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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长 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第2页）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让我们快速回到史前时代。在公元前1。27万年，地球上大约有400万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生活在成员人数超过20人的社区中，而今天全球有70亿人，其中有二十分之一居住在拥有1000多万居民的“超大城市”。平均每个国家有3400万公民，中国和印度各有超过10亿人的人口。据麦迪逊估计，公元前1。27万年的平均生活水平相当于每人每天1。10美元，而在今天这一数据是25美元。1。5万年前，典型的狩猎采集群体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25，而今天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都要更高，大概是0。30—0。35，尽管这与1350年的典型系数0。40—0。50相比已大幅下降。经济学家所说的1920年至1970年的收入“大收缩”是与长期趋势显著背离的，而长期趋势现在似乎已经恢复。国家权力大为增加。在我的衡量成事能力的指数中（前面已经讨论过），得分从公元前1。27万年的5分以下跃升至2000年的906分。自1800年以来，组织飞速增长，在这约1。5万年的时间里，它已经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日益壮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并不总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长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智人大约在10万年前进化出的异常高效的大脑；第二，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温暖潮湿的气候盛行，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称之为“漫长的夏天”。在公元前10万年以前有过几个“漫长的夏天”，但没有智人通过创建更大的组织来应对；在公元前10万年至公元前1。5万年智人出现了，但没有“漫长的夏天”。只是在最近的1。5万年，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这使智人（“认识自我的人”）变成了超人（“成长中的人”）。

在温暖潮湿的后冰河时代的世界，植物将大量的太阳能转化为自身的能量，动物又吃掉了大量的植物（以及动物）并进行繁殖。包括智人在内的每个物种都在繁衍，直到其数量超出可利用资源的承受范围，于是它的种群崩溃了。然而，智人的大脑运转得如此快速和灵活，以至于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和改变我们收集植物和捕猎动物的方式来应对匮乏（就此而言，也包括应对富足）。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但是通过对食物来源施加新的选择压，人类创造了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生物。一些植物和动物进化成新的驯化类型，为人类提供了比它们的野生祖先多得多的食物。

驯化既带来了成本也获得了收益。更多的食物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机会，以及更多的工作。人们不得不重组他们的社会来管理日益扩大的组织。重组通常意味着更多的永久性村庄、更强大的财产控制权以及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性别不平等，但它也带来了知识、劳动专业化和复杂性的增加。人们有自由意志，可以（也确实）选择抵制部分或全部的这些趋势，但几千年来，走向“有利于增长”的制度和价值观的群体取代了那些没有这样做的群体。这些制度和价值观包括父权制、等级制度和奴隶制，以及文学和高雅文化。

公元前1。25万年，乡村生活在中东出现，驯化出现在公元前9500年，而农业则在接下来的2000年中走向成熟，没有哪一个是一蹴而就的。农民不断学习轮作谷物和豆类以免耗尽土壤肥力；学习使用梯田；学习把动物套在犁和车上，利用它们的粪便来增加农作物产量；学习使河流改道以灌溉庄稼；学会去除土壤中的盐分，因为灌溉造成盐分在土壤中沉积；学习使用金属工具挖掘他们的土地；等等。创新提高了产出，支持了更多的人口，也就需要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但是为了支持这些创新并团结这些群体，人们必须不断革新他们的制度和世界观。每一种解决办法都产生了新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最常采用的战略之一便是扩大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规模。

一个公式解释了本章开头的很多统计，即“超人+漫长的夏天=增长”。然而，它显然不能解释迄今为止所见图景中的全部内容。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优秀，我们需要知道个中原因。

地理位置的力量

上文地图显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通常聚集在我所说的“幸运纬度”（luckylatitudes）上，这是一个在旧世界从中国延伸到地中海，在新世界从秘鲁延伸到墨西哥的带状地区：在这里，环境和历史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经济繁荣，刺激了创新，加速了变化。进化论者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在他的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解释了原因，但历史学家并不总是理解他关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的讨论。如果不了解一些史前地理情况，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几个世纪。

戴蒙德指出，严酷的事实是，在冰河时代末期，潜在的可驯化动植物分布非常不均匀，绝大多数是在幸运纬度上进化而来的。考虑到人类在任何地方都大同小异，这意味着那里的人极有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早地驯化动植物。这在幸运纬度地区更容易达成。

此外，戴蒙德观察到，即使在幸运纬度地区，资源分布也不均衡。欧亚大陆最富饶的地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东，其次是东亚和南亚，然后是墨西哥和秘鲁。因此，驯化的迹象首先出现在中东（大约公元前9500年），接着是巴基斯坦和中国（大约公元前7500年），然后是墨西哥和秘鲁（大约公元前6250年）。在资源稀缺的幸运纬度之外的地区，北美东部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开始了驯化，萨赫勒和南部非洲则是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之前，新几内亚是个迷人的局外之地，其驯化至少早在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了，我后文将会谈到。

