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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业帝国 农业国家和城市的兴盛与危机（第1页）

第四章农业帝国：农业国家和城市的兴盛与危机

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

加速的文化大分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彼此不同，这是伴随着农业的传播和集约化而发生的变化中最显著的全球影响。在本章所述的漫长时期内，农耕民族之间的差异越发增大，这段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公元前5千纪到公元前3千纪，在世界各地相距甚远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共同的经历来追踪差异，这些经历包括定居的强化、人口的日益集中、社会类别与政府职能的多元化、新兴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向帝国转变）以及日益多样化和专业化的经济活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分别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和中国）这四个地区的发展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们的规模庞大，代表了全球的发展。第二阶段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为了解释这些有时致命但常常发生的变化，我们必须再次拓宽视野，在世界之旅开始的地方——地中海地区，以及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新大陆——获得类似的共同经验。

人口密集的定居点和大型国家的扩张与增长

◎美洲

西半球已知最早的大型定居点出现在公元前4千纪，位于秘鲁海岸的冲积平原上，即今天利马（Lima）以北区域，特别是苏佩河谷（SupeValley）。到公元前3千纪中期，阿斯佩罗（Aspero）筑有支撑着六个平台的土丘，上面修建了复杂的大型住宅和仓库。这里政治秩序井然：归功于盛放碎石的统一容器，监工得以测算工人的劳动量。在石磨下面的坟墓里，安葬着一个婴儿，他被涂上赭色，包裹在纺织品里，身边散落着数百颗珠子。在一个以谷物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这些都是世袭财富或权力的证据。在这种经济体系内，磨制面粉的工具得以刻画出生与死的区别。阿斯佩罗占地超过32英亩（约12。9公顷），以当时美洲地区的标准来看这里的人口数量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庞大。该地区包含多个居民人数超过3000人的中心，人们在这里交换着来自不同生态系统的产品，包括海贝、山货以及用安第斯山脉东部森林里色彩鲜艳的鸟类的羽毛制作的饰品。

大约3500年前，从秘鲁沿海冲积平原到不那么宜居的地区都尝试建立文明。在只有300英尺（约91。4米）高的谢钦山（CerroSe）遗址，大约12英亩（约4。9公顷）的石台上建有一处令人惊叹的定居点，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那里看上去曾经举行过庆祝胜利的仪式。雕像中数百名战士将他们的牺牲品砍成两半，露出内脏或斩去头颅。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上谢钦（SeAlto）地区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祭祀建筑群之一，巨大的土丘和纪念建筑沿着两条类似大道的地形排列，每一条长度都超过1英里（约1。6千米）。最大的土丘几乎高达140英尺（约42。7米）。这些地方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体现了应对自然环境和调整粮食生产的新试验，而谢钦山的暴力雕刻反映了为保护或扩大试验成果而付出的血的代价。

▲公元前1500年的秘鲁谢钦山遗址，一个戴着羽毛装饰的人站在用来献祭的头颅中间。

大多数位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都夭折了。凭借有限的技术，他们在动**的环境中挣扎求生。厄尔尼诺现象始终是一个威胁，它意味着太平洋洋流正常流动的周期性逆转。厄尔尼诺现象的时间间隔并不规律，通常每十年出现一到两次，它将文明发生地淹没在暴雨中，毁灭或带走原本丰富的海洋鱼类。当人口水平超出食物供应，过度开发导致土壤贫瘠，或者心存嫉妒的邻居发动战争时，安第斯山脉的文明也面临着成功所蕴含的危机。

与此同时，在公元前2千纪的中美洲地区，我们称之为奥尔梅克（Olmec）的文化在今天的墨西哥南部兴起，在那里，塔瓦斯科（Tabasco）沼泽支撑当地农业至少延续了1000年。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留下的雕像来描绘奥尔梅克人：雕刻在玄武岩石块和石柱上的巨大头像最高重达40吨，从接近100英里（约160。9千米）外的地方搬运而来。有些雕像戴着美洲虎模样的面具，有些头“蹲”在地上，长着杏眼，嘴唇张开，表现出一副冷笑的表情。雕像刻画的也许是萨满统治者，拥有神圣的自我转化的力量。

