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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帝国的震荡 从公元前1千纪初期的黑暗时代到公元14世纪中期（第3页）

直到6世纪，气候才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关键因素。它大体上维持了400年以来的气候表现，即北半球温暖，亚洲夏季风强劲，太平洋海域的厄尔尼诺现象稳定。公元9年出现了短暂而剧烈的季风逆转，同期西汉政权被推翻。但很快东汉重新获得上天眷顾并继续统治中国，直到公元220年另一场更持久的气候逆转导致了它的最终灭亡，并由此开启了长达四个世纪的战争与分裂的时代。公元200年前后，北半球温度确实开始有些许下降，但全球系统直到公元400年以后才决定性地转向“黑暗时代”（我们现在称之为“古代晚期小冰期”）的气候机制，那时大规模的火山爆发不断，并在大约公元650年至公元700年出现了汪达尔太阳活动极小期。这种趋向更冷的全球机制的特点是北大西洋海冰不断扩张；地中海可能还有中亚地区的冬季降水增多；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系统转向更强的厄尔尼诺模式，它削弱了从东非到印度和中国的夏季风，并给美洲带来更多的雨水和不稳定的严重干旱。如果古代晚期这一持续了近500年的全球体系会趋向寒冷，那西伯利亚高压就不会像青铜时代末期那样进入极端模式，也不会在现代小冰期早期再次反复。因此，这是一次“温和”的半周期性气候衰弱，将于公元400年前后结束的古典时代气候适宜期同公元900年后的中世纪气候适宜期分割开来。

6世纪开始的这类入侵活动，很可能是由更寒冷的北方气候和草原上更大的降水量促成的，这为他们的马提供了草料。中亚草原如此高的湿度可能很好地解释了瘟疫的再次出现，它在542年侵袭了地中海地区，并可能对中国产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影响。在地中海地区，查士丁尼瘟疫导致了欧亚大陆边缘地区人口锐减。到400年，中国人口减半，印度人口损失了三分之一。到700年，西南亚、埃及和欧洲丧失了一半人口。200年至500年，旧世界的核心人口数量从2。11亿人下降到1。47亿人，世界人口占比从82%下降到71%。

严峻的气候形势也打击了美洲科迪勒拉山系地区的人类社会。随着亚洲季风的消退，降水向东移过太平洋，所有证据都表明400年至1000年存在一系列极强的降水。这一黑暗的厄尔尼诺时代的开启导致了两个早期秘鲁中等发达文化的解体，即莫契文化和纳斯卡文化。它们在公元前200年前后出现，在6世纪早期由于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洪水和严重干旱而终结。大致在同一时间，强大的城市国家也因干旱袭击墨西哥高地而毁灭。随着莫契和纳斯卡的衰亡，“中期视野”（MiddleHorizon）的新文化出现了，它采用新的定居和生存战略，以应对不稳定的厄尔尼诺时期的挑战。位于南部高地的瓦里人修建了大规模灌溉系统，从高海拔的水源中取水；位于高海拔的“的的喀喀湖”（LakeTiticaca）地区的蒂瓦纳科文化，在湖中独特的凸起河**种植作物。这两个帝国以聚集的城市为中心，延续了几百年。在尤卡坦半岛，前古典期玛雅文化在形势相对稳定的古典时代气候适宜期里发展了几个世纪。直到200年前后，一系列严重的干旱来临，聚居点被大量遗弃。古典期玛雅文化发展了300多年，直到6世纪80年代又一场遗弃的发生[所谓“玛雅间断”（Mayanhiatus）]。它当时所遭遇的旱灾也同样摧毁了墨西哥特奥蒂瓦坎王国以及秘鲁的莫契文化和纳斯卡文化。

吊诡的是，幸存者中的许多人比他们古典时代的祖先过得更好。更少的人口意味着平均每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帝国贸易的崩溃也使致命瘟疫传播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如果以成年人的身高来衡量，人口减少有益于日常健康。虽然没有全球数据，但欧洲人的身高证据相当惊人。那些在瘟疫的打击下幸存，并适应了日渐寒冷的气候和帝国结构的解体的人，比他们的祖先更加高大。各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帝国时代，生活在6世纪的欧洲人的身高要高出2—2。5厘米。尽管这些身高数据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有所下降，但它们仍然高于罗马时代的平均水平，并且在中世纪气候适宜期的前两个世纪（11世纪和12世纪）常常有所上升。通过对牙齿缺失、哈里斯线（童年饥饿程度的标志）以及龋齿（蛀牙）的测量，当时英国人的骨骸情况表明，后罗马时代的人不仅更高，而且更健康。值得注意的是，丹麦维京人的身高下降了，那里的人口增长、内部阶层分化、远程袭击和贸易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流行的解释是：只要摆脱了帝国时代的拥挤、不平等和疾病，欧洲人的健康状况就会有所改善。