总的来说，一旦开始走上增长之路，世界各地都会遵循大致相似的时间表。从第一次干预其他物种的基因组到拥有数百名居民的永久性农业村庄，通常需要2000—4000年的时间。然后，农业村庄又花了同样长的时间成长为我所说的低需求国家，它已经出现了君主、神职人员和贵族，通常还有书写文字。再经过1500—2500年，这些国家变成拥有数千万臣民和极其复杂的精英文化的高需求国家。

时间进度的细节取决于当地的资源、每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员的具体决策。在新世界，也许是因为可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太少，人们从简单农业到先进农业的时间一般是欧亚大陆幸运纬度地区的两倍（4000年而不是2000年）。而新几内亚人尽管拥有足够多的可驯化植物，几乎可以像墨西哥人和秘鲁人一样很早就开始耕种，却缺乏资源来生产足够的剩余粮食，无法像幸运纬度地区那样供养第一批国家。当地的主要作物如芋头和香蕉，不如水稻、小麦和大麦那样适合长期储存，这可能也是重要的原因。

每个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公元前1000年，一个地区越早开始走上社会政治发展的道路，其组织规模就越大，这一点大体上是正确的。因此，最大、最富有、最不平等以及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聚集在欧亚大陆的西端（特别是在今天的埃及、土耳其和伊朗西部形成的三角地带），其次是中国北部和印度，然后是墨西哥和秘鲁。

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如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缺少可驯化的动植物，以至于他们几乎到1350年都没有开始走上这条路，而其他地方则找到了不同的增长途径。在草原地带，从中国东北到匈牙利横跨旧世界的干旱草原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类可以食用的，但是牛羊马都在此茁壮成长，人类能够以它们为食。到了大约公元前5000年，农民已经从巴尔干半岛迁移到西部大草原变成牧民。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今天哈萨克斯坦的牧民已经驯养了野马。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350年，草原骑马民族创造了截然不同的游牧国家和帝国，他们与幸运纬度地区的农业社会作战，甚至颠覆了这些社会。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仅仅是对自公元前1。3万年以来一直发挥作用的趋势的演绎。人类不断发现，更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因此这些组织几乎遍布各地。幸运纬度地区的组织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并且这种比其他地区的组织更大、更富有、更复杂的状况一直在持续。

然而，地图也表明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虽然到175年世界上最大的组织都在欧亚大陆西部，并且已经存在了1万多年，但到了1350年，东亚已经领先了，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则已经见证了其最大规模国家的萎缩，这些国家既不是最大的宗教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最大的经济组织。这是历史上财富和权力的最大转变之一，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其原因尚未达成共识。

我们应该承认，生物学和地理学在回答本章前面提出的五个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但它们并不能回答所有问题。是时候通过三张世界快照来观察其他原因了，它们分别位于我们所述时段的起点、中间点和终点。

公元前1000年的世界

到公元前1000年，农民已经遍布世界上大部分可耕作地区。到1350年，几乎所有上述地区的土地都有人耕作。考古学家还在争论细节，但是班图人的大迁徙可能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不久就开始了，这次迁移将农业、牧业和炼铁业从西非和中非带到了非洲大陆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会使用金属的稻农在公元前600年从印度殖民斯里兰卡，在公元前500年从朝鲜殖民日本南部，同时，其他东亚的农民已经乘独木舟来到大洋洲最西部的岛屿定居。在农民到达之前，这些岛屿通常是无人居住的。但在大多数地方，农业的发展意味着狩猎和采集的撤退。

公元前1000年，可能还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仍然生活在奉行平等主义的游猎群体中。这些群体大多流动性很强，以家庭为基础，通常不到十几个人。他们的社会等级通常非常有限，主要基于年龄和性别。多个群体偶尔进行节日聚会，举办需要更大团体参加的活动，为交换结婚对象提供一个人口繁衍的基因库，这点同样重要。这些聚会可能是由临时的首领来主持。

也就是说，游猎觅食社会高度多样化，在资源非常丰富或有可能储存所收集的食物的地方，更大、更持久和分等级的群体成长起来。这些“富裕的觅食者”中最著名的生活在太平洋西北部，在那里，800年前后发明的支架独木舟使他们能够捕获大量的野生鲑鱼。

