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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长 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第1页）

第七章增长：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

伊恩·莫里斯

故事

和所有动物一样，人类需要合作才能成事。本章要讲述的是人们如何组织起来相互合作的故事，时间跨度是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

在大部分历史中，亲属关系是合作的主要基础，在本章讨论的整个时间段里，家庭、宗族和部落仍然是重要的组织。然而，以亲属为基础的组织有其局限性（即使仅仅为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如约赶到便修建一条通往罗马的道路），而早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人们就开始组建非亲属团体。许多社会科学家会说，国家，这样一个声称垄断使用暴力或授权暴力的组织是其中最重要的。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第一批国家在中东地区建立起来。在本章中，“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主要是指家庭、宗族、部落、城市、国家和帝国，当然我也提及其他类型的组织，特别是教会和企业，因为很难将社会、政治组织与宗教、经济组织分开。

▲7。1第七章中出现的地名

得益于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我们得以讲述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关于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故事，它的细节既丰富又引人入胜。本书并不是要在关于大主题下的短章节的要点中塞满尽可能多的事实；相反，它要退后一步，追求以小见大。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持续2350年的故事可以总结为一个词：增长。

随着小型组织被大型组织吞并，大型组织变得更大，人类学会了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合作。然而，“合作”是一个具有“杀毒效果”的词，掩盖了许多罪过。多数时候，合作是通过暴力或威胁达成的，其成果分配非常不均衡。尽管如此无情，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所创建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还是留下了非凡的遗产。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把这一时期看作一个经典时代，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没有这24个世纪的增长，就不可能出现本书第四部和第五部将要描述的那些革命性转变。

更大，更广，更强，更深

增长的事实很容易证明。最基本的层面是人口的增长。在公元前1000年，世界上大约有1。2亿人。到我们故事的中间点，175年，人口大约翻了一番，达到了2。5亿人。直到14世纪初，人口一直在增长，但只增长了50%，接近4亿人，然后回落到1350年的3。5亿人，原因我们后文再述。

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由更多的人创立，也发展得更快。在公元前10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可能是伊朗的苏萨，或者在中国的齐国，它们各自大约有3万居民，但到了175年，罗马城的人口则多了30多倍，大约有100万人。7世纪的长安和11世纪的开封可能与此相当，到1350年，最大的城市杭州大约有75万人。

国家的大小遵循类似的模式。空间和人口统计学是两种常见的衡量手段。从空间上看，公元前1000年时最大的国家可能是埃及，其国土大约有40万平方千米，但到了175年，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帝国比它大10倍以上，各自都统治了大约45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到了1350年，我们很难得出一个数字，因为有不止一种计算方法。传统的农业帝国，如德里苏丹国和埃及马穆鲁克（Mamluk）王朝，各自统治着大约2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然而，征服了中国的元朝统治着100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另一个蒙古人的帝国——金帐汗国，又控制了超过500万平方千米的疆土。然而，历史学家经常犹豫是否可以将草原游牧民族的帝国与传统的农业帝国归为一类，因为在大多数游牧民族的领土上没有人居住。

如果算上人口，格局多少有点相似。公元前1000年时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是埃及，大约有250万臣民。在175年，罗马和汉朝的人口都是它的20倍以上，有大概5000万人。随后增长继续，但速度变慢，中国的人口数在1350年达到了7500万人到1亿人的规模。

▲组织增长的某些维度（公元前1000—公元1350年）。在每一类别的分析中，蓝柱表示公元前1000年，分数为纵轴上的1。0。红柱和绿柱列分别表示了175年和1350年的平均分数。在此期间，世界人口几乎翻了两番，但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最大组织的规模上。财富、不平等和发展这三个维度的增长更加缓慢。

如何衡量国家的能力就更加棘手了，社会学家设计度量标准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了。我以前曾建议用另一种方法，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数字指数，它衡量社会的组织能力和完成能力，范围从1到1000分。该指数使用的标准包括城市工程的应用、基础设施的例证、与商业和税收有关的经济标准、高度组织化的公共艺术和教育设施等。公元前1000年时，在这套评价体系中得分最高的地区是埃及，略高于22分；在175年，得分最高的是罗马帝国，刚过43分；在1350年则是中国，略高于40分。