黑暗时代的转变、竞争与危机（公元400年至公元950年）

古代世界末期，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更广泛的古代晚期，见证了强大的新宗教的崛起。基督教是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一个激进教派，随着瘟疫的暴发而传播。新宗教对兄弟情谊和慈善的强调很可能是其存续和招募信徒的手段。380年，即野蛮的哥特人在哈德良堡（Adrianople）战役中击败罗马军队两年后，基督教被确立为帝国国教。伊斯兰教出现于阿拉伯地区，时间大概是寒冷的古代晚期气候机制开始后200年。在6世纪后期，随着可能是536年火山爆发带来的严冬及其后续气候动**，以及542年查士丁尼瘟疫的暴发，罗马帝国的权威更加急剧地瓦解。大约570年，先知穆罕默德诞生，在610年前后接受神启，并于622年逃到麦地那，在那里创立出一种新的世界宗教。

短短五十年间，伊斯兰教已经从阿拉伯半岛东部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向北进入安纳托利亚，向西传播到埃及和北非海岸。到750年，它从西班牙传到信德（Sind），并进入干旱的南部草原地带。古代晚期的气候模式似乎有助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传播。6世纪和7世纪的灾难性洪水，加上查士丁尼瘟疫的持续影响，无疑削弱了拜占庭这个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抵抗力。另外，西南亚、北非海岸和波斯继续受益于大西洋冬季西风带强劲的南风气流，获得了相对较多的降水。这种气候模式很可能为阿拉伯-伊斯兰教领地内崛起的大城市奠定了农业基础。它也可能塑造了西非萨赫勒地区加纳王国的命运。当加纳王国最终被伊斯兰武力征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同期当地中等强度降水量的起落，年降水量低点时450毫米，高峰时则达到1050—1100毫米年。

8世纪60年代至10世纪40年代，上述压力在欧洲表现为一系列严冬和极端多雨的夏季，这似乎是由一系列严重的火山爆发直接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在9世纪的820年至845年以及867年至874年，伴随着加洛林王朝的日渐衰败，恶劣的天气影响了人类和动物，造成了一系列的饥荒和物资短缺。这些饥荒伴随着两场牛瘟大流行。这期间，欧洲牛群中暴发的疫病似乎也蔓延到人类身上，之后在公元1000年前后出现了现代形式的麻疹。

黑暗时代晚期，太平洋两岸地区也发生了与欧洲类似的事件。900年玛雅人的最终转变就是这种更广泛的全球性事件的代表。7世纪，玛雅人重新建立等级制度来应对黑暗时代的干旱环境。他们建造有神庙的城市来布置复杂的水务管理系统，把神庙修在高处，并利用邻近的采石场和潟湖来收集雨季的降水。然而从长远来看，玛雅的农业实践和人口增长可能是无法持续的，当危机到来时，他们还是受制于外部的气候条件。历经复苏以及持续两百年的进一步扩张之后，玛雅城市面临着一轮始于760年的严重干旱。大约一百五十年后，大型的低地城市都彻底瓦解。这种不断加剧的干旱与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洪水和干旱的波动有关，该现象在安第斯山脉地区不断恶化。公元800年后，瓦里帝国分崩离析，蒂瓦纳科也在公元1100年前后步其后尘。确切地说，玛雅人可能并没有消失；相反，城市文明的各中心在高地得以存续，在尤卡坦半岛沿海地区，也有人转向以贸易为主导的经济。

与此同时，类似的事件也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上演。220年至589年，随着汉朝的覆灭，相互角逐的势力都挣扎于一个气候寒冷且不稳定的分裂时期。最终隋朝统一了中国，之后又在618年被唐朝取代。夏季风记录显示，整个分裂时期季风比较温和，但在550年前后日益加强。589年至617年的隋朝虽然短暂但意义重大，它自汉朝以来第一次统一中国。它赶上了强盛季风期的尾巴，王朝末年遭遇了一系列的洪水，引发了颠覆政权的叛乱。唐朝存在于617年[3]至907年，这几乎同玛雅的后古典期以及秘鲁的瓦里和蒂瓦纳科的鼎盛时期相吻合。在其政权的头一百年里，唐朝成功地统治了一个统一且不断扩张的中国。在8世纪早期（大致在710年至730年），唐朝政权遭遇了洪水、干旱和蝗灾的反复侵袭。与此同时，它卷入了西部边境的战争。这些边境战争耗损了唐朝的资源，削弱了其权威，并最终引发了755年至763年致命的安史之乱。叛乱的最后几年，可能经由叛军从游牧草原传入的黑死病席卷了中国南部沿海的广大地区，造成人口大幅减少。由于叛乱的打击、中央权威的瓦解以及瘟疫的影响，唐朝衰弱了大约一个世纪，最终在907年灭亡。正是持续50年的强劲冬季风和孱弱的夏季风，以及30年的夏季气温骤降带来了干旱、洪水、蝗灾和饥荒，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叛乱。