还有在世界人口中占比较小的人群过着牧民生活，他们大多生活在欧亚大陆幸运纬度地区的草原和沙漠边缘或非洲稀树大草原上（美洲和澳大利亚几乎没有大型哺乳动物可供放牧）。他们一般生活在几十或几百人的亲属群体中。在这些群体（“部族”和“部落”是其常见的标签）中，一些家庭可能比其他家庭富裕得多，尽管由于财富主要体现在牲畜身上，家庭的财富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

▲7。5主要的农业扩散（公元前1000—公元1350年）（注：阴影部分表示公元前1000年时世界上的农业区。）

公元前1000年之后，由于阿拉伯骆驼的驯化和能够在大草原上长途骑行的强壮马匹的繁殖，牧民群体流动性大为增加。这也极大地加强了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促使首领们结成更大的联盟，动员成千上万的骑兵去掠夺农业国家的边境地区，或者向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勒索保护费。亚述人的信札中提到，早在公元前707年，辛梅里安骑兵就击败了乌拉尔图（Urartu）国王。亚述帝国雇佣草原骑兵进行反击，在公元前677年打败了辛梅里安人并杀死了他们的国王。但是公元前652年，游牧骑兵又回来了，洗劫了萨迪斯（Sardis），杀死了吕底亚（Lydia）的国王盖吉兹（Gyges）。公元前652年，游牧的斯基泰人在摧毁亚述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全世界超过90%的人口是农民，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相对简单的群体，缺乏垄断暴力使用权的中央政府。就像游猎觅食者一样，组织差异很大。一个极端是小规模的、完全平等的村庄，如北美中西部早期林地文化中的村庄（大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300年），它们很少有超过50名居民，将简单的农业与游猎觅食结合起来，并举行公共仪式。另一个极端是公元前750年像拉本塔的奥尔梅克这样的地方，那里有几千名居民忙着修建巨大的土丘平台、一座100英尺（约30。5米）高的金字塔和玄武岩的纪念头像。奥尔梅克的领导人显然大规模地动员了劳工，这也许是通过宴请和亲属团体之间互尽义务的方式达成的。大多数考古学家怀疑奥尔梅克的领导人无法长久领导使用强制手段的国家机构。

几乎无一例外，这些非国家的农业社会都是“文盲”，因为他们缺少那些需要书写文字的组织。主要的例外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崩溃到来之前，那里的一批拥有识字官僚的国家已经从埃兰（Elam）延伸到了埃及和希腊。在某些依旧保有国家机构的地方，比如在埃及，书写文字也幸存了下来；但是在那些国家完全消失的地方，比如在希腊，书写文字也消失了。然而，希腊人还是与仍然识字的社会保持着联系，并在公元前800年前后改造了腓尼基字母。因此，希腊和以色列的公元前1千纪早期的文献生动地展示了非国家的农业社会的内部运作，形象地描述了不稳定的政治组织经历着痛苦且往往是暴力的国家形成过程。

公元前1000年，世界1。2亿人口中的1000万到2000万人生活在位于欧亚大陆的幸运纬度上的城邦里。在埃及和埃兰之间的一些分散的地方，政府在公元前1200年的崩溃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在南亚，从公元前19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国家的瓦解到公元前900年之后新的城邦国家的形成，已经过去了1000年。在东亚，最早一批国家只是在大约公元前1900年才形成，但是到了公元前1000年，他们的后继者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在新世界，前面提到的奥尔梅克人和秘鲁的查文文化充其量只是国家的雏形。

人类学家兼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绘制的图表是对这些屈指可数的早期国家如何运作的一个抽象但有用的概括。盖尔纳将这种理想型的早期国家称为“阿格拉里亚”（Agraria），并认为在这个神秘但典型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与大多数直接农业生产者或农民严格分开”。盖尔纳图表中的双轨线标志着这种严格的大众与精英的区分，而单行线标志着统治阶级在军事、行政、文书及其他任务领域中专业人士的内部分工，他们有自己的等级地位和法律规定的边界。

盖尔纳解释道：“在顶层横向分层的少数群体之下，还有另一个世界，即社会其他成员的横向隔绝（laterallyinsulated）的小规模社区，也就是农民村庄。”盖尔纳称之为“横向隔绝”，因为农民外出不多，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农民可能都住在离出生地步行可及的地方。在阿格拉里亚，每个地区的农民都有自己的方言、仪式和传统，这种生活就是盖尔纳所说的“内向的生活”（inward-turnedlives）。图中的虚线象征着农民世界的分裂，与统治者生活的更大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盖尔纳认为：“国家感兴趣的是征税、维持和平，而不是其他。”