▲巨大的玄武岩头像代表了奥尔梅克人的神或英雄，或者至少是雕刻家希望观众看到的面孔。

奥尔梅克人选择了红树林沼泽和热带雨林附近的居住地，那里靠近海滩和海洋，便于他们开发各种环境。充满了水生猎物的沼泽湖泊也十分诱人。为了种植而从沼泽中挖泥，借此筑成的土丘成了仪式平台的原型，在它们之间流淌着盛产鱼和乌龟的运河。已知最早的仪式中心，其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建在夸察夸尔科斯河（CoatzalcosRiver）旁的一处高地上。不久之后，在托纳拉河（TonalaRiver）上的红树林沼泽深处，30米高的拉本塔（LaVenta）土丘用100千米外运来的石头修筑，为最重要的仪式提供场所。在其中一个仪式庭院里，建造者铺设了一条马赛克人行道，看起来像一个美洲虎面具。类似的铺设被置于其他建筑物之下，也许就像一些基督徒把圣人的遗物埋在教堂的地基和圣坛下面一样。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圣洛伦索（SanLorenzo）附近修建了大量的水库和排水系统，它们被集成到一个具有堤道、广场、平台和土丘的规划中。人口密集的定居点都集中在这些仪式中心周围。

这些雄心勃勃的改变环境的尝试是如何以及为何开始的？纪念建筑需要充足的食物供应来维持人力和额外产生的能量。许多学者仍然相信，奥尔梅克人可以通过砍伐森林、焚烧树桩和直接在灰烬中播种来生产足够的粮食。然而，更可能的是，向城市建设的过渡是从开发高产玉米品种开始的。与豆类和南瓜一道，玉米提供了完全的营养。这三种作物对奥尔梅克人的生活非常重要，它们出现在神和酋长的头饰上。虽然证据不多，但似乎是坚定而有远见的领导——他们由萨满教赋予力量，推动了奥尔梅克文明向前发展。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埋在沙里的可能是用于献祭的精致场景，它似乎是一场正在进行的仪式。仪式中的雕像围成一圈站在石板上，雕像畸形的头部显示出其头骨好像是故意为之。除了腰带和耳饰，他们没有穿着其他服装。他们嘴巴张开，姿势放松。类似的形象还包括一个一半是美洲虎一半是人类的小生物。另有一些人则用阴茎状物品举着火炬，或跪或坐，摆出一种不安分的姿势，仿佛随时准备从萨满转化成美洲虎。为了举行转化仪式，奥尔梅克人建造了阶梯式平台，它们也可能是后来新世界文明中典型的方形土丘和金字塔的前身。

▲一位雕刻家眼中的奥尔梅克仪式：**雕像聚集在巨石前，其头部可能被故意扭曲。

统治者下葬时穿着带有奇异生物的仪式服装，包括鳄鱼的身体和鼻子、美洲虎的眼睛和嘴，覆盖着羽毛的眉毛，使人想起举起的双手。他们躺在有石柱的墓室里，身旁放着由玉或黄貂鱼脊骨制成的放血工具。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雕刻在宝座般的玄武岩长椅上的雕像，他们曾坐在那里夺走自己人和俘虏的生命。其中一件雕刻展示了一个顺从的君主被绑到一个带有鹰头装饰的人物面前，后者身体向外倾斜，好像在向观众发表讲话。

那些相信文明扩散论的人把奥尔梅克人誉为美洲文明之母。简而言之，扩散主义认为文明取得了如此非凡的成就，我们只能将其归功于少数有天赋的民族。然后，或者通过榜样示范和指导，它扩散到那些创造力匮乏的民族。这个理论几乎肯定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奥尔梅克的影响似乎在中美洲甚至更远的地方广为传播。奥尔梅克人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后来新世界文明的特征：土丘建筑，在艺术和建筑中寻求平衡和对称的倾向，围绕着方形寺庙和广场的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用纪念性艺术来表现的包括酋长的专业精英，包含放血和活人祭祀的统治仪式，一种植根于萨满教并由国王和祭司进行血腥祭祀仪式和狂热表演的宗教，以及以玉米、豆类和倭瓜为基础的农业。

◎欧亚大陆

新世界模式可以概括为农业国家和城市的出现。然而，与整个欧亚大陆的类似变化相比，美洲的这一过程是缓慢而不完整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程度有限的。最有可能的解释是隔绝阻碍了变化，无法超越的地理状态将新世界各文明中心隔绝开来。相反，气候的连续性、适于航行的海洋和长距离的陆上商路促进了文化交流，刺激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发展。

