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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业帝国 农业国家和城市的兴盛与危机（第3页）

在某些方面，赫梯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具有典型的战争国家的男性态度和价值观。违背军官的命令会“把士兵变成女人，让他们穿得像女人，用一块长布盖住他们的头！折断他们手中的弓箭和棍棒，让他们拿起卷线杆和镜子！”然而，女性也行使着权力。年长的女性在王室担任占卜师。其他社会等级较低的则成为医者，在被诅咒的受害者面前晃动着祭品小猪喊叫：“就像这头猪再也见不到天空和其他小猪一样，不要让诅咒看到牺牲者！”

赫梯王国在战争中令人生畏，也必须如此。其国内经济十分脆弱，本土缺乏关键资源，但它需要成长。在极端情况下，为了保证食物供应能够促进人口增长以及有足够的锡来制造青铜武器，征服就成了唯一途径。但是，即便取得胜利，国家也会由于过度扩张权力和贸易受阻而被削弱。换句话说，增长是矛盾的。对许多国家来说，征服既是生存的手段，也是生存的障碍，它终将到达不可突破的界限。在赫梯的例子中，这些界限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界。

赫梯王国还有其他弱点。如同所有向农业过渡的社会一样，它容易遭受饥荒和疾病的困扰。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国王穆尔西里二世（MursiliⅡ）因一场瘟疫而责备众神：“现在没有人在你们的田地上收割或播种，因为所有人都死了！曾经给众神做面包的磨坊女都死了！”两代人之后，当普杜赫帕（Puduhepa）这位令人敬畏的女王写信到埃及时，据说曾写到“赫梯没有粮食”，因而要求把粮食作为女儿嫁妆的一部分。图特哈里四世（TudhaliyaⅣ）是赫梯后期的一位国王，对他来说禁止扣押驶往赫梯王国的运粮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来自边远地区的游牧匪徒是另一个常见的危险。被赫梯人称为“卡斯卡”（Kaska）的人为获取战利品或勒索保护费曾多次入侵。至少有一次，他们在突袭中抢劫了王宫。

“假如无人留下为王驭马……你必须表现出更多的拥护……假如……战车驭手弃车而逃，仆从逃离王宫，甚至一条狗也没留下，即使我甚至都找不到一支弓箭御敌，你也必须尽全力拥护你的王。”

在宫廷发布的最后一批文件中，有对以前的臣属国王忽视纳贡或外交礼仪的不满。在公元前1210年之后，赫梯王国就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消失了。

赫梯人的故事是对当时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总结。它展示了农业社会如何统一为国家，扩张成帝国，以及具有代表性地衰败而无法延续到公元前1000年以后。

例如，学者所说的米诺斯文明（Minoan）或克里特文明（），在公元前2千纪形成于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位于今天的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在不远处的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即构成了希腊南部地区的半岛，我们所说的迈锡尼文明（My）就在这里兴起。这两个文明都激发了西方的想象，欧美人把两者看作自身历史的组成部分，认为他们可以把古希腊、由此甚至将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历史向前追溯到3500年前这些迷人又奢华的文明。现在看来，这个假设值得怀疑。到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阐述古典希腊哲学时，迈锡尼最后一批城市已经被废弃了1000年之久。克里特和迈锡尼作为神话的主题，它们对于希腊人来说几乎同对于我们来说一样，是神秘而遥远的文明。尽管如此，其本身及其对所处时代的影响，还是值得研究的。

克里特岛方圆3200平方英里（约8288。0平方千米），大到足以自给自足，但是山地占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留下的可耕种土地十分稀少。对于今天的希腊大陆来说，这是一个无法生存的岛屿，一块充满毁灭性干旱和地震的土地。但是对于任何在今天看到公元前2000年的壁画的人来说，当第一座宫殿在那里出现时，古克里特岛似乎是一个富足的天堂：种满谷物和葡萄藤的田野，栽有橄榄、杏和温柏的果园，满是蜜蜂和猎物的森林环绕着种植百合、鸢尾、剑兰和番红花的花园，海洋里有大量的海豚和章鱼，天空中有鹧鸪和色彩鲜艳的鸟在飞翔。