▲阿格拉里亚：人类学家兼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的理想型农业国家模型。

在公元前1000年，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和阿格拉里亚相似，按照后来的标准来看，它们甚至也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称它们为低需求国家。埃及可能最为广阔和强大，但是到公元前1100年，它已经丧失了黎凡特和努比亚。到公元前11世纪60年代，它在尼罗河流域的统治也已经支离破碎。其中一个王朝由位于三角洲地区的塔尼斯（Tanis）统治，而阿蒙神的高级祭司却在底比斯（Thebes）以国王的身份行事。到了公元前10世纪40年代，“梅什韦什人（Meshwesh）[18]的诸首领”在布巴斯提斯（Bubastis）建立了利比亚王朝。到了公元前9世纪，埃及的统治更加分崩离析。这些小国相安无事，似乎只是因为势均力敌。至于法老，则在一封写于公元前1072年的信中问道：“他到底是谁的统治者？”这些小国的政府很少记录文本，很少增加税收，也很少发起远征。当统治者确实要建造纪念碑时，他们通常会从旧建筑中拆卸材料。到公元前12世纪50年代，拉美西斯三世的政府显然已经失去了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的能力。由于没有钱支付工资，皇家工人的罢工此起彼伏。

其他同时代的国家也陷入动**。例如，公元前1046年，当周朝推翻了统治中国黄河流域的商朝时，他们意识到自己缺乏在被征服领土上驻军和实施管辖的能力，甚至没有尝试过这样做。相反，周天子鼓励他的家族成员在商朝故地建立新的城市。每个新的封臣都将成为自己的主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致富。这为周天子节省了统治成本。他只要求当他去打仗时，诸侯会从他们自己的城市带来军队协助作战。胜利之后，周天子将与诸侯分享战利品。

社会上层都是赢家。这种低需求国家并没有为周朝统治者带来多少收入，但也没有多少花费，因为周天子和他的继任者不用支付工资，还把一部分战利品留给了自己。只要收入大于支出，统治者就能保持偿付能力。除了建造宫殿、祭奠祖先、举办大型聚会（通过劝说诸侯接受“周天子受命于天，因而他是唯一权力来源”的说法，来降低确保精英服从的成本）和发动战争之外，他们没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也确实不需要做更多。

▲大约公元前10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的一尊大青铜鼎，同它的主人一起埋葬在一座西周精英的坟墓中，用以在死后延续他在生前所拥有的威望。[解说信息来自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杰茜卡·罗森（Jessi）教授]

这种低需求模式被多次改造。例如，在亚述王国，政府在公元前12世纪彻底崩溃，以至于公元前1076年至公元前934年没有任何存留至今的文献。在公元前934年后最早的一份文件中，国王阿舒尔·丹二世（Ashur-danⅡ）说道：“我带回了疲惫的亚述人民，他们在匮乏、饥饿和饥荒面前放弃了他们的城市和房屋，去了其他地方。我把他们安置在城市和房子里。”阿舒尔·丹二世和他的后继者留下的碑文坚持认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失去的土地，并迫使每个人认识到亚述的主神阿舒尔是所有神中最伟大的。为此，他们需要集结军队，将该地区变成“阿舒尔的狩猎场”。

有一个国家可能是上述概括中的例外，这就是以色列联合王国。根据《希伯来圣经》，在公元前950年，所罗门王统治着从西奈半岛到叙利亚的所有地方，掌管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该机构为大型建筑、贸易和战争调动税收和人力。据说，他受到精英和平民的反对。由于抵制税收，王国在公元前930年一分为二。但是如果《圣经》中的说法是真的，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是地球上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

然而，这种说法有问题，与《圣经》故事和考古细节都严重不符，尤其是关于耶路撒冷的问题。争议围绕着每一个细节，但许多学者怀疑，《圣经》创作于事件发生的数百年后，作者将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的环境往前放到了公元前10世纪，夸大了以色列国家的能力。一些人甚至认为联合君主制完全是虚构的，这可能有些过了。但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在公元前1000年，所有的国家都是小型的、低需求的组织，与后来的情况相比非常脆弱。

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一味追求军事胜利。只有成功才能证实国王有上天（或阿舒尔，或任何当地类似的神）的授权，并提供战利品与他的封臣分享。所以，当战争机器失败时，一切都失败了。例如，在公元前957年，当周昭王攻击邻国时，周朝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南巡不返。”

到那时，或许可以把中国北部和埃及看作独立的城邦群，而不是脆弱但统一的阿格拉里亚。在公元前1千纪早期，类似的小单位（通常人口不到1万人，以一座设防的城镇为中心）统治着包括从南部的非利士人到北部的新赫梯人的黎凡特地区。随着公元前8世纪人口的增长，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采用并适应了类似的组织形式。在整个公元前1千纪，城邦国家在中亚的绿洲中蓬勃发展。他们的商业精英通常比阿格拉里亚的同行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他们的等级制度通常不那么严格，一些人对惊人的文化创造力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