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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帝国的震荡 从公元前1千纪初期的黑暗时代到公元14世纪中期（第1页）

第三部帝国的震荡：从公元前1千纪初期的“黑暗时代”到公元14世纪中期

第五章物质生活：从青铜时代危机到黑死病

约翰·布鲁克

从青铜时代晚期文明的危机到黑死病的出现相隔了两千余年。伴随着小冰期的来袭，14世纪中叶暴发于中亚地区的腺鼠疫横扫欧亚大陆和北非，多达一半的人口丧命。

它的破坏性影响将推动社会与经济的革命性重构，并为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性的兴起奠定基础。公元前1200年前后突现的青铜时代危机也是如此。随之而来的铁器时代带来新的技术和新的社会形态，重塑了人类世界。这种特殊的撕裂引发了一种动态的变化，其规模堪与未来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

如若上述所言不虚，则该变化与其过去和未来都关系密切。回顾过去，公元前1千纪的变化是巨大的，当然比起公元1350年后的情景还是相形见绌。尽管存在差异，仔细审视各自时代的早期阶段依然十分重要。自从脱胎于早期农业社会的文明出现以来，人类社会处于一个技术变革匮乏的前科学智识世界，处于一个人的潜力被束缚的民智未开年代，停留在基于太阳能的有机经济之中，受到广大自然力量的掣肘。不过即使限制重重，青铜时代之后的复苏也带来了重大变化：新秩序出现了。

广阔的全球地理形态和广泛的全球气候机制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理区域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区域，包括干燥的大陆草原、半干旱的中纬度地区以及水分充足的海洋和热带赤道周边地区，所有这些都与非洲内陆的沙漠、大草原和赤道雨林密切联通。新世界的地理场景，则是西部濒临太平洋的高山山系和东部的大陆水系对陆地的区域分割。

全新世晚期的全球气候机制在世界各地都有大致同步（可能内容不同）的表现。模式化（可能不规律）的太阳活动周期和更捉摸不定的火山喷发作用于大气环流系统，影响极地涡旋之外的赤道季风区和中纬度西风带。其结果是，两个长时间的气候适宜期使人口稳定增长乃至繁盛，其间人类社会发生振**，在三个危机和衰退的时代间起起落落。它们依次是青铜时代危机期、铁器时代复苏期、古典时代气候适宜期、“黑暗时代”（古代晚期）、中世纪气候适宜期，然后是小冰期。本章所讲述的全球故事，跨度从公元前1000年前后青铜时代危机的余波一直到公元1350年小冰期危机爆发前的几十年。

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气候背景：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极小期（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700年）

无论早期文明受到多大的局限，它们都实现了人口增长。在公元前9500年前后的冰河时代末期，全球人口数约为700万人。经过6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最早的一批国家出现时，全球人口数增加到约4000万人。接下来的两千年里，我们先祖的人数在青铜时代危机期达到了约1亿人，其中至少有一半集中于中纬度地区的青铜时代帝国或王国，比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类似地，公元前1500年前后，美洲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地区也出现了人口聚集，大量以种植玉米为生的村落日益发展起来。由此形成了根本性的差异，尽管这些政权尚不完善，它们还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边缘和美洲山系一带孕育了大量农业人口。

如前所述，漫长的青铜时代气候适宜期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其晚期人类社会经历了适宜期和危机期的大循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全球危机中，无人能够置身其外。最重要的因素是太阳的能量输出，它在“最大值”到“最小值”间相对规律地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11年的周期变成数百年或数千年的更大周期。太阳活动极小期通常归因于火山活动，受北半球降温影响，它会造成全球范围的恶劣天气。其中时间最长的，是长达2000年的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周期，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持续到公元前2000年，并且还将在小冰期开始时卷土重来。这就是人类事务中适宜期和危机期交替反复的背后驱动力。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地球获取的太阳能量逐渐减少，北半球因此变冷，冰山在北大西洋形成，寒冷干燥的冬季风（即西伯利亚高压）向南吹过欧亚大陆并进入北美。围绕着“印度-太平洋”大环流，亚洲夏季风减弱，而美洲则因厄尔尼诺现象降水增多。就在美洲大陆遭受（有时是受益于）降水增多的同时，欧亚大陆南部遭遇旱灾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干旱的趋势似乎因一波地震而加剧，这些地震据估计发生在公元前1225年至公元前1175年。

正如第四章里所讨论的，在从中国到埃及的欧亚大陆，气候变化的结果既有人口的繁盛，也有大帝国的衰亡。青铜时代地中海东部的强盛国家，如迈锡尼、克里特、埃及新王国、赫梯帝国、东南部的米坦尼王国（MittaniKingdom）和巴比伦的加喜特王朝（Kassiteregime），都在公元前1050年前后灭亡了。不论原因是地震、叛乱，还是外敌入侵，城市都被焚毁，宫殿遭到劫掠并被夷为平地。在中国，有着700年历史的商朝在公元前1046年被来自西部沙漠边缘的周人推翻。在这一冬季干燥严寒且季风活动减弱的时期，周人打败了商朝的统治者，建立了第一个君权神授的朝代，国家仅由一位贤者统治，他乃天命所归并得到神的庇佑。如果季风（以及它所带来的益处）消失了，那么像商朝这样的王朝就可能丧失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接下来的2600年里将会反复上演。