这个富足的世界是历尽千难万险从贫瘠的土壤和危险的海洋这一艰难的环境中开辟出来的。它依靠两种专制手段来控制不可预测的食物供应：像赫梯一样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有组织的农业以及国家管制的贸易。宫殿作为仓库的功能是这个系统运作的关键环节。岛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克诺索斯（Knossos）占地超过4万平方英尺（约3716。1平方米）。它已化为一片废墟，当来自希腊的游客看到它的画廊和走廊时，便会想象出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住着一个以人类祭品为食的怪物。事实上，迷宫是一片巨大的陶罐储存区，里面的陶罐高12英尺（约3。7米），装满了酒、食用油和谷物，有些依然留在原地。收集来的8万头绵羊的羊毛也存放在此。内部衬铅的石柜保护着里面的食物，犹如中央银行里等待分发或交易的保险箱。克里特人是技艺高超的水手，以至于希腊人说克里特人的船会自己认路。贸易给精英阶层带来了具有异国情调的奢侈品。在扎克罗斯（Zakros）的另一个宫殿建筑群中，仍然可以发现象牙和鸵鸟蛋。宫墙描绘了来自埃及的蓝色狒狒。宫殿内的手工作坊通过纺织精美的服装、制作彩绘的石罐以及将黄金和青铜锤打成珠宝和战车，增加了进口商品的价值。宫廷记录显示工人人数达到4300人。

不过，克诺索斯和类似的建筑也是真正的宫殿，它是一位生活奢侈的精英人士的住所。雄伟的楼梯通向高贵的楼层，支撑在顶端像大南瓜一样的矮柱上。这些柱子和支撑主室的柱子被漆成红色，壁画闪着奇妙的天蓝色，描绘了宴饮、闲聊、玩耍和公牛跳跃的场景。在扎克罗斯，一个从未遭受掠夺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大理石纹理的酒杯、石头储物罐以及一只装有化妆品软膏的盒子，上面有一个别致的小把手，形状像一只斜卧的灰狗。从壁画中女性出现的频率来判断，她们活跃在宫殿建筑群的各个角落，担任女祭司、抄写员和工匠，还有作为狂欢者参与危险激烈的斗牛游戏，在斗牛的犄角间翻筋斗。

较小的住宅集中在城镇里，是宫殿的微缩版。许多住宅都有圆柱、阳台和高层走廊。在更富裕的居民的房子里，遗留了大量像瓷器一样薄的彩色陶器、磨成诱人曲形的精致石制花瓶以及精心粉刷的石制浴池。然而，社会下层既没有奢侈的资本也没有闲暇的时间。大多数人的寿命也就四十出头。如果国家的目的是让食物循环，那它的效率是有限的。骨骸显示普通人生活在营养不良的边缘。地震加剧了所处环境的潜在破坏性。在附近的锡拉岛（Thera）上，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的一场火山爆发把它震得四分五裂，火山灰和岩石掩埋了奢华的阿克罗蒂里（Akrotiri）。克诺索斯宫和克里特岛沿岸的类似宫殿在被未知原因（可能是地震）摧毁后，都经历过一两次重建，每次重建都愈加奢华。

宫殿的重建方式表明还存在另一个危险，即内部战争。要塞开始建造。一些来自该岛东部和南部的精英显然在宫殿重建时搬到了克诺索斯附近的别墅。可能有过一次政权更替。在克诺索斯最后一次重建时，通常被认为是公元前14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的文化变化。档案开始使用早期的希腊语书写。因此，我们现在能够读懂它们。而以前使用的是一种未知的语言，它的记录还无法解读。此时，克里特岛的命运似乎已经与另一个爱琴海文明，即迈锡尼文明紧密纠缠在一起。

▲刻在陶土写字板上的古代皮洛斯（Pylos）宫廷官员的活动记录，这些活动包括储藏货物、记录贵重物品以及征税。

迈锡尼文明的设防城市和金碧辉煌的王陵出现在公元前16世纪。该地区的国家已经有了发动战争和狩猎狮子（此后不久这些动物就在欧洲灭绝了）的国王。王宫集中在类似克里特的宫殿式仓库群里。皮洛斯建有迈锡尼最大的宫殿之一，陶土写字板列出了无数宫廷官员重要而又琐碎的日常事务，包括征税、检查地主阶级履行其社会义务的情况、为公共工程调动资源，以及为生产和贸易收集原材料。在皮洛斯的王宫里，手工作坊生产青铜器和香油以出口到埃及和赫梯帝国。然而，官僚们的主要职能不仅仅是提供奢华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为战争做准备。除了内部互相争斗外，王国还感受到了来自蛮族腹地的威胁，国家最终可能被这些蛮族征服。皮洛斯壁画展示了战士与披着兽皮的野蛮人作战的场景，这些战士戴着同克里特岛和锡拉岛士兵一样的野猪头头盔。