▲一件罗马世界制造的玻璃器皿，可能在遥远的朝鲜被某人欣赏。

家庭和国家的历史可能很难与公司或教会的历史分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重叠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较大的国家为经济和宗教的合作提供更大的舞台。例如，贸易网络经常延伸到政治边界之外，但当政治边界扩大时，供应链往往随之延长。在公元前1000年，埃及在地中海的贸易路线几乎没有延伸到希腊，而创作于公元前1076年的《温阿蒙历险记》（StoryofWenamun）则生动地描述了法老在家乡腓尼基遇到的困难，在那里，比布鲁斯（Byblos）的统治者对木材出口附加了苛刻的条件。然而，到了2世纪，各方联系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位罗马使节一路走到了长安；一位埋葬在意大利的逝者的DNA显示，他是来自东亚的移民。考古学家巴里·坎利夫（Barryliffe）对此有精彩的评论：“一位朝鲜精英可以欣赏罗马世界制造的玻璃器皿，而驻扎在哈德良长城上的士兵可以用印度黑胡椒给他们的食物调味。”在1世纪70年代，罗马地理学家老普林尼（PlinytheElder）担心富有的罗马妇女从中国购买过多的丝绸，会耗尽其帝国的白银储备。但这仅仅是开始：到1350年，密集的陆路和海路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欧洲和阿拉伯世界连接起来。到15世纪20年代，来自南京的水手甚至走在摩加迪沙和麦加的街头，明朝瓷器在肯尼亚沿岸地区已司空见惯。

随着市场越来越广，越来越深，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尽管与现代相比其增长仍然极其缓慢。将古代的消费转化为现代的货币显然有很多问题，但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Maddison）的一项研究表明，工业化之前农民的收入通常相当于每人每天1。50—2。20美元。公元前1000年，在埃及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收入处于这个范围的低需求。在公元前4世纪的非凡的希腊城邦中，他们有时每人每天的收入激增到3—4美元，但即使在175年的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每人每天的收入最多也不超过2美元。在1100年，像开封这样的中国大城市，其居民收入可能位于麦迪逊收入范围的顶端，尽管到1350年他们的收入可能在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开始，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但在后半期，大多数人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达到“贫困”而已。

也就是说，有些人总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上。总体来看，不平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加剧。经济学家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的范围从0到10表示每个人都拥有数量完全相同的货物，1表示所有货物都只属于一个人。在工业化之前的农民社会中，基尼系数大多在0。30—0。60，平均值大约是0。48。我们没有关于公元前1000年的埃及的有效数据，但是考古证据表明分数在这个范围的下半部分。罗马的数据好一些，它在175年的基尼系数在0。44左右。就1350年的中国而言，可信的数据也是缺乏的，但数值似乎可能高于罗马。在整个2350年间，穷人变得稍微不那么穷了，而富人变得更富了。

宗教组织的数量和影响力也在增长。多神教社会通常边界模糊。例如，我们该把崇拜1世纪，并且因为拥有无可置疑的希腊式名字而欢呼雀跃的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置于何地呢？他曾设立碑文以纪念印度教的毗湿奴神。然而，总的来说，在我们所述时期的前半段，宗教扩张的主要机制是通过帝国的征服来传播他们的神或者类似神灵。在公元前1000年大概有200万人崇拜阿蒙和拉；在175年，大约有4000万人认同朱庇特、宙斯或同源的神。然而，在公元1千纪，宗教组织越来越独立运作，超越或与国家并存，并极大地加强了其传教力量。到1350年，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追随耶稣、穆罕默德或佛陀，人数分别大约是7500万人、6000万人和5000万人。

▲纪念毗湿奴以及庆祝赫利奥多罗斯石柱在毗底沙（Vidisha）竖立的铭文的细节。请注意太阳纹饰，这大概是暗指竖立者那听起来非常希腊化的名字。

那么，最宏大的叙事是增长，尽管——通常是这样——仔细观察会发现有几种方式来讲述它。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两个特征遵循完全相同的路径；甚至在任何一个特征中，通常都有比最初看到的更多的事情发生。国家能力（成事的能力）的例子已经被最详细地量化了。在全球层面，这遵循一个双峰模式，在公元前1千纪快速升高，在公元1千纪的前半个千年下降，后半个千年复苏，然后在13世纪和14世纪进一步下降。

▲社会发展的起落：在全球范围内国家能力的增长和崩溃的循环（公元前1000年—公元1350年）。该图显示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分数，按世纪来衡量，并拟合成一条四阶多项式趋势线。

