的暴力。他们的迁徙和突袭扰乱了大草原边缘的其他民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让大量的人跟着行动起来。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中国西部边境沿线的羌族农民在2世纪形成了自己的国家，以反击匈奴和月氏的突袭，但随后他们利用新获得的力量推进到汉帝国以躲避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的西端，日耳曼农民做了同样的事情来对抗或躲避萨尔马特人、阿兰人和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