950年前后，造就黑暗时代的气候条件开始消退。北半球温度急剧上升，出现了持续五十年的太阳活动极大期，黑暗时代的火山爆发也停止了。温度在一个半世纪内达到顶峰，它是自古典时代太阳活动极大期以来的最高温度，也是20世纪前的最高温度。整个全球气候系统因温度变化而变化：冬季西风得到加强，并从南欧移向北欧，浮冰因此从北大西洋消退；使印度和中国变得湿润的夏季风也得到恢复。同样，南半球的西风带向南极移动，使潮湿的空气从印度洋吹向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沿海地区。所有这些转变将支撑北欧、印度和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繁荣。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却没有这么幸运。在太平洋对岸，美洲被拉尼娜现象引发的严重干旱笼罩。1100年至1250年，从加利福尼亚到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广大地区都遭遇了特大旱灾。此外，干旱也侵袭了非洲萨赫勒地区。在埃及，尼罗河遭遇自930年开始的历史最低水位而无法泛滥。随着冬季西风向北移动，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变得更加干燥。中亚地区也是如此，那里经历了14世纪初以前最严重的干旱。因此，这段时期曾被称为“中世纪暖期”；现在的说法更加中性，称其为“中世纪气候异常期”。

雨水稀少的地方遭遇了艰难时期。在中美洲，权力分散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势力中，他们也许是通过所谓羽蛇神宗教崇拜联合在一起，这种石雕神像被广泛传播。安第斯山脉沿线，随着干旱的加剧，较大的政治势力的控制范围逐渐缩小，奇穆（Chimu）这个新兴的沿海群体则是个例外，它以其太平洋沿岸的远海贸易而闻名。北美持续的干旱造就了原始国家形成的紧密聚合期。在西南部的高原地区和密西西比河中游地区，随着900年温暖干燥条件的显现，出现了大量以种植玉米为生的村庄。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则是“晚期林地”（LateWoodland）时期的人群。强有力且具有强制性的社会等级制度迅速出现在所谓密西西比文化中。西南部的查科峡谷（yon），以及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交汇处的卡霍基亚（Cahokia）城邦是周边地区的重要中心。13世纪中叶，在中世纪拉尼娜现象导致的干旱达到顶峰时，这两个地区及其各自的中心都明显衰落。在西南部，1120年至1150年是特大旱灾的第一阶段，它使查科的宗教仪式中心被遗弃。1250年前后，在持续干旱的影响下，古普韦布洛人（Pueblo）聚集在弗德台地（MesaVerde）为防御而建造的大型悬崖城镇，之后在1300年前后他们突然放弃了高原地带，前往格兰德河谷（RioGrandeValley）。在密西西比河流域，1100年至1245年，干旱以一系列逐步加强的波动形式出现，使卡霍基亚的人口从1075年至公元1100年的顶峰时期开始逐渐减少。1140年，第一次真正致命的干旱来袭，迫使伊利诺伊（Illinois）的卡霍基亚人抛弃赖以生存的草原农业社区。1140年至1150年的干旱以及1245年连续的三场干旱，每次暴发都恰好伴随着防御工事的修建，这表明战争和掠夺性的难民群体的反复出现。1350年，卡霍基亚完全解体了。类似地，干旱似乎也引发了1250年至1375年在南部修建土丘的密西西比小型政权的各种遗弃行为。

然而，在其他地方，中世纪却是复苏、繁荣和扩张的时代。中世纪多变的气候体制对人类的影响，也许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得到最好的描述。700年，全球人口数量可能是2亿人，这也是黑暗时代的低点。位于古老欧亚大陆核心区的中国、印度、中东和北非加上欧洲，尽管人口数量已大大减少，但仍旧囊括了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占比达到75%。到了1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已经加入上述名单中。但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进入中世纪气候体制后，中东和北非的人口减少，而中国、印度、欧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东南亚的人口则得到复苏甚至在短时间内翻倍，总数达到4亿人，几乎占到世界人口的80%。