然而，就我们所知，大约公元前5千纪和公元前4千纪之交，在东欧部分地区，技术和政体的创新似乎没有受到该地区以外区域的任何影响。在喀尔巴阡山山麓，如今塞尔维亚多瑙河中游的鲁德纳格拉瓦（RudnaGlava），有欧洲最古老的铜矿，也是早期的冶金中心。蒂萨（Tisza），地处今天的匈牙利，在这里冶炼工人将铜加工成珠子和小工具，这一“神奇”的过程让他们变得神秘起来。在保加利亚富含黄金的山丘上，壕沟和栅栏围绕着定居点，入口正好对应罗盘上的点，就像后来的罗马军营一样。在史前的欧洲，没有什么地方比黑海旁的瓦尔纳更令人惊叹。在那里，一位酋长埋葬于地下，手里握着一把金柄斧头，阴茎戴有金套，还有将近1000件黄金饰品陪葬，其中数百个圆盘必定曾使耀眼的外套闪闪发光。从罗马尼亚特尔特里亚（Tartaria）附近出土的泥板上，不可思议的标记看起来很像文字。

同样是公元前5000年前后，第聂伯河中游的斯莱德涅斯多格（SrednyStog）东部不远处，已知最早的驯马者在废物堆里堆满了马骨。在公元前5千纪的坟墓中，放置着带有铁箍制成的拱形结构和大型实木车轮的货车，它可以在牛的牵引下隆隆前行，仿佛是为了在来世使用。它证明富有的酋长们有能力进行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尽管游牧生活需要不断的移动。很少有其他社会富裕到可以埋葬如此大小和价值的陪葬品。欧亚大陆中部成了运输技术的发源地，最早的可辨认的战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早期的乌拉尔山南部地区。

▲铜器时代富有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酋长，埋葬于保加利亚的瓦尔纳（Varna），有几百件金饰品陪葬，其中包括阴茎护套。

从扎格罗斯山脉向东延伸到俾路支省，更为神秘的建筑散落在南部的广大区域。例如，苏萨（Susa）的人们用泥砖建造了有台阶的高台，面积超过75平方米，高度超过10米，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的金字塔早了近1000年。从稍晚时候开始，同样的发掘发现了彩色的圆柱形石头，上面雕刻着许多带窗户的建筑的正面轮廓。

与此同时，大型纪念建筑项目正在地中海地区进行，其规模只有农业社会才能支撑，而且也只有国家才能组织。已知的第一批大型石屋的遗迹出现在马耳他。公元前4千纪到公元前3千纪，这里围绕着三叶草叶子形状的宽敞庭院，至少有六座石灰岩寺庙建立起来。其中一座里，由黏土制成的所谓睡美人，与一座高大的丰臀女神像相伴。这里还有祭坛，墙壁雕刻中有些是螺旋图形，有些是鹿和牛的形象。公共坟墓里则堆放了数以千计的尸体。

在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大约在同一时间或不久之后，奢侈品找到了市场，纪念性建筑也出现了。在贵族的尸骨旁边，陪葬的财产定义了显赫的地位，并且揭示其往昔的生活方式，比如曾经伴随作战的武器和曾经盛酒或向神敬酒的酒杯。酋长们埋葬在巨大的立石下，周围石圈的设计可能类似于他们之前作为礼拜场所的森林中的空地。例如，在奥克尼群岛（OrkneyIslands）的麦豪石室（MaesHowe），一座寺庙建筑旁有一座精致的坟墓，在仲夏的白天阳光充沛。它附近的石圈的作用是观测太阳，或许还可以通过魔法控制自然。它的西边有一个石头建造的村庄，仍存有壁炉与合适的家具。人们很容易想象这里是一个遥远的殖民站，保留了英国西南部和法国西北部的远方老家的风格和习俗——老家那边也发现了类似但更大的坟墓和石圈。

▲马耳他塔尔欣（Tarxien）地区的一座神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石制建筑。

▲塔尔欣地区出土的“睡美人”塑像：一位衣着华丽、臀部丰满的沉睡女神。

在日益多样化的世界里，四个大河流域脱颖而出，它们是埃及尼罗河中下游地区、印度河的哈拉帕（Harappa）地区和如今已干涸的沙罗室伐底河（SaraswatiRiver）地区、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在这些地区，人们开发的土地比其他地方更多，改变的速度也更快。那里的农田和灌溉工程改造了景观，纪念建筑覆盖了地面；那里的废墟和遗迹仍然激发着广告商、艺术家、好莱坞编剧、玩具制造商和电脑游戏设计师的创意，正是它们塑造了我们关于文明面貌的观念。当我们听到“文明”这个词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木乃伊；中国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形塔庙和刻有楔形文字的写字板；或者，我们会想象狂风侵蚀着几乎消失的城市，使其沦为沙漠。我们称它们为种子文明，就好像它们是文明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温床；或者称其为伟大的文明，通过描述它们来开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史。如果我们把它们综合起来考量，可以看到在共同的生态框架内，持续的分化如何打开了文化的差异。这个共同的生态框架包括了不断变得温暖干燥的气候、相对干燥的土壤、对季节性河流泛滥以及灌溉的依赖。

