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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万千变化中的政治与社会 从西方霸权到美国霸权的关系制度和冲突（第2页）

1815年后引起人们关注的大部分政治历史都集中在“西方”内部的冲突上。对于这种冲突有着不同的叙述和诠释。它们包括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以及崛起和衰落大国间的冲突等命题。每一种解释都有其优点，但没有哪种可以作为整体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国统治精英的选择因素，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目标的实施。在19世纪，这些过程涉及与精英之外的社会群体进行相对有限的协商，但在20世纪，人们既更关注这些群体，又决心明确民众的意见，即使在威权社会和专制政治制度中也是如此。事实上，民意已成为判断政治能力和有效性的一种考虑因素。公众的定义以及对公众角色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然而，对公众的关注有助于解释人们对宣传的热衷以及让消费主义适应政治信息的意愿。

无论精英阶层是响应大众的观点，还是对他们保持更疏远的态度，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国家的崛起，至少从官僚主义的发展以及相关的、自命不凡的精神风气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创造“官僚主义”（bureaucracy）一词的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让-克洛德-马里·樊尚·德古尔奈（Jean-Claude-MarieVideGournay）抓住了政府的潜能。那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和一些统治者、部长已经希望，通过利用和改造政府，他们将能够改革和改善社会。

这些改进发展于19世纪，部分与从科学理解和合理计划的角度考虑的功利主义有关。行政管理更多地是为了变革而治理，而不是维护稳定和执行正义。与此相关的是，传统精英日渐衰落。随着行政管理变得日益官僚化，行政管理人员越来越多地受到专业培训。资料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尤其是用于人口普查和税收的资料。

▲1849年9月9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的军队聚集在皇宫广场接受教皇庇护九世（PiusⅨ）的祝福，阿基莱·韦斯帕（AchilleVespa）作品。

政府并非孤军奋战。19世纪的西方精神越来越多地以技术思想和能力为模型。国家的理念与对标准化的承诺也在加快步伐。行政工作的机械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办公室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打字机的使用与技术的机械化有关。

对现代性和进步的崇拜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有助于提升效率而非传承价值。在建立新的社会和文化机构的过程中，以精英主义为核心的机构（公务员、军队、专家和教育机构）大大扩展了。这对宪法的形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民主的角度理解宪政。这种民主的本质在当时的标准下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特权（投票权）仅限于男性而且是有财产的男性。然而，这一民主化进程代表着变革，以及公民权利和愿望的合法化——至少是一位公民的权利与愿望。因此，公众对民族国家日益重视，并在19世纪对共和主义或至少是对向公众负责的君主政体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

与此相关的是，在文学、音乐、建筑、雕塑和其他艺术领域，人们也强调形式和内容的民族性与独特性。此外，历史记载、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介绍被认为是适当的，并与“背景故事”（back-story）相适应。政府有意利用历史为其利益服务，作为公共教育的一个方面，教科书和课程呈现了说得通的过去。

军事化是推动国家变革的全球主题。随着技术的发展，武器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显著提高，这提高了备战和打仗的成本。不管手工制造的枪支在单体质量上有多好，高效的大规模生产还是比手工制造更具优势。大规模生产涉及生产过程的重大变化，这需要资金和组织。例如，单发后膛枪以及随后连发武器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厂能够大量生产高水准的膛线、滑动螺栓、弹匣弹簧和传动链，并提供所需的大量弹药。

新型武器的大规模高效生产是“适销对路”过程的一个关键点，而不再是一种断断续续变化的状态。相反，变革转变为快节奏的、连续的过程，这在对早期的做法提出挑战的同时大大提高了成本。1908年之前的五年中，克虏伯（Krupp）在德国埃森（Essen）的工厂的车间面积平均每年增加5。2英亩（约2。1公顷），此后到1908年每年增加6。4英亩（约2。6公顷）。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克虏伯每月就能生产15万枚各种口径的炮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的动员。

在这种背景下，战斗力是强大的：这种战斗力反映了一种信念，它可能是国家发展和个人气概的一个必要方面，而且确实是两者的一个重要保证。国家拥有公民的生命权，这种信念在广泛的征兵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军人服从的习惯优先于不服从的原因，如宗教信仰或工人间的国际联合。

20世纪的国家

国家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事竞争以及为应征部队提供合适人口的决心的推动，“福利”也代表了人类机构在对生命的精神回应方面的潜在胜利。此后，在20世纪，人类通过各种政治制度表达了平等主义的信念，即所有人都应该在社会的权利、利益和义务中享有平等的份额，鼓励合理的规划以确保平等。这种信仰在传统上与左派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威权主义的做法，尤其是没收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人财产。这些目标和手段鼓励了极权主义和对反对者的残酷镇压，例如苏联、古巴等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还有许多民粹主义的左翼政权。相比之下，在混合经济的社会中，许多工业不受国家控制，这种抱负带来一个问题，即如何最好地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政府的做法往往与问责制背道而驰。例如，在民主政体中，尽管是以含蓄、不公开的方式，这种敌意表现为受雇于国家的往往是自我定义的精英，如司法人员或城市规划者，他们不愿接受流行信仰和消遣活动，否认其有价值，认为其不值得关注，他们扬扬自得地觉得自己是定义和管理社会价值观与行为的最佳人选。

20世纪政府职能的扩大加剧了这一趋势，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社会治安。无论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国家，在教育、卫生、住房、个人行为、法律和秩序等领域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都成为需要审查、警告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为仍需由国家机构加以控制。