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降水的影响因地区而异。沿安第斯山脉，雨水在狭窄的河谷地带形成了毁灭性的洪水，它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00年达到顶峰，破坏了人类文明的延续。另一方面，早在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不断增加的降水量促进了小部落的发展和巩固，这些小部落联合成村落，迈出了形成国家的第一步。在北美东部，北方的严寒加上公元前1200年以后的厄尔尼诺现象摧毁了大型动物的生存环境。

瘟疫与欧亚草原

旧世界的证据表明，在危机时代的混乱状况中，瘟疫肯定与青铜时代的危机有关。从公元前14世纪的赫梯帝国，到特洛伊围城战，再到公元前12世纪的以色列，不少文献得以流传下来。它们显示，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中世纪晚期特有的瘟疫似乎有着更久远的源头。最早的遗传学证据来自中亚阿尔泰地区的一个大约公元前2800年的集体坟墓，它表明在整个青铜时代，鼠疫以某种形式在大草原上流行，并且同向西进入欧洲的印欧游牧民族密切相关。在青铜时代晚期，它很可能通过商业活动和战争，广泛传播到地中海东部地区。

当然，尽管面临着公元前1千纪早期恶劣环境的压力，强盛文明的崩溃可能也带来某些健康方面的益处。这些压力真实存在，但却是局部的。青铜时代晚期，克里特岛的定居点都在沿海地区，住所直面海风侵袭，后来的幸存者则挤在避风的山顶村落里，紧闭门窗抵御严冬。我们可以想象天空中弥漫着冬日的炊烟，聚集的村民们越来越多地承受着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负，其中可能包括肺结核。对人类骸骨的化学检测表明，极少有人敢于冒险到危险的海洋中捕鱼。从欧亚大陆西部出土的可追溯到铁器时代的遗骸显示，与青铜时代晚期相比，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身材也较矮。另外，这也可能是一种权衡。商业的衰退和大规模军事征服使铁器时代那些规模较小且压力重重的社区隔绝开来，让它们远离了四处传播的瘟疫。

尽管如此，瘟疫与骑马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兴起和扩散之间的关联，奠定了地缘政治结构的关键要素，这种结构将延续到近代早期，并在近四千年的时间里塑造欧亚大陆。最早的瘟疫发现于青铜时代早期的墓穴，它们属于大约公元前2800年的阿尔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讲原始印欧语的人群，以及大约公元前2200年的里海北部的大草原上的辛塔什塔人（Sintashatapeople）。

公元前2000年后的某个时期，辛塔什塔人将笨重的四轮马车变成了轻便的两轮战车。战车武士、战车战争，还有操着印欧语的人群开始向四面八方扩散。战车武士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到达地中海东部，塑造了青铜时代晚期的战争形态；战车，或者说操着印欧语系语言的战车武士，抵达了中国，并被商朝及其继任者周朝同化。草原与帝国腹地的联系紧紧围绕着马匹交易，它既可以拉动战车，也可以运送其他重要商品。这些战士和商人中有人讲古印度语，其中部分人向西迁徙到安纳托利亚，向南进入伊朗，向东南则到达旁遮普（Punjab），那里宏伟的哈拉帕城在公元前2000年消亡。七百年后，这些人的一个分支在印度河北部支流地区定居下来，把《梨俱吠陀》写成了文字，并准备开始向东长途迁徙到恒河流域的森林中。

然而，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草原上发生了两大重要转变：一个是草原武士从马拉战车转移到马背上，另一个是瘟疫的毒性增强并且传播途径增多。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开始，黑海北部的大草原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斯基泰人（S）的军事文化，他们或许与中亚地区有更深的渊源。不同于老式的长弓，他们使用的是短的复合弓，可以在马背上使用。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草原上，斯基泰人是第一批出现在草原上的尚武民族，未来匈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将陆续到来。随着世纪交替，不断涌现的游牧民族袭击和征服了欧亚大陆南缘主要的古文明。公元前800年之后的太阳活动减弱时期（被称为荷马太阳活动极小期，Homeriimum），从斯基泰人开始，这些军事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马——将生存于气候更寒冷的时期，其间潮湿的西风和冬雪遍布从黑海到蒙古的草原与大漠。这种气候使土拨鼠和大沙鼠的领地发展壮大，这些啮齿动物正是耶尔森氏鼠疫杆菌（Yersiis）的重要宿主。值得注意的是，遗传学研究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950年的某个时段，鼠疫杆菌以两种方式发生突变：发展出了可借跳蚤传播的基因；发展成可感染淋巴腺的具备完全毒力的形态。因此，从斯基泰人的崛起到草原军事社会的消亡，以及18世纪对鼠疫的遏制，草原仿佛草与灌木构成的内陆“海洋”，一直威胁着欧亚大陆南缘的大量人口，影响范围从中国和印度直到中东和欧洲。草原武士与季风地带的统治者及其治下的农民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世界体系。

