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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泥土与金属 农业肇始到青铜时代危机的文化分化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1000年（第1页）

第二部泥土与金属：农业肇始到“青铜时代危机”的文化分化（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1000年）

第三章走进变暖的世界

马丁·琼斯

随着当前的温暖期（或“间冰期”）的开始，世界范围内的冰盖已经明显消退，人类祖先的全球之旅已经到达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在每一块人类定居的大陆上，都有一些群体将开启与自然的全新交流，这会发生在世界的几个不同地区。这种新的交流将包括与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链中的动植物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例如通常与狗结成伙伴关系，一同进行全球旅程。在不同的地方，这些关联对象还包括一系列开花植物、不同种类的食草哺乳动物，偶尔还有鸟类。这种新的生态学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以至于几代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在食物采集和食物生产的世界之间划清了界限：一个是狩猎、采集和觅食的世界，一个是农业的世界。

关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它们之间有某种不可避免的联系，所有社会都发现自己处于一条发展道路上的不同位置。其他人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转变，探索导致革命性变化与积极传播新观念和新战略的条件和环境，而不是某种稳步线性的进化。这两种方法本身都难以完全解释这一转变。

▲3。1尼古拉·瓦维洛夫的“多样性中心”（注：假定的驯化作物起源地。）

渐进式进化的解释面临的问题在于，转变为何如此之晚。我们这个物种大约有20万年的历史，展示出所有的现代认知属性也至少有8万年之久。在农业出现之前的时代，人类适应了世界各地多样的气候、地理和生态环境，这些环境在一系列极端环境之间波动。后续年代有什么特别之处，有哪些新挑战导致了如此激进的变化？这些问题促进了考古学的实地调查，最初主要集中在西南亚和中美洲，随后是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这些调查项目为与特定地区和特定时间有关的解释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这些地方人类定居性质和方式的深刻变化表明，“革命”能够也确实传播了新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新观念似乎可以解释大部分证据。然而，同样的证据在少数地区解释不通。转变显然在彼此相隔遥远的多个中心，以符合全球进化进程的方式重复发生。

因此，许多当前的解释将转变的革命性和进化性相结合，同环境波动、文化和人口的反应等主题一起探讨。此类叙述所依据的证据也发生了变化。最早的解释基于发掘出的手工艺品、打猎用的箭和矛尖、用于研磨的石头以及烹饪用的锅等。在探查人类食物的过程中，动植物残骸也及时补充了数据。最近有翔实的证据表明，在我们与自然的交流中，遗传转化是这一根本转变的核心。

过渡时期中的环境背景也更容易被理解。它在不同年代发生于不同地区，但在所有情况下都在“新仙女木时期”之后，即1。29万年至1。17万年前影响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一次急剧降温后，一系列长期的重大气候波动由此结束，我们称之为“全新世”的温暖时期开始了。此前几千年剧烈的温度波动已经威胁到许多大型生物的生存，尤其是大型陆生脊椎动物。在此期间它们当中有不少走向了灭绝，人类也不例外。在之前的间冰期，人类在世界上至少有五个分支。到1万年前，只有一支幸存下来，没有步其近亲的后尘走向灭绝，反而走向兴旺。在一个变暖的世界里，智人比它的任何前辈和表亲都扩散得更加充分和广泛。

了解自然

灵长目动物通常倾向于避开新环境，但有时会根据需要做出改变，就像山地大猩猩那样。人类在这方面尤其擅长，但在移居问题上仍然非常保守，要找到类似出发地的环境通常就得迁移很长的距离。例如，近代早期欧洲移民为了寻找“新欧洲”，跨越了全球。即使在现代穿行于各大陆时，他们也更青睐熟悉的城市环境。作为非洲血统里唯一幸存的一支，他们是如何应对走过的新世界？他们在最初稍显新奇但后来又明显不同的环境中做了些什么？当人类穿越四大洲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时，他们曾经逐渐适应的非洲动植物物种已经不见踪影。在这个从非洲出发，跨过亚洲和白令海峡，穿越北美、中美和南美的旅程中，动植物种群发生了多次巨大的变化，人类是如何适应的？