富裕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政府支出占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965年的25%上升到2000年的37%，并且2000年时的生产总值要高得多。但是，公共部门尤其是福利国家的扩张给经济的其余部分造成了沉重负担。在全球范围内，政府权力和机构的大规模扩张为那些政府管理者与既得利益者带来了收入和地位。

在许多国家，国家公务员能够通过交涉获得一个相对安全和舒适的职位。政府的这种扩张往往具有强大的阶级因素，这与“白领”相对于“蓝领”的职业声望有关。此外，从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的国家中西方式官僚制度的继续和蔓延，对社会等级和行为的新模式的定义也很重要。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5年，埃及为所有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官僚职位。

当地人

在这类工作中，当空间有限时，就很容易忘记地方层面，而只关注于全球或至少是国家层面。这是一种危险的举动。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当地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他们如何应对全球的发展及其压力。影响的轨迹一般是从全球和国家到地方，特别是在政府层面。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联邦体制中，中央政府也变得更加强大，部分原因是受到二战和冷战的影响。

在印度，中央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权力走向膨胀反映的不是对外部挑战的回应，而是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起初政治和政府是一系列利益和权力相互妥协的产物，然后转变为一种更集中的、不太多元的权力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干预和规划作为现代化和增长手段的价值信念；它也反映了后者实现目标的难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般因地制宜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往往很难在此层面获得关注。

平等主义、社区和偏见

平等主义作为一种目标或修辞策略并不局限于左翼。相反，右翼民粹主义者在谈论人民或国家时，提倡一种社区的概念。许多观点激发了家长主义保守派的灵感，包括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国家具备有机的特征（如同身体一般），因此，一个人的健康就是所有人的健康。

对后者的关注与国家对妇女和儿童日益增长的关切密切相关，实际上，这种关切对发展人权十分重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女性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有的与男性共有，有的则没有。工业化、城市化、顺从程度的下降、世俗化，以及识字率的提高，这些标准议程对女性和男性都有很大影响。的确，就妇女权利而言，关键的权利是女孩同男孩一样从国家提供的教育中受益。这促使了女性识字率的显著提高，从而提高了她们考量情况、设想选择和尝试社会流动性的能力。

▲妇女在金奈排队投票。金奈是英属印度第一个允许女性参与投票的邦（1921年）。自2016年以来，女性选民人数已经超过了男性。

与此同时，妇女与男子在许多方面还远未平等。有些差异是可取的：妇女不被应征入伍，也不被期望能参加战斗。因此，尽管许多妇女是世界大战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但她们的死亡频率和方式与男性不一样。不幸的是，妇女在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工作场所方面面临着许多不平等。社会和文化的趋势及其发展也对改变以前认为妇女天生低下的观念具有重大意义。而对社会和文化观念存在差异的强调，并没有带来任何女性必然低人一等的观念。与男性平等的投票权是结果之一。1893年，新西兰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选举权平等，但美国和英国分别到1920年和1928年才实现。

在20世纪下半叶，所有政权，无论其本质如何，宣布支持人权变得更加普遍。然而，在实践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例如，尽管各国宣称所有人的平等正义是国家支持的法治核心，但许多人缺乏诉诸法律的机会。事实上，对本章所述时期的许多人来说，法律的世界并非国家及其代理人的世界——他们往往因遥不可及而不愿提供帮助，或因过于亲近而腐败地自私自利。而寻求权宜之计，特别是寻求当地亲属关系网络的帮助，乃是一种关键的政治手段。国家机构及其代理人的腐败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而且仍然是痼疾。它破坏了大众对政府的尊重，往往也破坏了对国家本身的尊重。

法律作为社区不同观念的登记者和调解者，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的确，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变化，这些都发生了巨变，而且各国的情况也大相径庭。最成功的国家能够确定一种不同于种族的社区和政治基础。尤其是美国在1901年至1914年期间每年接收近100万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年份，移民人数接近这个数字的两倍），创造了一种比大多数国家更成功的克服行业差异的美国文化，尽管这与移民一样，并非没有严重困难。非裔美国人[或称“黑人”（Blaegroe），在20世纪，术语和他们的可接受性都发生了变化]的处境是美国人在机会和包容等观念上一个特别的污点。尽管非裔美国人不再是奴隶，但他们依旧受到隔离，不仅在南方各州（那里黑人数量最多，而且曾是奴隶），而且在国家层面上也是如此，例如在武装部队和体育领域。此外，非裔美国人大规模迁徙到北部和西部沿海城市工作，二战期间工厂的就业机会使这一问题更具全国性。

民权运动，以及政府最终的行动，使种族隔离成为非法行为；该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20世纪60年代更是如此，尤其是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VhtsAct）。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任职期间（1953—1961年）曾担心苏联会利用美国国内的不满情绪，这一担心在20世纪50年代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冷战时期加强“美国梦”的产物，这一点在美国公众历史中没有民权运动带来的成功理念那么有吸引力。

改革并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而对歧视的愤怒加剧了广泛的骚乱，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洛杉矶和底特律等中西部城市。然而，黑人分离主义和激进主义并没有发展成大规模运动，大多数黑人领袖通过主流政治，尤其是民主党来追求社区利益。20世纪下半叶的人口结构转变导致了一种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思潮对美国公共文化的本质至关重要——尽管也存在争议，正如我们于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所看到的那样。

其他国家可能会发现，维持多元文化主义更为困难。例如，在印度，国大党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因为该党在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执政了几十年。然后，它受到了来自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宗派主义的挑战。印度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其国内各群体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行性仍不明朗。

仇恨意识