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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大加速 在变暖的世界中加速变革1815年至2008年（第4页）

到目前为止，很明显，虽然化石燃料革命给第一批化石燃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但最终的主要受益者将是拥有最大资源基础的国家。较小的工业强国被战争削弱，日本的战败终结了其帝国野心，欧洲殖民列强在失去了保卫海外殖民地的手段和意愿后，其殖民体系仅仅二十余年就崩溃了。1947年，英国承认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1963年，英国承认肯尼亚独立；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英国承认所有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独立。最终，法国和荷兰也放弃了他们的亚洲殖民地。到1970年，在去殖民化的背景下，70多个新的国家建立。

美国遭受的损失比其他任何主要参战国都要少，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到1950年，美国占全球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以上。战胜国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没有对联邦德国和日本实施惩罚性制裁，而是鼓励它们重建经济，两国很快就实现了快速增长。

当时世界划分为两大权力集团——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另一个是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战后创建的新全球机构，包括联合国（U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全球谈判和金融交易提供了框架，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超级大国及其主导的权力集团手中。

在这个新的全球框架内，经济增长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加速，化石燃料革命终将波及世界大部分地区。1991年苏联计划经济的崩溃，以及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市场经济，都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驱动社会更善于引入创新，这些创新使得化石燃料技术的开发成为可能。到2000年，资本主义经济主导了世界大部分地区。

在20世纪的后五十年里，人类成为地表变化最重要的单一驱动力。人类力量和影响力的突然增加以及与之相关的变化，被许多学者称为“大加速”。与整个人类世一样，重要的是要了解“大加速”的规模。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从单一来源中选取了下面的许多数据。

从1950年到2000年，世界人口翻了一番以上，从30亿人增加到60多亿人，其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在过去，如此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会导致全球饥荒，但粮食产量的增长甚至快于人口的增长，这得益于灌溉的增加（使用化石燃料推土机建造数千座水坝）、杀虫剂的引入、大量人造肥料的应用，以及对产量更高的小麦和水稻品种开展的基因工程。人造肥料的生产甚至说明了化石燃料对非机械过程的深远影响。哈伯-博施法将大气中的氮固定在氨中，由于氮是无活性的，这个过程需要的能量，只有在化石燃料时代才成为可能。实际上，这是一种将化石燃料（主要是石油）转化为食品的方法。

▲位于阿联酋迪拜（Dubai）的哈利法塔于2009年竣工，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也是一系列建筑高度竞争中最新的一座。

▲11。2夜晚的地球（注：这是一个能让你找到最多能量所在地的好向导。）

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在旧石器时代，大多数人生活在流动家庭群体中；在农业时代的1万年里，大多数人在小村庄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农民生活；到2000年，超过一半的人类生活在大城市；到了20世纪下半叶，现代人成为城市居民的一种，从事农业不再是人类的主要生活方式。快速城市化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城市已经从高危之地——空气污染、不洁住所、肮脏河流和疾病携带者的集中地——转变为更健康、更清洁和生产力更高的地方，这要归功于20世纪40年代食品的大规模生产、其他补给的改善、工作机会的增加、下水道和水的净化与分配系统的引入、医疗保健的改善以及包括抗生素在内新药的引入。

医疗保健、营养、教育和卫生设施的改善提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水平，并使世界各地的预期寿命翻了一番。尽管许多人未能从这些变化中获得好处，但数十亿人确实是受益者，在他们看来，人类世意味着生活水平悄然而深刻的改善。

甚至有人试图通过减少空气污染，去除石油中的铅，并迫使公司限制向河流、海洋和空气中排放有害物质，来消除化石燃料革命早期阶段的一些有害影响。特别是在最早的化石燃料国家，20世纪下半叶很多地方出台了环境法，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人类影响和逐渐浮现的环境保护运动。许多立法对工厂或汽车对附近河流、空气质量，或拖网渔船对渔业资源所能施加的影响设置了限制。各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已经超出了界限，这会危及人类和自然环境。