人口稳步增长了百万之众，文明的中心地带人满为患。在埃及，人口相当均匀地分布在狭窄的尼罗河泛滥平原。但在公元前3千纪早期，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已经遍布城市，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神灵和国王。乌尔（Ur）有埋藏着惊人财富的王陵和高耸的金字形塔庙，它们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几个世纪后人们将其中最大者奉为神迹。在同一个时代的任何一座哈拉帕城市里，市民都会有家的感觉，因为到处都是同样的街景和住宅，连每块砖的规格都是统一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的面积大到足以容纳5万到6万市民，在哈拉帕也能超过3万。其他定居点规模没有如此庞大，但是数量众多，仅考古学家发现的就有至少1500座。中国的部分地区也逐渐呈现出城市面貌。公元前2千纪，边境城市反映了文明的传播和国家的壮大。例如，湖北的盘龙城，其官衙就被43根柱子所形成的柱廊围绕。

这些相同的环境适合专制，或者至少适合强大的国家对臣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控制。在泥沙淤积、易发洪水的河岸上，为保证生命安全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治理水患。公元前4千纪一位埃及国王的权杖杖头显示他挖掘了一条运河。众所周知，那时公正的法官是“受害者的堤坝，守护着他以免被淹死”，而腐败的法官是“流动的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拉尔萨（Larsa），一份以灌溉承包商鲁伊吉萨（Luigisa）命名的档案留存下来。鲁伊吉萨调查了运河建筑用地、工资和规章，组织并监督了挖掘和清淤。招募工人是关键任务，挖掘水渠需要5400人，偶尔出现的紧急维修一次就要1800人。他控制闸门开关的工作具有潜在的好处，这意味着控制了水的供应。他得遵守誓言以免丢掉工作。当他失去了水渠的控制权时，他向一位更高级别的官员抱怨说：“我有什么罪过，国王把我的水渠夺走了交给额特鲁姆（Etellum）？”

人们很容易将自由的丧失归因于强势领袖的崛起，但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在古埃及，最常见的国家形象是牧群，国王像放牧人一样照料着国家。这一比喻可能反映了早期游牧群体的政治观念。农业比放牧涉及更多的土地争夺，关于土地的纠纷和战争加强了领袖的统治地位。战争和财富的增加也会让元老和长者失去最高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更强大、更明智的领导人。

▲公元前3千纪消失的哈拉帕文明遗存下来的人物塑像之一，表现的可能是舞女，也可能是后来印度传统中的寺庙妓女。

也许，受害最深的是女性。伴随着出生率的迅速上升，从母系血统到父系血统的转变将妇女与养育孩子联系在一起。从现存的美索不达米亚法典和中国文献来看，女性的才能越来越集中于家庭。然而，在家庭之外，城市生活为女性专门从事劳动创造了新的机会。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述，妇女和儿童可以是纺织工人，他们也可能在哈拉帕的城市里纺棉花。与此同时，艺术把她们描绘成卑微的角色，比如哈拉帕那些噘着嘴、无精打采的青铜舞女，或许她们是寺庙里的妓女。然而，妇女可以作为统治者、女先知和女祭司行使权力。家庭生活给了她们非正式的机会。现存的文献显示，她们有权提出离婚，有权收回财产，有时还有权从前夫那里获得额外赔偿。埃及的《教谕书》（BookofInstrus）中说，妻子“是一块有利可图的田地，不要在法律上与她争辩，要防止她获得控制权”。

储存和保护食物的需求也赋予了统治者权力。在依赖少数几种作物的社会中，粮食短缺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在收获前的无产出季节。《圣经》里有以色列人约瑟（Joseph）的故事，他作为法老的宰相将埃及从饥饿中拯救出来，使人回想起“七个荒年”。这些不好的时段已经成为民间记忆的一部分，就像“人人食其子”的年代一样。如果要反抗自然，那就要增加储备以应对天灾人祸。阿玛纳（Amarna）的一个墓地显示，一个仓库里只堆放着六排食物，包括成袋的谷物和成堆的干鱼，它们存放在砖柱支撑的架子上。拉美西斯二世（RamsesⅡ）在位时期大约是公元前1300年，古埃及年表中的日期并不确切。用来存放其遗体的神庙建有巨大的仓库，其储备足以养活2万人一年之久。一位高官坟墓中的壁画自豪地展示着税收情况，形象地用菜单展示了帝国的粮食耗费，包括一袋袋大麦、成堆的饼和坚果，以及几百头牲畜。国家作为仓库而存在，似乎不是为了重新分配物资，而是为了赈济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