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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冰河之子 人类散居世界与文化分化滥觞公元前20万年至公元前1 2万年（第1页）

第一部冰河之子：人类散居世界与文化分化滥觞（公元前20万年至公元前1。2万年）

第一章冰原来客：一个适应性物种的出现与散布

克莱夫·甘布尔

欧内斯特·盖尔纳（ErGellner）在其哲学史著作《犁、剑与书》（Plough，SwordandBook）中说道：“原始人（primitiveman）活过两次：第一次在他的时代为自己谋生，第二次则在我们的建构中为我们再活一回。”此类双重生涯引发了考古学家的关切，他们想方设法去廓清深度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雾。与其他学者类似，盖尔纳的世界历史框架基于三方面的大变革：农业、城市和工业。最近，考古学家又增添了“人类革命”（humaion）这第四个维度，认为在大约5万年前，智人就已经融会掌握了日后文明发展所需的所有认知、创造和社交的技能。

智人的艺术、装饰、墓葬、久居场所以及奇石异贝的贸易可能就是上述变革的明证。他们额宽腿长，反映了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非洲血统。他们能说会唱，还会弹奏乐器。我们可以充分假设，他们已认同了亲属关系。他们通常被称为“现代人”（modernhuman），这个术语对研究人类深度历史并无益处，因为它损害了我们重建历史的广度。这些人仍然是古人类（hominin），是我们以及我们所见人类化石的祖先。不过，纯粹主义者基于分类学的理由争辩到，像尼安德特人这样的古人类，应该被排除在“人类”（human）这个我们用来形容自己的概念之外。

▲1。1第一章中出现的地名　本书插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考古学家很快就发现了有关技能的证据。正如新的年代测定方法所揭示的那样，这些技能至少在20万年前就开始缓慢积累。在非洲的不同地区，都发现了产生于不同年代的具有革命性变化的标记，例如人造珠子、颜料的使用以及弹丸技术的变化。近十年来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发现，需要一个能包容人类起源多样性的、更为复杂的解释框架，而不是单一的“现代”主线结构。

非洲之外另有故事。随着人们离开非洲大陆，文化标记的踪迹越发模糊。在旧世界的其他地方，非洲移民后代的历史仅能从分子层面窥探一二，这些痕迹保存在当今人类的基因、稀有化石或新大陆（主要是澳大利亚）的定居遗址中。例如，中国南方福岩洞发现了人类牙齿，但是没有发现珠子和颜料的使用。这些牙齿的历史介于12万年至8万年前，在没有遗传信息的情况下，可以推测它们代表了来自非洲的一个早期人类分支。然而，这些人并未带有“现代人”的标记物，比如出现在同时代非洲的珠子和使用过的赭石。此外，福岩洞中也没有发现石器。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常规的考古手段无法定义“现代人”。人类而非古人类的起源研究是不太容易通过借用革命的隐喻来探索的。

并不是离开非洲就能成为人类。过去的200万年间，许多人属（Homo）群体离开了非洲，却没有成为现代人类。如果因为延宕许久才迟迟离开，就将他们归类为不甚现代（not-quite-modern），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的延迟在我们看来可能很奇怪：在社会发展、思想传播和技术进步时，默默无闻从来就不是我们如今所公认的“现代人”的特征。但是这些人自顾自地生活，并不关心我们是否有能力重建他们的生活。同时，他们生活在生物和文化进化的选择压中。这些因素正是我了解人类深层历史的切入点。

曙光初现

关于人类深度历史的研究，我的叙述的内在动力既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化，也不是技术的进步。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将在第二章中探讨。我的叙述是将人类看作全球旅行者。尚无古人类能穿越大洋或西伯利亚冻原进入美洲。随着人类的出现，远洋航行已经到达澳大利亚和大洋洲附近的岛屿。之后，美洲有人类定居，地球可居住面积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000多年前，当这些迁徙者抵达太平洋的三个偏僻地区，即夏威夷、复活节岛和新西兰时，人类已经通过长途跋涉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物种。客观而言，从最早的古人类诞生到非洲以外人类的出现，其间400万年的时间里，全世界仅有四分之一的地区有定居者。而在过去的5万年，这段不到古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二的时间里，世界其余四分之三的地区都被迅速占据了。在歇口气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自己是孤独的人类种群。我们在最初迁徙途中遇到的其他古人类种群都消亡了，他们中的一些同我们杂交，一些则与我们失去联系。有如圣诞节大促销，我们种群的身价因多样性的急剧减少而日益高涨，并由此获得了相应的全球地位。