▲位于尼尼微（Nineveh）的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宫殿中的亚述骑兵浮雕（公元前700年）。公元前2000年前后，草原武士最早利用马拉战车作战，之后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发展出骑术。马背战争的扩散可以反映瘟疫从大草原向欧亚大陆传播的轨迹。

进入钢铁时代

上述形势显然不利于迅速恢复。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极小期（Hallstattsrandminimum）并未不稳定地持续，而是可能结束于公元前700年，但它造就了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更加寒冷的气候条件。之后的六七百年，世界大部地区的气候相对有利，北半球更加温暖，亚洲季风强劲，拉尼娜现象频发。在这几个世纪里，亚洲内陆地区（或许还有北美地区）很可能遭遇干旱，但除此之外，气候条件对大规模扩张有利。

危机时代里，世界人口数量很可能从公元前1200年的1亿人这个峰值迅速下降，但到公元前300年，人口数量又反弹到大约1。85亿人。其中，有1。3亿人分布于中国、印度和西南亚埃及这三大欧亚文明区，囊括了世界人口总数的70%以上。如果我们把欧洲的2200万人口也算上，旧世界的核心人口数量就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80%以上。人口增长高峰期一直持续到公元300年，当时全球的总人口达到了2。5亿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分布于大俄罗斯及亚洲内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洲及安第斯山脉这三大区域，数量占比大约为15%。所有这些地区在公元1千纪的变化和扩张日益显现，起初是缓慢的，但随即遍地开花，不断加速进入全球性的古典时代。

这一缓慢但不断加速的进程，在旧世界和新世界都有类似的轨迹。不过我们的重点是相互关联的欧亚大陆和非洲，特别是中国和埃及的核心人口。在此弧形地带上，青铜时代晚期等级森严的政治面临着危机和崩溃，这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许多领域，新的地方自治体制和环境压力都为创新开辟了道路。随着王朝的崩溃，书记官及他们使用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书写系统消失了，它们逐渐被新的字母书写系统取代，而后者更容易为普通人所接受。类似卡尔·雅斯贝斯（KarlJaspers）所称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轴心时代”（AxialAge），睿智的历史学家常常把这几个世纪看作在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多种原生文化实现了平行发展的时代。神职人员和宗教学者摆脱了青铜时代君主权力具有天然合理性的约束，发展出以强烈的普世伦理和哲学传统为框架的一神论的世界宗教传统。

在技术方面，冶金的创新至关重要。在公元前1千纪，铁取代青铜成为整个旧世界的主要金属。正如第三章所言，青铜是纯铜和锡的合金。锡不易找到，在古代其开采地点位于安纳托利亚、伊朗、阿富汗、中亚、北欧、中国北部和东南亚。锡的获取主要靠贸易往来。随着矿脉枯竭，交易网络向欧亚大陆更遥远的地区延伸。王朝统治者控制着上述贸易，也监督着青铜的生产。当青铜时代晚期辉煌一时的统治政权，因地震、叛乱或暴动而崩溃时，至少有一段时间贸易网络也被波及。随着贸易的中断，金属工人可能失去了获得锡的途径。

青铜没有销声匿迹，但日渐稀有，日渐难于生产。作为替代者，铁慢慢成为重要的金属。铁的生产涉及更复杂的化学过程，但一旦其中奥秘被广为知晓，它就成为一种更优越、更容易获得的金属。生产流程一开始类似冶炼铜锡，粉碎后的铁矿石和木炭一同在熔炉里加热成**。诀窍在于熔炉的通风，以及使用含钙物质（石灰石或者贝壳）将游离的铁离子从木炭渣和杂质中分离出来。待到鼓风高炉发展起来后，熔炉最后出产的是“铁块”（bloom），即一种由熔炉炼出的海绵状铁，然后就可以将其在铁砧上锻打成为熟铁。

在整个古代社会中，掌握熔炼制铁的奥秘为金属的广泛使用提供了可能。青铜制作成本高昂，只有精英人士负担得起；普通的农家依旧使用磨利的石制工具进行切割。但铁是“一种平民的金属”。铁器生产只需木材和钙，并且铁矿分布广泛，比起产地遥远且昂贵的铜矿石和锡矿石，普通人更容易获得铁矿石。一旦掌握了通风和熔炼的诀窍，使用炼铁炉就相对简单了。炉子可能坐落于一个浅坑之上，上面有经过黏土密封的砖砌炉体，配备了陶管让空气进入炉床。有些炉子可能配有一个皮革风箱来鼓风，大多数则是利用盛行风进行自然通风。熔炼出的铁是一种具有延展性的材料，可能比锻造良好的青铜更为柔软。但铁可以通过回火和碳化转变为不同等级的钢，做法是在木炭上反复加热后置于空气中冷却，或在水中淬火并进一步加热后渗碳。可能是钢铁的易于生产，而不是锡的严重缺乏，改变了技术革命的方向。其结果是武器的大规模生产，但更重要的则是各种用于耕作、伐木以及铁器深加工的工具的诞生。在切割、挖掘、锯切和敲击的过程中，人类应对自然和物质世界的力量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