新的创新浪潮推动了“大加速”，其中一些在20世纪初的战争中率先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军事目的而发明的火箭技术，使我们能够将少量的人类送上月球，也使我们能够将机器人运载工具驶出太阳系。化石燃料驱动的挖土机和柴油驱动的水泵可以改造地球表面来建造城市、水坝和道路，而柴油泵则使从含水层抽取淡水变得既容易又便宜，这可以满足快速发展的城市对淡水的需求。拥有更强大的引擎、更好的导航和声呐探测设备以及巨大渔网的拖网渔船，在1950年至2000年使捕鱼量从1900万吨增加到9400万吨。飞机、火车和轮船运送的人员和货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20世纪40年代末数字计算基本原理的发现和晶体管的发明为电子革命以及计算机、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奠定了基础——这些变革使人们能够以极小的成本在世界各地以光速通信。但总的来说，科学知识的增速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这使我们对宇宙历史、生物进化、地球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有了新的认识。集体学习、分享和积累新思想，现在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推动创新。

在20世纪后期，一种前所未有的适度富裕从精英群体蔓延到迅速壮大的全球中产阶级，首先是大西洋腹地，然后在世界其他地区。日益繁荣的经济，以及机器承担了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有助于解释世界许多地区性别关系的显著变化，因为妇女承担了更多传统上由男子承担的角色。

人类世丰富的能源和资源使许多变化成为可能，这些变化对人类是有益的。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为更多的人创造了更好的生活。

“不良的人类世”与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

与所有“创造性破坏”时期一样，“大加速”也有其黑暗的一面：虽然有一个“良好的人类世”及其所有益处，但也有一个“不良的人类世”，它带来了威胁这些进步的危险。

其中一些危险源于未能更公平地分配人类世的利益。虽然比以往有更多的人享受着适度的富裕，但更多的人口和不公平的分配意味着今天生活在赤贫中的人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2005年，超过30亿人（比1900年的世界总人口还要多）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5美元。虽然财富总量增加了，但其分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平衡。2014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控制了全世界87%的财富，而最贫穷的50%的人只控制了1%的财富。许多人还没有从化石燃料革命的财富中受益，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受着早期工业革命不健康、不卫生和不稳定的生活条件的折磨。现代旅行意味着新的疾病一旦出现就会以惊人的速度传播，而细菌和病毒传播、混合和进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现代医学对其无可奈何。到目前为止，这类流行病中最严重的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暴发的流感，导致3000万人死亡——比战争本身还要多。如今，航空旅行意味着这种大流行可能在几天或几周内传遍全球。

与此同时，现代生活的压力和复杂性造成了新型心理痛苦，特别是对那些从现代财富中受益最少的人来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加剧各种不满，随着现代武器的加入，这种不满可能会产生19世纪社会主义者预测的那种全球阶级斗争。其中一些危险对富人和穷人都有影响。核武器的发明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忽视一场核浩劫的可能性，这可能使人类世以及生物圈的大部分成果毁于一旦。

更难以想象但总体上更危险的是，人类的影响现在有可能破坏人类福祉所依赖的生物圈系统。为了理解这些危险，我们必须尝试衡量人类对整个生物圈的影响。

▲一只北极熊正在研究人类世，自我濒危（self-endangered）的物种在一旁观望。

人类已制造了大量化学物质，而且许多都是有毒的。来自核武器试验的放射性物质将在未来出现，像铝这样的纯金属形式也会出现，这些金属通常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纯粹由人类创造的塑料，现在正像巨大的岛屿一样聚集在海洋和城镇的垃圾填埋场中。自从大约24亿年前氧占主导地位的大气出现以来，这种新物质的扩散从未发生过。在20世纪80年代，保罗·克鲁岑和其他人证明了CFCs（氯氟烃，已广泛用于冰箱和喷雾剂中）正在泄漏到高层大气中，并破坏了保护地球免受有害紫外线辐射的薄层臭氧（O3）。幸运的是，人们很快认识到了氯氟化碳的影响，1987年的一项全球公约[4]大幅减少了氯氟化碳的生产和使用。因此，臭氧层已稳定下来，最终应该会自我修复。与此同时，人类现在为了建筑、道路和城市而移动的泥土比所有侵蚀和冰川的自然力量所移动的都要多，我们为寻找矿物和化石燃料而挖掘的许多地下隧道将在遥远的未来清晰地显现出来。我们从含水层中抽取淡水的速度比自然水流补充它们的速度快10倍。