◎动物种群

这个问题在我们追逐和利用的动物中最容易解答。8万年至4万年前，人类的早期成员在南非好望角地区的西布度岩洞（SibuduCave）等地游猎，他们可能主要以南非野猪和蓝麂羚等动物为食，但没有把它们带到别处。这些种群在欧洲没有被发现，但属于同一种属的猪和羚羊，还是能在欧洲找到并得到利用。在某些情况下，新种群的体型或外观有很大不同，但替代效果是一样的。似乎有理由推断，早期人类的感知并不局限于对单一种群做出反应。他们可以做的不仅仅是识别和命名单个种群。

我们从近现代民族志中学到的一点是，尽管本地分类系统可能与我们的不一致，但它们总是详细而精确的。我们不难推断，除了特定物种的名称外，它们还有与我们的术语“哺乳动物”相似的通用术语。人类早期迁徙的关键在于能用一种“哺乳动物”替代另一种，并相应地改变捕猎策略。人们很容易拓展论点，推断出“鸟类”和“鱼类”拥有单独的通用术语，更具有推测性的是存在“猪科”（suid）、“鹿科”（cervid）和“牛科”（bovid）这样的细分。对我们来说，这些通用分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不证自明。然而，这样的多级分类并不普遍，也绝不能假设。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少数的原始人类（hominid）种群有过这样的旅行。

▲南非德班（Durban）以北的西布度岩洞，挖掘表明大约7万年前，那里的人们就已经开始缝制衣物、建造床铺、使用弓箭并调制黏合剂。

◎植物种群

认知能力是如何限制人类离开非洲的，这仍然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人类在遇到不同类型植物时面临的挑战，比他们遇到不同种类动物时要大得多。“动物”或“鹿科”这样的类别对专业和非专业人士来说都是相当明确的。然而，确定相同植物的种类则需要一些更细致的培训或指导，例如依据热带雨林和极地苔原的基本要素。除了片面地表述“呈绿色”和“依然存活”外，对内在相似性的阐述还有赖于我们都认可的“专业知识”。然而不知何故，早期人类将这些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进行分类，利用旧生态系统的知识来寻找和识别新的生态系统中可供食用的植物。我认为他们采取的这种做法类似他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他们有通用的分类，他们富有想象力并且敢于冒险尝试新的物种，直到找到能食用的植物。其中，有两类植物主导了旧世界的农业，在我们现代的分类学中，它们对应“豆科植物”（legume）和“单子叶植物”（monocot）。

从非洲出发后的每一个阶段，人类都熟悉这种典型的大种子线状豆荚。它们可以在种子完全硬化之前作为绿色豆荚食用。它们可能被看到悬吊在遍布非洲大草原的平顶的金合欢树上，或者从非洲湿润环境中茂密的野生豇豆藤上冒出来。在亚洲西南部岩石较多的侧翼丘陵区，它们会从微小的野鹰嘴豆里不可思议地膨胀出来。所以，在每一个新的生态系统中，我们熟悉的豆荚都并不遥远，如果没有更熟悉的豆类，还可以尝试使用不太熟悉的豆类。这大概是“风险可控”的策略，而不是低风险策略。一定程度的胃部不适，以及偶尔出现的更糟糕的危险，都是试验的一个长期特征。但最终的结果是，豆科植物的20个属中大约有10个在旧世界不同的农业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豆荚悬吊在平顶的金合欢树上。