尽管我们可以从当地政府运作不当或生态灾难的角度来解释克里特、迈锡尼和赫梯的灭亡，但将它们与地中海东部的普遍危机联系起来的尝试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原因在于，不仅爱琴海文明的辉煌被抹去，安纳托利亚的赫梯帝国被击败，而且附近的国家也记载了致命的或接近致命的动**。埃及人几乎就要屈服于身份不明的侵略者，他们摧毁了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城市。埃及人称这些人为“海上民族”（SeaPeople），他们的袭击大约在公元前1190年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sesⅢ）击败了他们，为此他镌刻了一篇长篇的碑文以彰显自己的成就。这是明显的宣传，是对法老权力和谋略的称颂：“野蛮人”，碑文含糊地说，“在他们的岛屿上密谋……没有什么地方能抵挡得住他们的进攻”。接着列出了受害者名单，包括赫梯和安纳托利亚南部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的一系列城市，而上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位痛苦不堪的国王向城市守护神祈祷：“伸出威胁之手的恶人将面对没有阳光的黑暗。”“他们正挥师埃及”，拉美西斯三世继续说道，“而我们在他们面前准备好了烈火……他们染指世界尽头的土地，内心充满自负和执念”。然而，尼罗河三角洲“就像一堵由战舰组成的坚固城墙……我是勇敢的战神……在河口处，火焰在他们面前熊熊燃烧，而在岸边，一座长矛扎成的围栏将他们团团包围。他们陷入其中，四面受困，趴在岸边，被杀得尸首枕藉”。抛开宣传的意味，我们可以确信法老的吹嘘反映了真实的事件。例如，叙利亚的乌加里特（Ugarit）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早期沦陷，此后再也没有被收复，而请求海上增援的信息一直没有停歇。位于通往赫梯和美索不达米亚商路上的卡赫美士（Carchemish）是内陆贸易中心之一，其统治者对来自乌加里特的请求的答复十分典型，简短而滞后：“至于你写信告诉我‘我们在海上看到了敌人战船’，好吧，你必须保持坚定……加固你的城墙。让你的军队和战车布置在那里，严阵以待。”

蛮族入侵带来普遍危机的印象对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有着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受到自己历史中相似一幕的影响，那就是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普遍的危机也符合一种把过去看作野蛮对文明的战场的流行观念。然而，这种观念充其量是一种过度简化的概括，因为野蛮和文明都是相对且主观的词语。我们最好把海上民族的武力入侵看作这一时期更为普遍的现象的征兆，即饥饿和土地短缺导致了普遍的人口振**。埃及的雕塑反映了绝望的移民驾着满载妻儿的牛车冒充入侵者的情景。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都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3世纪末发生了野蛮人的劫掠。但是，可能并不是移民导致了他们所劫掠国家的衰落。相反，他们是衰落的结果。环境史和经济史学家已经搜寻到一些更深层次的显露衰败迹象的证据，比如地震、干旱或商业失败，这些可能解释了粮食短缺和贸易中断的原因，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当时有移民入侵的证据。

例如，在印度河流域，城市生活和集约农业面临崩溃的危险，即使当时它们处于最高的生产力水平。许多遗址当初只居住了几个世纪，一些遗址早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就被废弃了。到了公元前1000年前后，所有的遗址都沦为废墟。与此同时，在伊朗高原北部的土库曼（Turkmenia），乌浒河（OxusRiver）上相对年轻但繁荣的设防定居点，如纳马兹加（Namazga）和阿尔廷（Altin），都萎缩到村庄的规模。我们对这些地方知之甚少，导致其衰落与消亡的原因引发了学者的激烈争论。一些人认为是突然的暴力入侵，但更可能的解释是逐渐衰落。哈拉帕文明在一个转折点后崩溃，城市随之被遗弃。