我们对其他生物的影响尤其深远。随着人类使用更多的地球资源，留给其他物种的资源所剩无几。因此，现在的物种灭绝速度是过去几百万年的1000倍。瓦茨拉夫·斯米尔给出了惊人的统计数据，突出了人类不断增加的资源消耗与大多数其他物种不断下降的消耗之间的反差。他估计，在19世纪早期，人类的生物量（以全人类体内的碳总量来衡量）已经超过了所有野生（非驯养）哺乳动物的生物量。到1900年，野生哺乳动物的碳排放量大约为1000万吨，人类的碳排放量约为1300万吨。2000年，野生哺乳动物的生物量下降到500万吨，而人类的生物量上升到5500万吨左右。与此同时，人类驯养的动物，如牛和羊的生物量增长得更快。1900年，它们的生物量约占3500万吨，到2000年，它们产生了1。2亿吨的碳。这些数字意味着，到2000年，人类及其驯化的动物占所有陆地哺乳动物生物量的97%以上。仅这一统计数字就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衡量标准，表明人类突然崛起成为生物圈的霸主。

人类所造成的影响达到如此规模无疑是危险的。我们知道，塑造地球表面的生物圈是由大气、海洋、陆地、植物群和动物群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系统，它是有弹性的。但我们也知道，这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会突然翻转，会影响到所有其他部分。大约1。2万年前，在经历了几千年反复无常的变暖之后，全球气候突然稳定下来，温度明显高于过去百万年的冰河时代。全新世异常稳定的气候是整个人类历史农耕时代的背景。今天，人类的影响威胁着这一稳定的气候系统。问题是，人类的影响是否有可能推动气候系统跨越全球（而不仅仅是区域）临界点，超越临界点后，它是否会变成对人类不利的新状态？例如，当冰川融化时，它们会留下大面积的黑暗区域，会吸收热量而非反射热量（像白色的冰那样），从而在危险的正反馈循环中加速全球变暖。同样，森林可以保持水分，但随着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森林及其上空的干燥空气可能会迅速将林地变成草原或沙漠。最后，我们知道，释放大量核武器将对整个生物圈产生直接和毁灭性的影响。

确定这些临界点的最谨慎的尝试之一来自斯德哥尔摩恢复力研究中心（StoResiliere）的工作，近十年来，该中心一直试图为人类活动定义一个“安全操作空间”。它通过试图确定重要的“地球边界”来完成这项任务。超过这些限度，人类活动就有可能发生灾难性崩溃，或将严重破坏人类社会的变革。目前，斯德哥尔摩恢复力研究中心确定了九个可以用不同精度测量的地球边界。

▲《温水煮青蛙》：全球变暖的加速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似乎是人类世的一个重要特征。

它们包括对全球气候系统及臭氧层、生物多样性、森林覆盖、海洋酸度、淡水利用以及生物圈内磷和氮循环的各种影响。他们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是最关键的，因为这两个系统“如果受到实质性和持续的侵犯，它们均有可能将地球系统推向一个新状态”。

其中有没有被越过的界线？任何答案都有很大的误差，因为生物圈是如此复杂，它的工作原理不可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确定。每一个地球边界都与广阔的不确定性区域或不断增加的风险相关联。在这些区域之外，危险结果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地球两个核心边界之一的生物多样性，似已被相当明显地跨越了，目前生物灭绝的速度已远超不确定的范围。至于气候变化，今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为400ppm[5]，我们完全进入了从350ppm到450ppm的不确定区域。

人类对土地利用，特别是对森林的影响，也使我们进入了不确定性区域。目前，约有62％的原始森林得以幸存，而不确定性的估计范围是54％至75％。另一个危险领域是生物化学流动，特别是磷和氮的流动现已远超不确定区域，尽管它们最初的影响可能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

在过去两百年中，人类可利用资源的大量增加改变了人类历史以及人类与地球的关系。这些显著的变化使数十亿人富裕起来，创造了过去无法想象的富裕水平，但许多人仍生活在赤贫中。总的来说，使这些变化成为可能的巨大的能源和资源流动，其方式肯定会伤害许多其他物种，如今也正威胁着生物圈的转换，并可能损害人类的后代。本章试图描述这些变化，我们相信，为了造福子孙后代，如果我们要找到方法来管理我们惊人的力量，那么理解这些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但人类世也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人类本质和人类历史的重要事情。如果这一章的论点大致正确，我们持续创新的集体能力很久以前就确保了人类最终将主宰生物圈。但确切的时间和方式仍然无法确定。人类世可能首先在中国开始吗？或者，在中世纪的巴格达？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的世界将大不相同。要解释人类世所走的准确道路，需要有对人类历史的长期趋势和几十年来许多不可预知的曲折和转变的敏感性，这些曲折和转变塑造了今天的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