在人类食物谱中，唯一在多样性和规模上超过豆科植物的群体是单子叶植物。它们可以是高大的（如椰子和竹子），也可以是矮小的（如莎草和洋葱），无论外观如何，都可以通过叶子上的平行脉络，以及茎和块茎的鞘状结构来识别。一旦覆盖着的叶基部被剥掉，核心茎内往往有一部分可食用的碳水化合物。这种情况在其他种类的陆生植物中并不普遍。比如，双子叶植物（阔叶植物，dicot）和针叶类植物在茎中都形成大量木质组织，人类的牙齿和内脏无法接受。双子叶植物鲜嫩的未木质化的部分可能看起来可以食用，但其化学（毒性）防护的范围和复杂性却难以预测。食用新遇到的或是不熟悉的植物的阔叶、果实和花朵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未成熟的豆荚以及地上和土里的单子叶植物的茎是许多原始人类种群的日常食物，这成为进入新生态系统的另一种“风险可控”策略的一部分。在原始人类中，特别是我们的种群精心制作的工具箱，以另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对每一个植物种群的利用。

任其成熟的话，豆科植物和单子叶植物一样（尤其是单子叶植物中的草科）可以形成干燥的种子或谷物。它们难以生吃，不太可能是我们祖先最早食用的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块茎、茎、芽和未成熟的果实部分。然而，人类发展出的工具箱的多样化使我们能够通过研磨、粉碎、烹煮等方法实现转化。干燥的种子或谷物现在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的另一个优势是易于储存和运输。单子叶植物消费的农业遗产反映在中纬度地区的一系列茎类植物上，特别是山药和芋头，还有姜科的许多块茎，比如竹芋。在温带地区，单子叶谷物占主导地位，而且的确主宰了农耕民族的饮食。它们包括至少50种谷物，其中小麦、大米和玉米这三种，在当今全球人类所摄入的生物能量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为自然中的食物分类

这些观察结果同旧世界，更具体地说，同亚北方旧世界有关。虽然本章的重点是我们自己这个单一的原始人类种群，但可以说上述观察结果也适用于一系列的原始人类。如前所述，大多数原始人类种群并没有进行如此冒险的旅行，进入更广阔的全球生态系统。然而，同为人属的至少五个种群，在某一时期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了非洲以外，其中一些到达了欧亚大陆北部的北方界线，他们捕食动物，并以豆科植物和单子叶植物来平衡他们的肉食。可能只有一个种群在北部极北区（NorthernBorealzone）完全立足，并在另一端的美洲大陆找到了自己的天地。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旅程，因为一组特定的自然分类无法提供足够的灵活性，以实现对寒冷北方地区矮小、蜡质化及木质化的植被的成功利用。从他们留下的利用植物的证据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在进行了无畏的旅程后，人类带着更复杂的植物表述向南穿越了美洲大陆。

更复杂的情况可以被勾勒，但不能被精确地描述出来。以茎类和块茎食物为例，单一主题在旧大陆里反复变化，如单子叶植物可控的风险。在新大陆的部分地区，这一主题反映在竹芋、美洲山药、椰子和所有高海拔地区的块茎中。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三种块茎来自周围一些最危险的植物家族。树薯（manioc）是大戟科植物（spurge）的一员，甘薯是旋花科植物（mlory），马铃薯是茄科植物（Solashade）中毒性最强的一种。为了与这些新资源建立可靠的关系，人类种群需要某种多层次的分类法，允许对群体和子群体进行专业的筛选和区分。言下之意，反过来这可能也意味着交流专业知识、允许进行试验并以这种方式加以利用。基于知识的自信不仅让使用者避免中毒，还能利用它们来寻找毒药、治疗药物和精神活性药物。