印度河流域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地震可能已经改变了河床位置。与地中海东部的危机不同，印度河流域的事件似乎契合环境灾难的年表。沿岸曾经密布居民点的沙罗室伐底河（SaraswatiRiver），消失在前进的塔尔沙漠（TharDesert）中。然而，甚至一条河流的消失也不足以解释城市的废弃。印度河仍然年复一年地给广阔田野带来肥沃的泥土，这足以维持城市人口。大概发生了食物供应的问题，它与气候干燥或人类对环境资源管理不善有关，这些管理包括用牛和其他产品补充农田种植的小麦和大麦。

另外，或者更重要的是，居民显然是逃避某种比人类学家在骸骨中检测到的疟疾更致命的瘟疫。在需要长期水源灌溉的环境中，蚊子就会滋生，疟疾不可避免。正如《梨俱吠陀》（RigVeda）所说，人们“被火神驱逐”，并“迁移到了一块新的土地上”。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人们在衰落的城市里苟且求生，几代人都居住在废墟中。但是哈拉帕文明的衰亡，仍然是公元前2千纪大规模衰败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广义而言，哈拉帕遭受了与赫梯和地中海东部文明相同的命运，即食物分配系统超出了资源基础。当权力网络开始崩溃时，入侵者乘虚而入。

中国没有遭受大规模的人口损失，没有大规模的区域被整体废弃，也没有城市的毁灭。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国的经历在某些方面与其他民族类似，这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种全球模式。商朝的统治基础一直摇摇欲坠。战争、仪式和神谕都是赌徒的权力手段，运气不佳便会遭受挫折。例如，控制天气、降水和收成是国王工作的一大部分，但实际上，这当然不是他能完成的。他的工作描述中就蕴含了失败。这是当时君王普遍面临的问题。它使法老因自然灾害而受到指责，使赫梯国王依赖占卜者。

与此同时，就像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输出到安纳托利亚，克里特生活方式输出到迈锡尼一样，商文化也输出到了商朝之外，其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举一个例子，在贸易的影响下，新的酋长领地正在不太有利的环境中发展。远在越南北部和泰国，类似于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出现在酋长的宫廷里，他们喜欢个人装饰品和痰盂，在越南还喜欢装饰华丽的鼓。更为危险的是，在更靠近商朝本土的边境，一个国家在模仿中崛起，并越来越多地与商对抗，这就是周。公元前12世纪最早的周人遗址是位于中国西部渭河流域梁山[5]中的墓葬群。这里可能不是周人的中心地带，他们从更北的牧场（豳地）迁徙而来。他们自己的传说将这段时间称为“混夷駾矣”。周人是高原牧民，对商朝造成来自上游高地的威胁，就像阿卡德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一样。

在遥远的越南北部和泰国，与中国相似的青铜铸造技术出现在酋长的宫廷里，他们喜欢个人装饰品和痰盂，在越南还喜欢装饰华丽的鼓。

除了他们坟墓里可见的物质文化遗存之外，我们对周人在进攻和征服商朝之前的过往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的起源，不知道他们的经济或政治制度，甚至不知道他们的语言。直到他们可能出于模仿商朝文化和垂涎商朝财富而接受了商朝的语言文字后，我们才得以了解他们。他们还学习了商朝最有成就的艺术：青铜铸造。

根据编年史的记载，商朝样式的甲骨卜辞鼓舞了周人的征服，后来的周朝统治者延续了这一传统。公元前3世纪编写的编年史所讲述的故事与数百年前的文本相同。如果它们可信的话，周人在公元前1046年的一场战斗中击败了商朝，并在黄河下游沿岸建立了要塞。考古证据表明，他们把帝国的中心向北转移到了陕西丘陵地区，在黄河转弯处以西。

周人完成征服后没有延续所有的商朝传统。的确，除了虔诚的祷告，他们逐渐放弃了最神圣的商朝仪式：甲骨占卜。周朝在公元前8世纪解体，即便他们在此之前拓展了中国的文化疆域，但他们的领袖并不是商朝模式下统治所有世界的全能君王。敌对的国家在他们周围成倍增加，自己的权力则日趋受到侵蚀和分散。但他们首创了天命的意识形态，即天命使周从一块小地方崛起。中国后来建立的所有国家都继承了同样的观念，即君权天授。此外，所有随后的政权更替都有同样的宣言，即天命将权力从一个腐朽的王朝转移到一个更具美德的王朝。周朝为中国的统一和延续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神话，这个神话主导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个神话经久流传，现在也成为西方标准的中国观，即在西方世界眼中，中国是一个整体，有着庞大且异常持久的统一文化。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此时中国处于周朝的统治时期。文明的某些方面幸存了下来，但是它的重心被转移到了上游地区。社会和日常生活本质上保持原样。这是中国历史上经常重复出现的模式。与此同时，在新世界，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也有有关环境的雄心勃勃的行动，但都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持久力。