本章将考察这种叙述的背景以及人类在非洲经历的进化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气候变化的机制及其对当地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本地的生存空间必须如齿轮相扣一般适应气候、地球的轨道运行节奏和地质构造变化等相互关联的驱动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尺度上运作，即行星、海洋、大陆和区域。它们显现出可变的速度，该速度是由它们的合力所产生的常规气候周期的振幅和频率决定的。这些周期与纬度、经度和海拔高度对太阳能生产力的持续影响相结合，从而为那些能力和智商出众的古人类种群提供不断变化的生态机会。这样的机会表现为季节变化所带来的食物丰匮以及饥饿风险的增减。性别因素在找寻最佳食物的过程中作用也很明显，两性在我们物种繁衍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大相径庭。这意味着人类深度历史必然具有深刻的性别内涵。出于上述原因，在讲述一个进化故事时，女性必定是其中的焦点之一。然而，站在以男性祖先持矛狩猎场景为内容的复原图和立体模型前，读者不这么认为也情有可原。

在深度历史中，对人类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公认的第一批直系祖先是否真的与他们的过去大不相同。这就引出了更多的问题：当我们遇到某人时，如何去认识他；其他种群是否为气候和环境所改变；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成为全球性物种。相关问题还包括人口规模、全球定居的时间、可能导致血统改变的生物和文化结构以及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和性别选择机制的影响。

▲常见的情景重现：挥舞长矛的男性祖先在狩猎。实则这是一种误导：女性对寻找最佳食物作出了主要贡献。

认识人类

在深度历史中，有四条途径可以用来认识人类：基因、解剖学、人工制品和地理学。证据链各有其自身的程序假设、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这使此种跨学科的分类工作极具挑战性。

多年来，验证人类的证据主要是解剖学，尤其是头骨化石的形状（见表1。1）。虽然样本量非常稀少，但这并未阻碍生物人类学家设计进化树，并应用基于生殖隔离的生物物种概念来解读散碎的材料。长期以来的传统将生物物种定义为实际上或潜在地进行自然**的种群，这些种群与其他相近种群无法繁衍共同的后代。

考古学已经检验了这个概念。最初的研究是通过当今人类的基因来绘制人类祖先的分布图谱，其中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mtDNA）用来追踪雌性祖先，Y染色体（Ye）用来追踪雄性祖先。但是，这些都无法表明迁出非洲的古人类与他们遇到的当地种群之间没有出现杂交。

表1。1克里斯·斯特林格和彼得·安德鲁斯定义“现代人”的解剖学标准

▲智人的头骨（左）与更古老的祖先如尼安德特人（右）相比，骨头更薄，前额高，下巴突出。自赫胥黎（Huxley）以来，解剖学家一直认为这些特征是我们进化地位的重要标志。

后续的研究重建了已灭绝的古人类的基因组。这一突破得益于骨骼DNA提取和测序技术的进步。研究结果中有两个发现应予重视。首先，生殖隔离这个生物物种概念不适用于人类种群。欧亚尼安德特人至少在50万年前就同非洲人类种群隔绝开来，那时他们最后一次共享祖先海德堡人（Hamoheidelbergensis）（时间估算是基于假定的突变和差异率）。然而，当今人类约有4％的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这表明经过长时间的分离后他们依然成功进行了杂交。其次，可能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化石记录的灭绝世系。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丹尼索瓦洞穴（DenisovaCave）中新发现了一个古人类种群，这预示着未来十年里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上述遗传证据来自年代尚未确定的指骨，经测试预计它将提供又一个尼安德特人基因组。

人类解剖学和遗传学研究需要继续努力以协调他们的数据。正如考古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P??bo）所说：“我当然希望最终给这个世界带来确定性而不是混乱。”考古学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于炎热地区骨骼化石中的DNA难以保存，而它在温带地区保存良好，在阿尔泰等气候寒冷地区则是最佳。例如，在位于北纬25度以南的中国南部福岩洞中发现的化石，目前从中提取DNA的机会就微乎其微。

第三条证据链来自考古学。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Klein）早年曾绘制了一张清单（见表1。2），用以证实发生过一场短暂而剧烈的人类革命。这张清单的内容现在已经有了扩展，涵盖了更广的时空范围。考古学家的目标在于，一方面要适应资源利用的变化和新的人工制品的出土；另一方面要根据具有现代外观头骨的出现和当今人类的亲缘地理学研究，利用不同的DNA证据链重建、绘制人类起源和迁徙的地图。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具体可参见表1。3。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场人类革命，而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件。