在新世界对干燥谷物的开发上，多样性更为明显：有真正的单子叶植物（玉米、五月草、一年生麦草）和许多豆科植物（芸豆、利马豆、洋刀豆和豆薯），也有来自藜科植物（opod）、苋属植物（amaranth）和向日葵的硬种子。这并不是说无论是旧大陆还是新大陆，几千年后的后代都没有发展出可观的民族植物多样性。事实上它们都有了发展。然而，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人类开拓者如何认识和利用自然的潜在形态中，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差异。在旧大陆亚北方地区，保守的分类策略足以建立可行的植物开发模式。这种保守策略已经被几个人属种群所共享并付诸行动。但在穿越北方去向美洲的旅程的某个阶段，它就显得不足了。对于我们的非洲分类单元来说，更为复杂的自然语言（陌生而不友好）是无法直接恢复的，而这种语言是应对北方恶劣生态系统所必需的。任何迁移到陌生生物群落中的群体都必须在之后各阶段重新设计和学习分类方法。那些穿过可食用植物匮乏区域的种群，会选择性地使用动物食物来补充通常来自植物的必要营养素，因此不太可能保留其祖先的分类词汇。然而，它的印记和遗产仍然保留在独特的和尤其复杂的新世界民族植物学知识分类当中，仅有一类物种做到了这一点。

◎提供养分的自然

虽然本章着重论述了向种植作物的农业生产的转变，但现代饮食的两个特点要对这一重点加以限定。首先，如果我们在当今的全球美食中寻找公认的最健康的元素，它们很可能来自捕鱼和其他狩猎形式，或者来自世界上江河湖海的滨水地区蓬勃发展的园艺传统。日本绳纹文化至少与同时代的农耕社区一样具有对自然的深刻认识，并且可能无意识地呼应着现代挑剔且敏感的食客，它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如此形容的文化之一，在本章所述时段内繁荣兴盛。其次，如果我们在当今的全球美食中寻找公认的地位最高的食物，我们很可能会转向来自食草动物的美味肉类，它们由横跨亚非大陆的游牧民族放牧照管。在最近1万年里，世界上的农耕者与这些平行的生活方式并存，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交织成单一的生活方式，年复一年地改变着劳作方式。还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生态模式，但考古学对它的了解更加稀少。世界上的林地已大为缩减，熟悉并生活于其中的群体也急剧减少，而深层林地考古学只是在最近才得以发展。

▲这一场景重建反映了大约1。2万年前日本绳纹文化中农业出现之前的定居生活。得益于丰富的水产，人们能够长久地生活在村庄里。他们在闲暇时会制作一些陶罐，它们通常尺寸较大，也很精致，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陶罐。

除了富饶的滨水地带、广阔的牧场，以及尚未知晓的林地人类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之外，使农耕变得引人注目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答案大概是能量（卡路里）。农业最显著的产出是生物能量，其规模前所未有，并具有增产、储存积累和交易的潜力。这与下一章将探讨的一系列全新的人类文化方式有关。在这里，我们回过头来讨论我们与自然的新关系如何使农业成为可能。

驯化的生活

前面几节关于向农业世界转变的一些描述直接来自原始考古证据，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我们对这段生态之旅的回顾，尤其是通过其最显著的结果（驯化和农业本身）所做的回顾。被选择的草类、豆类以及动物在生物学、遗传学和地理学上的详细形态可以引导我们回到开发它们的深层历史。在这些动植物的开发史中，一个关键节点是每个物种都失去了生殖的自主性，并且最终依赖人类——这个它们的剥削者，来生产下一代。这种生殖自主性的丧失是“驯化”概念的核心，其程度是可变的。在驯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几种主要谷物的自然传播机制已经失效，两三年后它们将从无人照管的土地上完全消失。其他谷物，尤其是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小颗粒谷物或“黍类”，可能会在无人照管的地块上存活很长时间，并定期与野生近亲杂交。动物也有类似的变化。很难想象牛在人类生态系统之外生存，它们的野生祖先已经灭绝了。猪和野猪的关系则不是很清晰。纵观人类的食物链，可以看到其依附和独立的全景：从淡水鱼类和海鲜（直到20世纪养鱼场建立前它们几乎都是野生的），再到控制着我们食物链热量输入的三种草科植物（或谷物）——小麦、水稻和玉米全都严重依赖人类的干预来完成其生殖周期，因此被完全“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