人口的增长得益于新的气候体制。大约在公元1200年以后，印度的人口得到迅猛增长。加强的季风延长了古典时代印度教和佛教王国的存续时间，尤其是在印度南部，更为强劲的季风支撑着干旱的内陆地区的农业扩张。到1000年，印度南部王国的商人同孟加拉湾新兴的复杂社会进行了频繁的贸易。在东南亚，中世纪强季风促成了一个平行发展的繁荣期，促进了该地区国家政治的初期发展，包括缅甸的蒲甘（Pagan）、柬埔寨的高棉（Khmer）、越南中部海岸的占城（Champa）以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李朝和陈朝。同样，潮湿的热带东风气流为非洲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带来了夏季降水，使从事印度洋贸易的斯瓦希里（Swahili）海岸地带的新兴城市国家受益，以牧牛和炼铁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班图人穿过内陆，并建立了原始国家，类似的政权形式在今天的津巴布韦仍有遗存。在西非，位于已崩溃的加纳帝国中心地带的西面，以冈比亚河和塞内加尔河流域为核心的马里帝国，控制着黄金贸易，贸易路线从森林地区穿过沙漠再向北到达摩洛哥以及更远的地中海世界。

▲柬埔寨的吴哥窟是世界上最大的寺庙，由苏利耶跋摩二世（SuryavaramⅡ）建于12世纪。

最大规模的扩张发生在中国和欧洲。700年至1000年，温暖的气温和规律的降水帮助伊斯兰世界发展成欧亚大陆西部最有活力的地区，这一气候条件现在开始移向欧洲。当欧洲的人口翻了一番，从3600万人增加到7900万人时，中东和北非的人口却从4200万人下降到2900万人。欧洲人口的增长依赖于蓬勃发展的贸易和得到改进的农业。欧洲的复兴可以追溯到9世纪，当时与伊斯兰教治下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发轫。到了11世纪，随着市镇的出现，这种贸易有了内部和外部的动力，商人阶层在商业领域内部的运作，受到确认财产关系的新法典的保护。扩张的农业从干燥的高地转移到肥沃潮湿的河谷中，古老的轻型浅耕犁被一种新的重型轮式犁取代，这种犁最初由成群的牛牵引，后来逐渐转由更快且更强壮的马来牵引。轭式马具最早由中国发明，比起古代和罗马时期的胸带马具，它效率更高，不会让马在负重时呼吸不畅。尽管欧洲由一群相互竞争的王国构成，但天主教会提供了一个整合的制度框架，拉丁语则作为一种共同的上层语言推动了手抄书籍的大规模出版以及大学在全欧地区的崛起。教会的共同思想和制度结构得到教义的加强，由此形成的普遍的“上帝治世”（Paxa），使中世纪的大型商业博览会得以繁荣发展，并推动了连接佛兰德、法国和意大利的远距离贸易圈的运行。教会本身也是一个经济行为体，它资助修建了很多石质结构的大型教堂、大型修道院和大学。由于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教会在冶金业也发挥了作用，西多会修士（）尤其以金属加工而闻名。不过，尽管在各领域都取得了进步，欧洲在炼铁方面仍然使用铁器时代早期的熔炉，直到15世纪末鼓风高炉才在欧洲全面出现；碾磨技术也基本上仍停留在罗马时代的水平。

宋代中国（960—1279年）的故事更加引人注目。1000年至1200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从5600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城市居民数以百万计。这一爆炸性增长得益于持续两个世纪的温暖气候和强劲的夏季风，以及一场短暂的经济改革。宋朝支持创新和商业化。政府开放了七个新的港口与日本和东南亚展开贸易，并大量铸造货币来发展商业。通过应用新的工具和方法、种植新品种作物以及大规模投资灌溉设施，水稻生产提升到每年收获两季甚至三季。用于商业贸易和战争的铁器生产也出现革命性的变革，产量增长了12倍。铁器生产的扩大导致了中国北方木材供应的危机。4世纪以来，煤炭一直被少量使用，但在1050年至1126年，它成为中国北方主要的日用和工业燃料。宋朝在经济领域的创新无处不在，包括造纸、印刷、火药和最早的纺织机械。通过海上和陆上贸易，宋朝在中世纪掌控了一个新兴的世界体系，该体系向西[5]覆盖了中亚和印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eill）认为，中国在宋朝的经济革命“打破了世界历史的关键平衡”，使之朝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并走向实力和势力范围的顶峰。