然而，即使这样也使故事过于简化了。第一，因为它只向我们展示了地球上最大的组织；第二，因为全球范围的图景融合了两种不同的区域模式。首先，我想把图中显示的数据分解成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曲线，因为在公元前1000年和公元1350年，世界上最高的发展指数总是来自位于伊拉克和意大利之间的社会或中国的社会。接下来的两幅图中，双峰消失了，但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吉本是对的：西方社会发展指数的四阶多项式拟合趋势线。

这幅图表明，从15世纪到20世纪中叶，西方的发展对许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来说是有意义的。那时，历史学家倾向于描绘辉煌的希腊罗马时代，接着是萧条的中世纪，最后是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修正主义者反对这类“衰败和瓦解”的模式，认为它们无视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的文化成就。但是尽管如此修正后，关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指数表明，从彼得拉克（Petrarch）到A。H。M。琼斯（A。H。M。Jones）的学者并没有像许多现代人想象的那样误入歧途。正如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在1776年所说，罗马帝国的终结确实是一场“可怕的革命……这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并为世界各国所感受”。

相比之下，东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有起有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特定朝代的兴衰相吻合，但广义地说，东方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在公元1200年之前已经稳定地发展了2000多年，公元1200年之后则开始走下坡路。

▲中国文明的持续性：东方社会发展指数的四阶多项式拟合趋势线。

表明增长和崩溃周期的数字将显示西方社会发展指数的图左侧的分数，和显示东方社会发展指数的图右侧的分数合并在一起，这意味着，虽然它给出了全球平均趋势的公平概述，但它将任何特定地方发生的事情抛之一旁。为了了解这个星球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并了解最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故事与较小的单位的故事相比如何，我们需要从图表切换到地图。

以下三幅世界地图分别显示了公元前1000年、公元175年和公元1350年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形式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分为六个粗略的类别：觅食家族、游牧部落、游牧国家帝国、农业村庄、低需求国家和高需求国家（这些术语将在本章后面更详细地定义）。

▲7。2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全球分布（公元前1000年）（注：可粗略地分为四类，即觅食家族、游牧部落、农业村庄和低需求国家。）

▲7。3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全球分布（175年）（注：新增了两个类别，即游牧国家帝国和高需求国家。）

▲7。4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全球分布（1350年）

这些地图填补了图表的一些缺失。基本上，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觅食家族所占据的区域不断缩小，农民将游猎觅食者从他们的家园驱逐出去，将他们赶往农民不想要的（如西伯利亚）或尚未到达的生态位（如澳大利亚沿海）。随着大面积的草原被游牧国家帝国控制，游牧部落占据的地区也在缩小。农业村庄所占面积的增加是以牺牲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75年的觅食家族为代价的（尤其是在非洲），但随后面积缩小了，因为国家控制村庄的速度快于农民驱赶游猎觅食者的速度。在整个时期，农业国家所占的面积大幅增长，主要是以牺牲农业村庄为代价，但低需求和高需求国家之间的比例差异很大。在公元前1000年，没有高需求国家，但从那时到175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在美洲和非洲，低需求国家的增长是以牺牲农业村庄为代价的，但在欧亚大陆，低需求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被高需求国家消灭了。在175年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部分扭转，因为欧亚大陆西部的低需求国家取代了高需求国家。在南亚和东亚，高需求国家接管了一些曾经是低需求国家的地区，而在东南亚、东北亚和美洲，低需求国家急剧扩张。

在长期、大规模的增长背后，隐藏着更复杂的短期、小规模的故事。本章无法回应所有问题，但它至少提出了五个有趣的问题。第一，为什么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在规模、财富、等级、复杂性和有效性方面都有所增长？第二，为什么在175年前后的增长差异如此之大？第三，为什么增长往往变成崩溃？第四，为什么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组织的形式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变化如此之大？第五，在175年后，为什么欧亚大陆东部取代了西部，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大的国家的心脏地带？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得出了一个宏大的结论：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350年，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已经达到了纯粹农业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极限。两千年前，罗马帝国是第一个达到这一上限的；一千年后，宋朝时期的中国重复了这一情况。然而，在每一种情形下，增长都变成了停滞和崩溃。直到18世纪，一个社会才通过释放化石燃料中的能量打破了旧秩序，这就是英国。从那以后，正如第四部和第五部中的章节所显示的那样，一切都将完全不同。

超人（Homosuperans）

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自大约公元前1。27万年冰河时代的主要阶段结束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发生的也不例外。这2350年仅仅是一个更长的增长故事中的一个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