尽管在公元前2千纪的转折点后，失败者多于成功者，但埃及的顽强幸存成了一个突出的案例。公元前2千纪末抵御外敌入侵的成功使埃及农业系统的基本生产力得以保持。即便如此，埃及的发展也受到限制。努比亚也就是今天的苏丹，位于尼罗河上游的瀑布区，公元前1000年它从埃及的记录中消失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逆转，因为沿尼罗河扩张其帝国一直是埃及最坚定的目标之一。大量的象牙、努比亚提供的雇佣兵，以及使埃及的黄金“像大海的沙子一样充沛”的河流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将埃及的注意力引向南方。埃及开始对中非产生兴趣是在公元前2500年，当时探险家哈尔胡夫（Harkhuf）进行了三次探险，带回了“香料、乌木、香油、象牙、武器和各种上好的特产”。哈尔胡夫俘虏了一个侏儒，“这个来自精灵之地的人会跳神圣的舞蹈”，这令年幼的法老佩皮（Pepi）着迷。在给探险者的信中，法老下令要非常小心地看护他：“每晚巡查十次。因为我希望见到这个侏儒，比见到西奈（Sinai）和蓬特（Punt）的所有产品更为迫切。”

交流和商业导致位于第二瀑布以南，与埃及相仿的努比亚国家的形成。埃及试图影响或控制这个国家，有时建立要塞据点，有时发动入侵，有时将自己的边境向南推进到第三瀑布之外。当努比亚人变得越发强大，越发难以驾驭时，法老们的铭文里出现了对努比亚人的诅咒。最终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法老图特摩斯一世（Tut-moseⅠ）发动了一场进军第四瀑布以南的战役，征服了库施（Kush）王国，使努比亚成为其殖民地。埃及在努比亚修建了大量要塞和寺庙。最后一座寺庙是位于阿布·辛拜勒（AbuSimbel）用来纪念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它是埃及建造的最宏大的纪念建筑，存在了2000年之久。从那以后，它一直是权力的象征。然而，就在他的继任者执政期间，埃及农业赖以成功的尼罗河只有很小规模泛滥的记录。这已临近公元前13世纪末期，埃及濒临毁灭。在投入了如此多的努力和情感之后，埃及在公元前2千纪末放弃了努比亚，这说明了埃及对收缩的需求是多么急切。

悖论困扰着那个时代最雄心勃勃的国家。他们致力于人口增长，但随着被征服的领土离中心越来越远，所推行的扩张目标变得不可持续。他们的社会建立在集约化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这迫使他们过度开发环境。他们聚集了大量人口，这令他们更容易遭受饥荒和疾病的威胁。敌人包围着他们，嫉妒他们的财富，憎恨他们的权力。他们激发了自己边远地区的对手和模仿者，为自己制造了更多的敌人。当他们的食物分配程序失效时，就会产生具有破坏性的移民浪潮。他们的统治者在失败和反叛面前自我谴责，因为他们生活在谎言中，操纵着不可靠的神谕，与心不在焉的神谈判，与敌对的自然讨价还价。在某些情况下，大转折期间失败或衰退的传统只是被转移，并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在另一些情况下，大转折之后是持续时间不等的黑暗时代，也就是成就减少的时期，对此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证据。

[1]英文原文误作“7000年前”（7o），据实修改。

[2]指妇好。妇好墓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被发掘。

[3]指夏桀。夏桀在鸣条之战中被商汤击败，随后商朝取代了夏朝。

[4]即胡夫（Khufu），“基奥普斯”是希腊人对他的称呼。

[5]英文原文作“梁山”（LiangMountains），但未见相关墓葬遗址。下文“混夷駾矣”（livingamongthebarbarians）语出《诗经·緜》，该诗叙述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居岐山周原的故事。《史记·周本纪》载古公亶父与私属“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按《史记正义》，“梁山横长，其东当夏阳，西北临河，其西当岐山东北”，则此处所谓“梁山中的墓葬群”或为岐山周原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