表1。2考古记录中可检测到的全套现代行为特征的十点清单（始于5万年至4万年前）

表1。3“现代人”中智人出现的时间框架

距今30万年到5万年的重要技术演进

▲距今30万年到5万年的某些重要创新。这表明向某些所谓现代行为的演化是缓慢渐进的，而不是革命性的。

来自非洲的各类基因、解剖学和人工制品证据，经过漫长的组合分析，建构出另一个假定的祖先，他可能会让我们修改盖尔纳的论断，改为原始人活过三次，除了前两次，还得为生物人类学家再活一次。这就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natomian，AMH）。他和我们长得很像，自上次共享祖先以来就生活在同一时间范围内，但在构成他们世界的艺术、音乐和符号应用等关键领域，他们并没有展现出全套现代技能。这种分类最早在1971年得到应用，目前已经十分普遍。来自埃塞俄比亚赫托（Herto）地区的有着16万年历史的三个头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根据外形，这三个头骨被归为一个亚种，即长者智人（Homosapiensidaltu）。名称的最后一个词在阿法尔语中意为长者。发现的石制工具可能制作于30万年前的任何时期。不过这些头骨在死后被加工过：剔除皮肉并进行了部分抛光。发掘者把这看作一种有意为之的葬俗。具有现代的长相，经历奇异的头骨改造，却使用古老的石器制作技术，这些方面看似有些矛盾。在经过头骨、基因和新人造物的比较后（见表1。2），长者智人最终被判定属于AMH，还不完全算是“现代人”。

运用AMH概念来解读种种证据，得到的更多是关于我们而非古人类的分类。AMH概念被发明出来是为了解决一个矛盾，即与古老类型石器一同发现长相具有现代特征的头骨。如今，考古遗传学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然而，这三条证据链不太可能呈现出一幅和谐的图景。当涉及生物和文化特性时，必须可以预见矛盾的存在。考古学家通常根据独占性（mo）的构想来制订计划。要被归类为“现代人”，或者说是铁器时代部落的代表或古代城市国家的公民，个人必须表现出与同类物质标记的高度一致性。现实情况是，身份认定基于共享某些特征而不是共享全部，这是一种多元视角。两者的区别在于独占与共享。AMH是关于身份认定的一个好例子，要获得“现代人”俱乐部的成员身份，如果应用单一的标准，AMH将被拒绝，但如果应用多元的标准，AMH就能通过。随着分子层面证据的增加，人们的期望值也高涨起来，我们开始听到“基因意义上的现代人”（geian，GMH）的说法。

AMH故事中另一个复杂的事实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PulauFlores）发现的一种古人类，他们脑容量较小但使用石器。这种来自鳄鱼洞（Liangbuaya）的古人类因其一米高的身材而被称为霍比特人，他们似乎与人类进化的预设轨迹相矛盾，这种预设认为在同等体型的情况下大脑进化有增大的趋势。弗洛勒斯人（Homofloresiensis）的大脑体积为401立方厘米，而与他们同时代的更新世智人的大脑体积已经达到1478立方厘米。然而，不考虑体型的话，弗洛勒斯人的脑形成商数（Eio，EQ）为4。3，而智人是5。4。在这个比率上弗洛勒斯人数值较小，但还是比所有的南方古猿高，甚至也比海德堡人高。

表1。4三个古人类种群对比

▲灵长目动物大脑体积比较：各组数字间的相关性很明显。

鳄鱼洞的发现是出人意料的，并被认为不适用于智人的生物物种概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列入人属。小脑袋的他们被拿来和更古老的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afrius）做比较，后者大脑体积为464立方厘米，脑形成商数为2。81。关于大脑颅腔模型的研究表明，尽管二者的大脑都很小，但它们的结构却不同，鳄鱼洞的居民更接近我们的现代形式。把他们列入人属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他们在3。8万年至1。2万年前灭绝，而非洲南方古猿早在240万年前就灭绝了。

现在让我们从分类开始，问一些关于最早的智人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下巴和四肢的比例（见表1。1）？答案是：并没有太多不同。他们有着与他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相似的体格。冰河时期的人类体格健壮，体型普遍较大。全新世气候变得温暖，而且蒸煮后的谷物、碳水化合物变得柔软且易于消化，从而改变了饮食习惯，这都使骨骼变得更细更轻。此外，尼安德特人同样拥有作为关键因素的体积庞大的大脑。

大脑的大小很重要，因为可以用它来推断个体所生活的社会群体的规模。一项关于现存的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群体和大脑体积的研究表明，大脑体积与社会群体大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统计关系：大脑越大，个体所生活的社会群体就越大。例如，黑猩猩的大脑体积为367立方厘米，单独个体典型的社交网络包含其他57个个体。猕猴的大脑更小，体积为63立方厘米，社交网络同伴有40个。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记忆和维持社会关系是一种挑战，并受到一种认知负荷的限制。大脑体积与群体规模之间的这种关系导致人们将大脑描述为社交大脑，并提出了以下假设：在人类进化中，大脑的增大是由我们的社交生活驱动的。解释这一过程的选择压，最初就是说明生活在较大群体中有利于抵抗捕食者这个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