▲沙特尔大教堂。在12世纪和13世纪，教堂数量成倍增加，被异教徒视作神圣的森林被砍伐，在教会赞助的巨大工程中用作椽子和脚手架。

小冰期、黑死病及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极小期的回归（公元1260年至公元1350年）

由古到今的振**再次造成了损害。全面左右中世纪全球社会的气候体制在13世纪开始逆转，小冰期的初始阶段由此一直延续到18世纪初。恰巧1258年埃尔奇琼（El）火山大爆发，13世纪60年代以六十年为一周期的沃尔夫太阳活动极小期突然来临，这似乎都是促使新气候体制到来的契机。沃尔夫太阳活动极小期位列三大主要太阳活动极小期之首，它们共同构成了更大的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极小期，青铜时代危机以来它还未出现过。在小冰期的高峰，北大西洋的浮冰继续蔓延，亚洲季风逐渐减弱，卷土重来的强厄尔尼诺现象又给美洲海岸带来降水。北方的冬季西风南移，再次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强降水，也给干燥的欧亚大草原带来了水汽。随着冬季西伯利亚高压的加强，北方的气温急剧下降，在16世纪6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降到最低点。13世纪70年代到14世纪50年代的短暂时期里，小冰期的初始阶段给欧洲带来了不稳定的潮湿夏季。

▲《旧约·创世记》第11章第4节[6]：“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巴别塔象征了人类的傲慢，也代表了人类对生态灾难的一种反应。据《圣经》记载，洪水过后，巴别塔的建造者在巴比伦找到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中国的危机更具灾难性，其爆发原因包括气候因素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长久威胁。这场危机分为三个阶段。最初，12世纪20年代末，宋朝的北方领土遭遇突然袭击，落入女真人的手中。九十年后，1214年至1215年，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入侵了中国北部。宋朝在南方地区继续发展经济，最终于1279年被蒙古人征服。严寒时期的暴力征服造成了大规模死亡。蒙古人对中国北方的征服极具破坏性，农民被屠杀或被迫在战场上充当炮灰，粮食生产被中断，瘟疫估计也造成了损失。中国北方的人口从1195年的5000万人下降至1235年的850万人。总的来说，中国总人口从1200年高峰期的1。28亿人减少到1400年的7000万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似乎都发生在特殊的气候节点，当时中国的冬季寒冷干燥，同时期北方草原短暂的夏季温暖而多雨。

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们锻造了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军事机器，这些优势很好地解释了为何蒙古人能够如此神速而强势地向西穿过仍旧异常干旱的中亚地区。当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时，他们已经抵达里海，并于1241年摧毁了基辅罗斯，挺进到中欧地区的边缘。1258年，他们占领并洗劫了伊斯兰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13世纪80年代，四大汗国控制了从黑海到波斯再到中国南部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草原再次吞噬了旧世界文明两个主要的中心地带。

从14世纪40年代开始，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征服将对整个旧世界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它已经同欧洲和伊斯兰教产生了竞争和冲突。在中世纪中期，基督教欧洲将注意力投向黎凡特地区。1096年，应保卫拜占庭并对抗突厥人的号召，十字军进军到耶路撒冷，并越过它在安纳托利亚南部建立了一批小国家。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Genoese）带领欧洲商人从这里出发，向东到达印度海岸，获取香料和丝绸，从而展开利润丰厚又令人着迷的贸易。随着形势逆转，这些国家中的最后一个在1291年被马穆鲁克摧毁。此前的三十年里，随着越来越多通往东方的海上路线被切断，这些商人转移到金帐汗国（GoldenHorde）边缘的黑海北部沿岸地区，以拦截从东方经陆路向西的贸易。

小冰期的开始和黑死病的蔓延标志着一个循环以灾难性衰退作为结局，这个循环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青铜时代结束时期，甚至更早。这种振**模式的全球性和一致性来自全球气候史上反复重现的模式。从青铜时代危机到铁器时代危机再到小冰期，温暖的古代和中世纪被黑暗时代分隔，这些都印证了以两千两百年为单位的哈尔施塔特太阳活动周期。在旧世界，特别是欧亚大陆广大地区，这些更温暖和更寒冷时期的影响因那些曾经形塑了内陆大草原的干湿条件而加剧。

人类可以调动有限的资源来对抗强大的自然力。他们的遗骸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在这两千年里，人类的健康状况不佳，无法发挥潜力，寿命也很短。旧世界的冶金业转向以炼铁为基础，这是整个时代最重大的技术变革。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生活条件的根本变革还需等待科学革命。但随着自然波动以及文化和制度实践的每一次转变，一代又一代人都为未来奠定了基础。

▲5。1第五章中出现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